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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論·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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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W) a4 a; u, ~关键语：“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6 Y5 j; G) a* ~; x+ I提示语：属文者必读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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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 R" Y- Y* e$ a" B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 T4 a3 y* l! X7 K- Y$ S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 t7 t$ b7 P" `+ b1 q$ l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 e: b1 {) Q' `% `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3 `0 ]& h, r+ y. I0 B0 I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營遂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 G, q* s D3 i) j- d) C7 [譯文：
& @; L: r- i- N5 Q3 B文人彼此輕視，自古就已如此。傅毅比起班固，文才不相上下，可是班固卻輕視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武仲因為會寫文章而擔任蘭臺令史，可是他一下筆就寫個沒完。」一般人喜好炫耀自己的長處，可是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很少人能將各種體裁都寫得很好，因此各拿自己的長處，輕視別人的短處。俗語說“自家的破掃帚，卻當作千金寶物”，這就是看不見自己缺點的弊病啊。當今的文人有：魯國的孔文舉、廣陵的陳孔璋、山陽的王仲宣、北海的徐偉長、陳留的阮元瑜、汝南的應德璉、東平的劉公幹，這七位先生，在學問上無所遺漏，在文章上不抄襲他人，都自以為是馳騁千里的良駒，各恃其才而並駕齊驅。想要使他們互相欽服，實在不容易啊！君子先審察自己再去度量別人，所以能夠免除上述的毛病，我本著這個觀念，而寫了這篇論文。
6 ^' \& j2 N+ D% s7 K% H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的辭賦時常帶有舒緩的語氣，但是可與王粲相匹敵。像王粲的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的玄猿、漏卮、圓扇、橘賦，即使是張衡和蔡邕也無法超越。可是他們其他體裁的文章，卻未能與辭賦相稱。陳琳、阮瑀的章表書記，是當今最傑出的。應瑒的文章平和卻不雄壯；劉楨的作品雄壯卻不綿密。孔融的才情氣質高超美妙，有勝過常人的地方，可是不擅長於議論，說理不能勝過文辭，以至於文中夾雜戲謔的語句。至於他所擅長的作品，可以和揚雄、班固媲美。
# R4 B5 K" i# _( B一般人重視遠古而輕視近代，崇尚虛名而背棄實學，又患了看不見自己短處的毛病，總認為自己的文章最好。文章寫作的基本道理相同，可是各類文體卻有不同的特性。奏議應力求典雅，書論須說理明白，銘誄以真實為貴，詩賦要辭藻華麗。這四類文體的表現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寫文章的人各有自己的偏長，只有通才才能同時精通各類文體。 6 y% J7 ~8 e0 e7 g) Q# F
文章以辭氣為主，而辭氣有陽剛與陰柔兩種不同的風格，這不是可以勉強求得的。譬如音樂，雖然曲調相同，節奏的法度也一樣，由於運氣的不同，本性上又有巧拙的差異，即使父兄有高超的技巧，也無法將它傳授給自己的子弟。 4 `5 J+ i# _; J! w- f
文章，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業，也是名垂千古的大事。人的壽命總有終了的時候，榮華安樂也只在於生前，這兩者有一定的期限，不像文章可以永遠流傳。因此古代的作家，把生命寄託在文章中，將思想表現於著作裡，不必憑藉良史的美詞評論，無須依託權貴的勢力，聲名自然流傳到後世。所以，文王被囚時推演易卦，不因困厄不得志而不努力著述；周公顯達後制作周禮，也不因生活安樂而轉移創作的念頭。如此看來，所以古人輕視徑尺的璧玉而珍惜分寸的光陰，就是害怕時間白白地過了。可是現代人大多不努力，貧賤就畏懼飢寒，富貴就縱情享樂，於是只圖眼前的事務，卻遺忘了流傳千秋的功業。歲月消逝，體貌衰老，很快地隨著萬物一同死去，這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痛啊！孔融等人已經去世，只有徐幹著有中論一書，自成一家之言。
) d) S" @+ Z: }寫作背景： 1 N9 @% s1 p$ W
《典論》原是一書，是曹丕為太子時所作，共五卷，今已散佚，僅存《自敘》和《論文》二篇，其他斷簡殘編，清黃奭《漢學堂叢書》有輯本。《典論·論文》中心在論述作家才性與文體特徵之間的關係，這是和漢魏之際政治學術思想的變遷直接聯繫著的。東漢後期統治階級選拔人才、授予官職，注重孝廉、鄉里評議、地方官吏察舉，故品評人物的清議之風極為盛行。曹操掌政之後，鄙棄儒學而提倡名法，在選拔人才上不再以儒家仁義道德為標準，主張“唯才是舉”，強調實際才能。當時的才性之爭，即研究人的才能與稟性關係的理論，是直接為政治上的這種需要服務的。品評人物、考核名實的目的是研究人君在設官分職時，如何使官職與爵位相適應，才能與官職相符合。爵位大小與任職的重要與否能不能一致，官吏的才能與任職的要求是否合適，這是人君能否無為而治的關鍵所在。為此就要研究人物的才能個性特點與所任職事的特點和需要，於是就有劉劭《人物志》等著作出現。劉劭《人物志》論十二種人流之業中專有文章家一類，說明研究作家才能之所長與辨析文體之性質，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曹丕典論中之論文一篇的關鍵正是在這裡。 | 
发表于 2010-1-5 22:01:00
发表于 2010-1-7 11: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