[资料]吉安所左巷[含3P]

建工大师兄 · 发表于 2011-8-30 09: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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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吉安所左巷

掌柜 · 发表于 2011-9-6 13:47:00

吉安所左巷

　　电视屏幕上清宫戏泛滥，那些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虽然在屏幕上挺鲜亮的，可真实中的她们，深宫高墙，地位低下，命运实在可怜。就是死后，也不能和“主子”在一个地方归天。

　　现如今在北京景山东北边，有一条小胡同，叫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左巷这个名字的来历，就和悲惨的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相联系着的。

　　吉安所左巷的西边，在清朝时有个吉祥所。您别以为是什么吉瑞祥和的场所。整好掉了个个儿，是棺殓、发丧苦命的宫女的地方。按照清朝的制度：皇后、皇贵妃、皇妃、妃亡故，在紫禁城内诵经治丧。贵人、常在、答应以及宫女死了，就在吉祥所按品位治丧。辛亥革命成功后，宣统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居住时，吉祥所还用着呢。

　　当时的吉祥所，南北200多米长，东西100多米宽，四周红墙，墙头却是灰色筒瓦。红墙内是荒芜草地，大院中央高大的厅房，供停灵诵经使用。

　　民国初年，吉祥所改名为吉安所。吉安所东边的小夹道，就成了吉安东夹道。后来改称吉安所左巷。

　　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后，张作霖张大帅手下人成立了官产局，将吉安所大院连同四面的红墙，一起给卖了。从此这里成了民宅。由于这里离北京大学不远，一些学生就在这一带租房居住。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刚来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板仓杨寓”。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吉安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住了下来。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长方形四合院，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铺着青砖，纸糊的顶棚，一铺通炕占据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儿。8个人挤住在3间小屋里，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个职业。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就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身为教授，实际才29岁，比25岁的毛泽东只大4岁。

　　毛泽东知道李大钊。他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爱的文章。

　　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这里必须说几句题外的话。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192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中，规定图书馆设立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4课，另附讲义收发、缮写两室。图书馆除了主任外，工作人员分4类：助教，负责收集书籍，指导学生阅读，人员必须从北大毕业生中录用，自1920年9月设立；事务员，由资深的图书馆人员担任；书记，一般由增聘的新手担任；杂务人员，包括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那么，“助理员”一说是怎么来的呢？

　　追根溯源，“助理员”一说最早出自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当时的情形是毛泽东口述、黄华翻译、斯诺用英文记录的，个别词语翻译不正确也是可能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却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后来的人直译成中文时，就成了如今流传甚广的“助理员”一说。

　　应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的不是“助理员”，而是“书记”。不过，当时的“书记”可不同于现在的书记。现在的书记一般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头儿，毛泽东当时的“书记”，只是个管理报纸、登记阅览的小小工作人员。用现在的话，也就是个临时工。

　　毛泽东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8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码是200块大洋。当时北京一个4口之家，每月12块大洋伙食费，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如此说来，毛泽东的月薪在当时不高也不低。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逐渐得到了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了李大钊，另一个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是《京报》主笔，又在北京平民大学、政治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书。邵飘萍思想进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还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9年春天，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了。这时又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湖南。

　　北京之行，进一步打开了毛泽东的眼界，迈出了他从湖南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因为他虽然始终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但他“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他原本计划在国内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去“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只是世事变迁，毛泽东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罢了。

　　斗转星移，毛泽东离开吉安东夹道7号已经快90年了。现在那里是普通民宅，并没有对外开放。毛泽东旧居的铜牌挂在胡同的南口和北口，但来参观的游客还是慕名而来。小院里老百姓的恬静的生活，总让游客多少感到与伟人故居的差距。

　　1979年8月21日，吉安所左巷8号已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修复了毛主席住过的北房。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一带将改建成充分体现四合院原有风韵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吉安所左巷8号，将来会让游客满意的。

秦凰鸟 · 发表于 2011-12-12 12:34:00

2011.2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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