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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八道湾苦雨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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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8 17:3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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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斋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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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书房险些被拆,后来又说不拆了。有关部门要将它作为名人故居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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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段拆迁的波折,不断有外人来参观拍照,试图在杂乱的院落中,找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幽深和特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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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周氏兄弟曾经生活的旧院,早已物是人非。苦雨斋的旧事,尽管不时会泛起新的涟漪,但后人此刻的追忆能打捞起的或许只是一篓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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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记者  田乾峰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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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口,一纸拆迁公告宣告了这条老胡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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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范围包括:前公用胡同、八道湾胡同、西直门内大街、赵登禹路共计118个门牌号区域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拆迁完毕,位于金融街西扩范围内的北京35中将迁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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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的每次拆迁中,文物保护、名人故居都会是个敏感问题,这一次也毫不例外。拆迁公告刚贴出,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大杂院”——八道湾胡同11号也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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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曾在此居住。这个院落藏身于北京网格状的胡同里,微不足道。但由于两个性情既相通又反差巨大的兄弟曾在此居住,而且院中的书房苦雨斋也颇为闻名,这座普通的院落似乎不再只是院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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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是周氏兄弟二人在北京新生活的开始,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拐点。遗落在这座院子深处的往事,不可挽留地散进时间里,不可重现;又长久留在这个院子里,徘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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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名人故居,理应正常保护。然而,在名人之外,因为周作人被认为曾做过“汉奸”,关于这个院子是否还要进行保护的争议就从未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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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购买新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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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鲁迅离开绍兴老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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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后,鲁迅从绍兴前往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教员,1912年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平,到1917年,他一直住在京城绍兴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7号)内的补树书屋。那段生活被鲁迅形容为“寂寞”、“麻痹”、“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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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弟周作人的到来,打破了他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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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资助下,1917年4月1日,周作人应蔡元培之邀抵京从教,和鲁迅同住在绍兴会馆,兄弟二人当时“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煞是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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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已年近不惑的鲁迅,希望能够改善在京的生活。1919年,鲁迅将绍兴的祖宅卖掉,用3500元买下八道湾11号罗姓的一处院子,院子三进门,前院很开阔,进门迎面是影壁,其后是一排坐南朝北的9间前罩房,院门内有一块大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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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时就是因为看上这一空地,才买下这处院子。鲁迅曾跟好友许寿裳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当年,鲁迅膝下并无儿女,而是想到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都有孩子,他又很喜欢这几个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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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日记里记载: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新宅;12月19日,由绍兴接母亲和夫人朱安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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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同住进一个大院。周作人一家在后院北房西侧三间住,周建人一家住在后院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母亲住在中院北房西侧一间;鲁迅最初住在中院西厢房的三间,后来搬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间三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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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搬家,周作人没有出钱更无出力,几乎全是鲁迅一人完成。后为,鲁迅的母亲曾在砖塔胡同61号告诉邻居俞芳:从绍兴举家迁往北京时,除家具和书籍外,一行7人,老的老,小的小。只有老大、老三两个劳动力。在搬家前,周作人由北京请假回绍兴,陪送妻子羽太信子,带着三个孩子到日本探亲。从日本回到北京时,八道湾的修缮工作基本完工,他们搬进八道湾住,可谓是“坐享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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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的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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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八道湾11号后,由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支撑着,一家人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这期间,鲁迅和周作人的创作也颇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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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鲁迅创作出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9篇小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通话》、《一个青年的梦》等作品,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订稿,杂文数量更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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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阿Q正传》最为有名。据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很偶然,是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经常跑到八道湾,向鲁迅“催稿”催出来的。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22日,《阿Q正传》每周或隔周在《晨报副镌》上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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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也妙笔不断,创作了《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作品。并且,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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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不久,便以他深厚的外国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底子,在授课中赢得了相当的名气。很多文化名人常去八道湾11号拜访两位兄弟,与之交谈或暂住,那时的11号院子里,“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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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初,蔡元培聘请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世界语,并委托周氏兄弟照顾,兄弟二人将爱罗先珂安排在后院客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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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盲诗人的到来,给周家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周作人曾回忆说:“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随便,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与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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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在京城也日益出名。1922年10月,梁实秋曾到八道湾,邀请周作人去清华大学做讲演。梁实秋在周作人去世第二年(1967年)著文回忆这一经历:“……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周作人先生)请出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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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梁实秋第一次见到周作人。“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有那样的勇气,没有人介绍,径自登门拜访,请求他远道出城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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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23年,周氏兄弟共同生活在一起,在八道湾11号院里过着读书、写作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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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搬出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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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背后也有不断的纠葛。自1920年开始,周家的经济就开始出现赤字,鲁迅曾先后21次向友人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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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买房用尽了积蓄,且欠有外债。住到一个院子,他的工资交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并管理。“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三弟周建人说,他只在八道湾住了一年八个月,1921年9月初便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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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离开不久,大家庭生活里的纠葛就爆发了,并导致周作人和鲁迅“决裂”,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搬出了八道湾胡同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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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作人和鲁迅决裂的原因,旁观者曾做过无数猜测,至今没有确定的。事后,周作人和鲁迅也都再无提起,周作人还剪掉了相关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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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知道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从后院递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到:“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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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之前5天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录:“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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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研究者猜测分析,可能是在生活节俭问题上,鲁迅与羽太信子不和,导致兄弟二人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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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在八道湾胡同住了四年,鲁迅离开自己一手打造起来的家,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后为安慰母亲,又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了一处宅子(1956年后被辟为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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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家、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嫁给三弟周建人)则一直住在八道湾胡同11号,成为周作人的私宅,尽管之前周作人并未为这个宅子劳神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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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宅”变成“羽太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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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战乱,使这处宅院历经了一些不为外人易知的惊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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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杀。次日,从报上看到消息,周作人大惊,不知如何与正藏在自家后院的李大钊大儿子李葆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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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4月5日,李大钊被捕后,周作人就将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到自己家里,住在此前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住过的三间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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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华后来证实:“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并且,《语丝》每次一出版,周作人都送给他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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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牺牲后,有人赶着收集李大钊的文集,并转交给周作人送到上海准备出版,终因白色恐怖,未能如愿。不过,躲在“苦雨斋”书房里的周作人为保住李大钊儿子和文稿出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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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928年11月,周作人十四岁的女儿得盲肠炎,因医生误诊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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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周作人打击非常大:“我自己是早已过了不惑的人,我的妻是世奉禅宗之教者,也当可减少甚深的迷妄,但是睹物思人,人情所难免,况临终时神志清明,一切言动,历在心头,偶一念及,如触肿疡,有时深觉不可思议,如此景情,不堪回首,诚不知当时之何以能担负过去也。”此后很长时间里,周作人常念及爱女而生怅然之情,“苦雨斋”当年元旦照例的友朋聚会也因此取消。一年后,周作人著文《若子之死》,纪念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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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信子和芳子将他们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妇从日本接到了八道湾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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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暂住砖塔胡同61号时的邻居俞芳说:“……在谈到八道湾时,母亲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老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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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又说羽太家经济困难,老二寄些钱去接济是可以的,但把他们接到八道湾来住,就很不妥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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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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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鲁迅,这个八道湾11号的真正主人,在上海因病去世。而这座宅院的实际使用者周作人,也开始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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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大肆侵华,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教授南迁,朋友们劝周作人也南下暂避。周作人却不愿南迁,宁愿守在苦雨斋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反复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回北留南皆有困难,只好且看将来情形再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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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梦麟说:“抗战的时候,他(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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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沦陷区北平,周作人每天蛰居家中,“看点前人笔记”,“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应邀到北京饭店出席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这件事直接引发武汉文化界通电声讨参加此次会议的诸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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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名字第一次和汉奸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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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作家公开声讨周作人的言行,视其行为“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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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骂声一片中,1939年元旦,八道湾11号里响起一声枪声,差点要了周作人的命。枪是冲着周作人开的,暗杀他的原因至今不详,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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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曾回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间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枪。我觉得左腹有些疼痛,却并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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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案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决断。此前,周到燕大当了客座教授,谢绝了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遇刺之后,他放弃了此前与日本人敷衍周旋的态度,不肯也不敢再和日本人虚与委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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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三月,周作人受聘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八月,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出任院长。自此,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主人,选择了一条使自己声名狼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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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11号这座旧宅,也似乎因为主人选择似乎也失去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和光彩,沦为一座“汉奸”的宅子,惹得争议至今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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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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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到“文革”时,周作人因为之前曾担任过伪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批斗,八道湾11号也被“红卫兵”打砸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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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回忆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冲击是惨重的。开始是院里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抄了几次家,家里的东西差不多被洗劫一空,就连他们的塌塌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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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地是,现场有懂得文物价值的红卫兵,给鲁迅博物馆打电话,让他们来抢救这批文物。后来,“红卫兵”抄了半屋子周作人的旧稿和旧信,送到了博物馆暂存。在这批旧物中,除了周作人的旧稿外,还有“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近百人的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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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八道湾胡同11号被抄之后,周作人就被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张淑珍照料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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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叶淑穗和同事去看望周作人时,眼前的一切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着他,叫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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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后院东屋里去世,苦雨斋也失去了它唯一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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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余一个大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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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周作人去世前,1956年,周家宅子的前院就曾被改作军区招待所,用来接待部队的干部。今年80岁的王老爷子是11号里的老住户,当年他就在招待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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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后,他带着家人从河北老家回到八道湾11号,一直住在前院。他说,他没有见过周作人,不认识。“当兵的,都不喜欢串门。”对过去的历史,他不愿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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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爷子的邻居——金恒树师傅说,“文革”时他曾在后院见到过一次“大汉奸”周作人,“在院子的大槐树下,他脑袋上顶了个篮球胆,站在椅子上挨批斗。儿媳妇在旁边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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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过40多年的风雨冲洗,周家的这座三进门院子已经被围在平房里,很难辨认出最初的格局,院子里留出一条狭长的过道,仅能容一两人侧身而过。“不说,没人知道这里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就是一个大杂院。”30多户居民蜗居其中,晾衣做饭,炒菜的味道串来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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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底,媒体报道了“北京35中将建新址,八道湾11号面临拆毁”的消息,拆还是不拆又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其实,争议由来已久,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在《鲁迅与我七十年》明确说,他不赞同将八道湾作为鲁迅故居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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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说:“八道湾的房屋以北房最佳,而父亲本人根本没有享受过,而‘苦雨斋’又与鲁迅不搭界。他早年住过的屋子,又都破损不堪……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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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不同意周海婴的这一观点:“不能因为周作人后来的‘落水’,就将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一并抹杀。何况,鲁迅很重要的作品在那里诞生,而且八道湾11号可说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辛亥文化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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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部门又说,八道湾11号暂不拆除,将作为北京35中的校内文物予以保留。住户金恒树说,现在还没有人来找住户谈赔偿,将来要是补偿不到位,他们肯定不会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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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这一天下午,拆迁还没有动静,王老爷子、金恒树和同院住户站在门口,闲聊着,拆迁和现实是他们关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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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人更关注的则是鲁迅和周作人,以及这个院子的历史时光。租住在后院东房“老虎尾巴”位置的龚博,生于80后,留着一络腮胡子,每天埋头于文字,很少出门。尤其喜欢鲁迅的他,半年前机缘巧合住进这个院子,现在他住的房间,据说正是周作人当年去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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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巧合的是,与他合租另一间房屋的室友,和鲁迅当年一样,现在也在教育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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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周刊》2009.8.15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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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8 20: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帖子难得一见啊。
 楼主| 发表于 2009-8-18 17:49: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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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18: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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