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开幕式(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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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当时是北京体育大学体操专业大四学生,在编委会实习,常常扛个沉沉的大录音机去区里培训老师。他和关槐秀合作第六场“红色接班人”的动作设计。开幕式前一个月,筹委员所有人都住到工体宾馆,住标准间,吃饭10人一桌。编操人员有专门的大办公室,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最后的动作编排和细节问题。袁振说,“编动作,在坐标纸上画出来,这个阶段挺长,基本到1964年年底才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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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北京市教委已经按照编导们提出的要求,在学校挑选学生训练基本功。有时,编导们也编些小动作去学校实验”。徐培文说,当时按照各场操的要求,团体操编委们提出对演员的要求,然后由北京市教委将任务分派到各区,一般由一个区负责一场操。在每个区中,再由几个大一些或者学风好的学校来挑选队员,组织班主任、体育教师、音乐教师以及一些有特长的老师,统一到区里学习然后再训练学生。动作编好后,编导们要赶在寒假前训练老师和学生干部。一个学校训三四个人,手把手地教,一次只教一段,让他们回去教学生,教完了回来再学一段,然后再回去教学生。“一方面是怕他们记不住,另一方面是防止后面如果有需要改的,还来得及。”因为采用分段练习,大规模合练是很慎重的,也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尽量节省开支。 5 ^: ] \. H- j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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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培文回忆,一个学校的学生学会后,在区里先由几个学校“片合”,合好了通过编委会派人看效果同意后,再扩大合的范围,把一个区的合成、衔接顺了之后,最后才大合练,有的到工体去,有的不去工体,因为工体的草坪不能踩坏了,要保护。大合小合5次左右,其中整体的大合练3次,另外再正式预演1次。合练的时候,3站以内的学校是不发交通费的,走着去。3站以上的发一部分,大部分是学校租“大通道”(旧式两节式公交车),一车能坐一百多人的。一场操一般一千多人,光是一场的合练就要好几辆“大通道”。徐培文说,参加团体操训练的学生得到的奖励是“每个人一本《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是很荣耀的,大家都很高兴。还有每个人几尺布票,一双鞋。虽然看着很少,但一万多人,花费还是很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