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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在打电话，不停地往北京打——给朋友，给亲人，给职能部门。
( S0 F8 O5 l6 g9 v一方面，按各项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权利打给职能部门的电话被受理了，不管结果如何，目前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往前进行。而一些友人的无私援助给我极大的支持，使我有能力有勇气坚持下去。
% h9 i2 r8 z3 ]% }0 N可是，更多的时候，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是让我恐惧的声音。
* e3 K) Z, M( j4 a$ B. a8 {: Y$ H1 g% j比方说，我的一位亲戚，刚听我说到“拆迁”，便打断我，他说：全国都拆呢，我管不了，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社会关系。下回来北京到家来吃饭吧。还有一些文化界的长者，都是很正直的人，可是他们却说不想介入这样的事情。
+ I) G) F1 C2 I( {6 y0 z还有我的好朋友，当年那么的忧国忧民，面对着种种压力也不回头。可如今，去做生意了。我不敢跟他谈这些事，我害怕听到一个让我失望的回答，多少次到北京，我都不敢拨那个熟悉的号码。
6 x1 r* D6 P' |+ j" p) { W有一个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应该也算是朋友的人，2004年1月，一个陌生人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助他寻找他爷爷在哈尔滨留下的踪迹，以及他在俄罗斯的亲属。我尽我所能帮助了他，提供各种线索，联系国内外媒体。但是，当我给他打电话，刚一提到前门的拆迁，他立刻非常不客气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只对我自己家的事情感兴趣。”可是，他在向我求助的时候，想没想过他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打了无数次长途，电话费是我自己付的。联想起以前他对我的一位坚持文保事业的女友持嘲讽态度，才恍然大悟。但我无语，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冷场片刻，还是客气地跟人道别，只知道从此又少了一个朋友。 1 E$ r3 R# o; h& Y ^% {5 ] ~' w- _) J
是呀，经常有人问我：“你管这些事儿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 & y6 _* f# W% [- \5 ?9 J8 n
我说，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关乎民族的存亡。他们就很聪明地笑了，笑我的愚蠢。 4 ?8 j7 ?0 o E1 C0 G
不久前，黑龙江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召开年会，这里都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我是新会员，到那里才知是被党给统战了。但我在酒桌上适时提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大家给我面子没笑，但没有人感兴趣。只有一位市人大代表让我帮她写提案。 % x- X9 R( o3 a
前两天，我们同学从北京来哈尔滨出差，在哈的同学就小聚了一把。我在祝酒时发表一大堆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愿望，他们也笑，是宽容的笑。北京的同学说：“我们应该保护曾一智，她是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没有中间色。”我说，不对，我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朋友啊，他们都在为保护北京付出。他说，你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是我不可能跟你一样。 , n, V8 ?$ @5 \
我哭了，我知道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可有的时候，心会被那无边的冷漠刺痛。 , ~/ S" Z5 ^# T# M- W6 ?
我其实是个很脆弱的人。 | 
发表于 2006-1-23 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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