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工业学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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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八十六、工人阶级的样子

    当年由于生活条件极差，有的工人上班和下班就那么一身工作服。尤其突出的是钳工的李革，整天油耗子似的，下班后他到我们宿舍去都不敢让他坐，生怕把床坐赃。李革在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山东工学院，也算是鸡窝里飞的金凤凰。

    我们外地去的各位下班后总要洗一洗，再换上干净的衣服才出来玩或是到别的房间串门。一次在全厂大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刘达文说：“有那么几个小青年，下了班脸洗的白白的，还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到处串。哪有工人阶级的样子？”我们听了极不舒服，就到他家门外和他理论，我们说：“难道工人阶级脸上就得有嘎巴不成，穿干净衣服就不是工人阶级本色了吗？”吵得刘达文哑口无言，无言以对。

    闹不清谁对谁进行再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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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八十七、一眼看出塞规大了两道儿

    齿轮厂辅料库的头姓白，工具库的头姓兰。德州管裤衩脚裤头儿。我们几个外地来的爱开玩笑，就管这两位叫白库头、兰库头。

    兰库头年龄比较大，是磨工出身，技术高，级别高。有一次一个年轻磨工拿着一个刚刚磨好的塞规到工具库入库，兰库头拿过来一看说：“拿回去，大两道儿。”年轻磨工说：“你也没量就知道大两道儿？”都知道兰库头倔，谁也不敢跟他对付，年轻磨工悻悻回到车间。没精打采的拿出千分尺量了起来。这一量不要紧，他还真服了，真的大了两道儿。又把塞规卡在床子上磨了一刀，算是完成任务交了库。这事在厂里传得很厉害，人人都佩服兰库头的眼力。

    有一次我和兰库头聊天，问起这件事。兰库头毫不掩饰，说确有此事。我说：“那你的眼睛也忒毒了。”他说：“不像你么说的那么神，我哪能看出两道儿呀。只是他拿来的塞规光泽度不够，一看就知道差一刀活，干了那么多年谁都看得出来。”

    可见人老了就是块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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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八十八、特殊篮球队

    又是董少夫的一个调侃。

    大家闲的没事，有一天我去买饭票，听见董少夫正在行政科里瞎侃呢。

他说，咱们厂有个特殊篮球队。队员是财务科长仇志须兼队长、行政科梁登弟、门卫 老郭、医务室石大个子、小卖部那个老头。裁判是行政科史铭久。

我这里先挨个介绍几个“队员”和裁判。仇志须幼儿麻痹所致踮脚；梁登弟走路两个胳膊在身后左右甩；老郭大肚子短胳膊；石大个子身高不足米五；小卖部老头高度近视加光头；史铭久眼睛几乎到了失明程度。

    董少夫接着说，史铭久哨声一响球赛开始。只听哐当一声，史铭久不知出了什么事，连忙吹哨，并喊了一声“三秒”。过了好大功夫，史铭久才发现根本没人上场，他是瞎忙活半天呀！

    这个董少夫，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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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八十九、支援山拖

    1970年，山东省农机厅组织山东拖拉机厂大会战。全省各农机口工厂都要调人去山拖，山拖位于兖州，当时比德州生活还要苦。齿轮厂也同样有支援山拖任务，我们这些外来的大中专毕业生都担心去山拖。我也一样不愿意去，起码到那里又要比德州离北京远上几百公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中只有西安航校的两个女同学去了山拖。这两个人平时不多言不少语，只知道上下班，我们都说齿轮厂欺负人家。不过也不错，到底兖州比德州离西安近嘛。

    其他工人去了不少，最逗的是一个二车间的小青年小傅，是供销科老傅的儿子。他自己说，在德州生活近二十年，北面没超过长庄，南面没到过于官屯。于官屯有个火车小站，离德州不过六七公里。他那叫不愿意去兖州呀，他说去了我还回得来家吗，那得多远呀！结果他还真的去了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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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一列极为特别的火车从德州经过

    1971年9月13号后一两天，德州可传开了，前几天火车站有一列极为特别的火车经过。

    这列火车本来计划在德州停几分钟，要加水。起码在这列车到达之前两个多小时，车站的所有人员不管是接班还是下班，或是有其它什么事一律不许进出。一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通知加水工各就各位，过一会又一个通知，让加水工把水管龙头开到最大，随时准备给火车加水。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列只有几节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来，嘎然停在德州车站。加水工立即把水管插到火车加水管上，原先通知加水两分钟，谁知道不到两分钟，水管还没拔下来，那火车就飞也似的开跑了。

    事后才传出，原来那是毛泽东主席从上海紧急回北京处理林彪事件，经过德州。

据说那列火车从上海真如车站到北京丰台站毛泽东主席下车后，司机就晕了过去。

    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开行后，只需要不足5个多小时。毛泽东真不如等着坐高铁了，得省多少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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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一、“真可惜呀！”

    1971年10月1号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说，想不起来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还是柯西金出国访问，到达莫斯科机场后立即回到克里姆林宫，研究中国发生的特殊事件。我们看后百思不得其解。

    10月3号，陆耀军的父亲从内蒙古回老家衡水经过德州。我们几个在和他老人家聊天时，他透漏了林彪事件的部分内容。我们结合时间和现象分析才知道，前些日子经过德州的列车是毛泽东主席的。

    过后，我们把这事当然是当成重大新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传播了。赶巧我们到迟可荣宿舍时，因为他去了趟泰山累得够呛，睡得正香呢。我们不由分说，把他叫醒了。告诉他说：“林彪死了。”他似醒非醒迷迷糊糊的说了一声：“真可惜呀！”就又睡着了。到晚上，迟可荣醒来吃晚饭时见到我们，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们：“你们说谁死了？”我们才把那事的原委说了一遍，他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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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二、甜水舖

    自古以来人们时时事事都会往好处想，人取名字和村庄取名字也是一样。往往穷人会取个富名，干旱的村庄会取个有水的名。

    我们拉练路过的一个位于德州南面的村庄叫甜水舖，村子很大，在公社化时一个村子竟然分为甜北、甜中和甜南三个生产大队。据说过去这个村子叫苦水舖，原因是因为村里的井水非常之苦。后来为了符合人们想吃到甜水的愿望，改名为甜水舖。

    我们没进村时就开始议论为什么叫甜水舖，这个村里的井水是甜是苦？我坚持说肯定是苦。果不其然，甜水舖的水那叫一个苦，夸张一点说简直和黄连差不多，就连作出的饭都苦了吧唧的。要按苦的程度说，和柳树叶子的苦味不相上下。真的怕喝水，尤其是热水，真不好意思往下咽。好在只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当时应该是四月份，天还比较凉，我只喝凉水还算过得去。肠胃不好的人，出了村就开始男左女右的去排泄那稀了咣当的东西去了。

    前几年偶然遇到一个来北京打工的甜中村的小伙子，他告诉我整个甜水舖打了几眼3000多米的深井，全村人畜吃上了甜水。他们告别了祖祖辈辈吃苦水的历史，村子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甜水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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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三、伙计

    我们刚到德州时有不少人见面都称我们为“伙计”，乍听起来怪别扭的。我是伙计，那你肯定就是东家了。到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一种比较不见外的爱称，和叫兄弟差不多。现在的小品里那个大个子也是张嘴闭嘴的“伙计，伙计”的叫嘛。

    这种称呼不光是德州，而是山东人都是这样。看来江西人互称老表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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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四、馍馍、窝窝

    北京、德州由于语言上的差距，很多事物叫法也大不一样。

一天中午在食堂买饭时，一个小伙子挤到前头对着大师傅说：“俺要一个馍馍，一个窝窝。”

    嘿，怎么着？馒头和窝头都有别称呀。

    我正捉摸着呢，就觉得后面特别挤。心想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呀。等我买完饭出来一看，除了我以外后面仅有两个人。你说这事闹的，合算排队就得挤。轻松的挨个等着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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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五、鲜的、咸的

    我就怕食堂卖鱼，因为我弄不清是鲜的还是咸的。到买饭窗口问师傅：“师傅这鱼是鲜的还是咸的？”大师傅回答后我就得一个劲儿的琢磨，我不愿意吃咸鱼，有时感觉他说的是鲜的，就买上一份儿，上当的几率还是占一半。

    德州话“鲜的”“咸的”到现在我也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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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六、猪肝、竹竿

    一次我为了挂蚊帐要到市里去买竹竿儿。忘记是谁问我去干什么，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问我的是德州本地人。等我回到厂里，那位早就在我的宿舍门口等我呢。他一看我抗着几根竹竿儿，非常丧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去买猪肝儿，到这儿等着一起喝两口呢。原来你买的是竹竿，真让白流了半天哈喇子。”

    因为德州话猪肝儿和竹竿儿不太容易区分开，才闹出这个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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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七、臭鸡蛋

    有一次我一个人到青岛出差，差点闹出笑话。

    一天中午我到饭馆吃饭，刚买完饭在那儿吃就听见有一个人和服务员说：“有臭鸡蛋吗？”服务员回答：“有。”那人说：“给俺来一个。”

    怎么回事，青岛饭馆还有臭鸡蛋？我要看个究竟，就有意识地放慢了吃饭速度。等了半天，服务员给那个人端来一盘炒鸡蛋。嗐！这青岛话真要命，炒鸡蛋，我给听成臭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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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八、管“出差”叫“出发”

    我们刚到德州不久，一次电工组组长周松海出差了，应该是他走后三天时磨刀室一位李老师傅来到电工组问：“小周呢？”刘连增说：“出发了。”我在一旁就纳起闷儿来，不是走了好几天了嘛，怎么刚出发呀？等到那位师傅走了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刘连增：“周师傅不是走了好几天了嘛，怎么刚出发呀？”刘连增有点莫名其妙：“是走了几天了。”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他出发了嘛？”他说：“是呀。”我是越问越糊涂，他是越答越不明白。你一句我一句的我们两个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对答，谁也没明白谁说的是什么。在一旁的侯春田师傅曾经在北京当了九年兵，他听着听着听出了门道，插话说：“你们别说了，德州说的出发就是出差，北京说的出差到德州就叫出发。这下你们都明白了吧？”嗐！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

    后来知道了，不光是德州，山东都管出差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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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九十九、到头儿了

    一次我和周松海、严嘉敏二位师傅在三车间修滚齿机的主电机。在装电机轴上的齿轮时，明明已经达到了位置，我说：“别打了，到头儿了。”他们说：“没有。”于是就接着打。我再说，他们也是不听，还继续打。到后来我急了，说：“别打了，早就到头儿了。”并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电机轴的根部。这是周松海才说是不用再打了，行了。

    事后说起这事，闹了半天，他们以为我说的是装反了，按德州话说叫“倒头儿”了。这“到”和“倒”他们说起来差不多，还真不如南方人说“到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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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不叫“师傅”叫“老师”

   德州，其实也不光是德州，山东都一样。管自己的师傅，或是对别人尊称不像北京似的叫师傅，而是叫老师。刚开始时听起来感觉别扭又不顺耳，到后来习惯了也叫算是入乡随俗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叫不出口，总觉得叫师傅顺口儿。

    不知道过去人们把老师称为先生时，他们是怎么称呼师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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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88到50？绿色一片，都成了33的博客了，快过年了大家都忙什么呢？怎么没动静了?

菩提树

924_3346_3 发表于 2014-12-27 15:22
小品文九十五、鲜的、咸的    我就怕食堂卖鱼，因为我弄不清是鲜的还是咸的。到买饭窗口问师傅：“师傅这鱼 ...

1 g& m# Q8 K' ]8 n看了33的文章也想起一件事。1968年10月。单位送我们几个北京、上海、沈阳三个航校的毕业生去上海五合厂学习、上海航校的校友都回家吃饭，其余的人都吃食堂，上海的伙食非常丰富，比洛阳强太多了。我们不懂上海话，就老老实实说普通话。沈阳航校一个同学总喜欢学着上海人说话，比如馒头、米饭等等。有一天他看到食堂卖包子，胃口大开，一指包子，对炊事员说要四个，炊事员问他“底个黑个”，他说，对，我要四个底个黑个。炊事员提高了声音问他：侬要底个黑个。他说，对，我就是要四个底个黑个。炊事员瞪他一眼说，神经病。就不理他了，结果包子没有吃成。后来他才知道，食堂的包子有甜的和咸的两种。他说要包子，炊事员问他要甜的还是咸的，他误以为上海人管包子叫底个黑个，结果闹了笑话，包子也没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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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一、苏禄王坟

    前面说过，我们的宿舍距离苏禄王坟直线距离不过300米，现在根据当年的记忆介绍一下这座坟墓。

    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7月，在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的苏禄国东王、西王率三百多人来大明访问。在北京逗留二十几天，9月辞归，途中东王染病，于9月中旬薨逝于今河北省安陵驿馆。估计“安陵”这个地名源于此典故。

    10月除以王礼厚葬于德州北郊长庄乡北营村北。王妃、次子、三子及侍从等人留在德州守墓，后与当地人通婚。其后裔以盖、温、安等五姓定居德州。明宣德间，在墓旁修建了清真寺。

    我在德州时苏禄王坟仅有个大坟包和几个石人石马之类，随便可以到坟边去。据说后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访华专程到德州拜谒，可能还出了一些钱，后来德州便把苏禄王坟修饰一番。现在有了围墙，里面也很像个样子，成了个旅游点，收不收门票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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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二、十七级干部

    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确实如此。小城市就不一样了，一个十七级干部真就是如雷贯耳了。

    大约在1971年某一天早晨，厂里到处传开了。可了不得了，在新华书店门前，一辆汽车的撞死一个干部。我问他们，什么干部呀说的这么厉害。他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十七级呢！多可惜呀，这么大的干部。”

    搁在北京十七级叫什么呀，也就刚刚算是干部而已。因此有传言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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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三、小城市

    德州是个小城市，有多小呢？经过我们七天的一通转，总结出了结论。当时说是一个火车站、一个长途汽车站、一路公共汽车、一个体育场、一个电影院、一个戏院、一个警察岗楼、一个公园、公园里有一只秃尾巴孔雀、一只猴……也就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什么全有，什么都是一个。

    后来听了许多这方面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兵，一个喇叭全市听”，或是“一个警察一个猴儿，一盏路灯照两头儿”。总之就是个小。

    再后来的1985年，我代表首都钢铁公司去江西省九江市鄱阳湖畔的星子县搞综合开发的合资工作。那里有个说法更具特色：“小小星子县，开两家豆腐店，城里切豆腐，城外听得见”。

    可见中国语言之丰富、之幽默、之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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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四、涨钱了

    自从我们进厂就是那295大毛，一直没有涨工资的任何消息。

    一次几个人聊天，张铭新说：“两年多了，也不说涨钱。”我说：“谁说没涨，我们刚来时宿舍每人三毛，现在不是涨到五毛了？”张铭新说：“要是这样还是不涨为好。”

    早也盼，晚也盼，没盼穿双眼也差不多了。一直到1971年下半年，全国低工资调整，把我们大中专毕业生也划到低工资范围之内。我们的工资涨到了三十四块五毛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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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五、大串联的火车票钱是谁出的

    1971年7月1日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低工资调整，当然也是到72年夏天才补发的。

    不涨工资大家也没有什么说的，这涨了点工资，话题反而多了起来。当时大家议论一个问题，就是大串联的费用。

    细算起来，以我们67届计算，本来应该1967年8月开始拿工资，实际上我们是从1968年11月开始拿的工资。这样我们就晚拿了一年零三个月，按德州29.5元工资计算我们少拿了442.5元。我们应该1968年8月转正，实际上是从1971年7月才相当于转正，我们少拿了两年11个月的工资差总额是210.7元。总的算起来我们少拿了653.2元。请注意，这可是那个年代的钱呀！

    大串连时，北京到上海火车票不过二十多一点，往返也才四十六七块。我们少拿的工资相当于北京到上海十四个往返还多一些。你说，我们大串联时的火车票是谁出的钱？

    羊毛永远不会出在驴身上。

    文化大革命害死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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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六、小品文、甜沫

    山东有一种小吃叫甜沫，甜沫是济南传统的大众粥类食品，是一种以小米面为主熬煮的咸粥，济南人又俗称之为“五香甜沫”。在济南的众多小吃中，甜沫是最价廉物美的“招牌”名优小吃。德州人也很酷爱甜沫。

    甜沫的做法比较独特，我不会做更说不全。甜沫的主料是小米面，还有花生米、海带丝、粉丝、豆腐块、菠菜。配料有花生油、葱、姜、盐等。菠菜洗净后烫一下，豆腐切成小块用油煎一下，粉丝用水发好，花生米提前煮熟。小米面先用凉水化开。然后锅中加植物油烧热，放葱姜一烹即加水烧开。再将化开的小米面倒入锅中搅匀，加入花生米、粉丝、豆腐块，注意要不断搅拌以防小米面结块。小米面沸腾了就加入菠菜，然后搅动，加入盐。关火加入少许味精、鸡精调味。

    这个东西听说很好吃，很有特色。只是我不太爱吃，被我贬称为咸菜粥。别听我说它不好的一面之词，到山东一定要尝一尝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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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七、钎子馒头

    山东人和山西人都是以面食为主的省份，山东人的的面食主要是馒头和煎饼。大家都知道山东的戗面馒头，那确实是很有特点的。戗面馒头吃起来感觉很硬，一面吃一面掉渣儿。

    我到山东还看见一种馒头，就更有特色了，那就是钎子馒头。钎子馒头有戗面的，有一般的发面的，其做法很特殊。一般蒸馒头用的笼屉里面的屉篦是个平的，蒸馒头时或铺上屉布或铺上老玉米皮，也有铺一些其它植物叶子的。钎子馒头就不然了，单说那个屉篦就大不一样了，它是在一个普通屉篦上均匀的加上很多垂直于屉篦的钎子。蒸馒头时把面揉得比一般馒头细而高，然后把面插在钎子上。戗面的不用说了，同样一锅肯定比普通馒头蒸得多。一般发面的呢，由于有钎子，蒸好的馒头不容易像普通做法那样塌腔，蒸好后还是比较细而高，当然比普通做法多蒸了好多。

    现在在北京卖馒头的，差不多都是山东人，还可以说大部分是山东乐（lào）陵人。现在在北京也可以买到钎子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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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八、笑话

    这是当年在德州流行的一个笑话。

话说一个老农民患了感冒到德州地区人民医院看病。医生开完药方就去划价、交费、打针、取药。老农民交完钱，护士让他先去打针。

    老农民一进注射室只看见只有一个护士，正在煮元宵。护士不耐烦的接过处方，随便说了一句：“把裤子脱下来。”老农民一听心里嘀咕，这屋里就你一个女护士，让我把裤子脱了，这……。正想着呢，这时护士已经把针准备好，抽好药水转过身就要打针了。一看这位老农还站着没动呢，就急了，因为她惦记那元宵可别煮糊了。于是又说一句：“快脱！不脱怎么打呀？”老农一琢磨看来不脱不行，就毅然决然解开了布腰带，加上有点紧张，没弄好裤子一下就秃噜到地了，他可到好连个内裤也没穿。护士一看那叫个气呀。骂了一声：“畜生！”老农一听忙不迭地回答：“俺贫农。”客官明白了吗？老农以为问他“出身”呢。护士没好气的胡乱打了针，弄得老农疼得直咧嘴，一下子出了一身汗。然后到药房取药，护士很仔细地告诉他：“你记住了，回家后大的吃一片，小的吃两片。这药水你要摇晃摇晃再喝。”

    这位老农民还真听话，到了家把两个儿子叫过来说：“人家医院说了，大的你吃一片。”于是他就让老大吃了一片药，当然老二是小的，就得吃两片了。药水的事他也没忘，他坐在凳子上一通的摇晃身子，然后把药水全给喝了。由于老农民轻易不吃药，恐怕也加上病不算重，打那一针出那些汗也就差不多好了。

    第二天就没事了，出门遛个弯儿，心里挺痛快。遛着遛着碰上一个地主，他主动搭讪说：“老哥，你虽然是地主，咱乡里乡亲住着也算不错。俺跟你说，你可千万别到德州那个医院去看病。那叫恨，就俺一个贫农，都给扎成那个样，你这地主要是去还不得让他们把扎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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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零九、被撬了行的对调

    1969年4月1号上午，我在厂门口安装迎接九大召开的彩灯。突然有个人问我：“你们这里有北京人吗？”我说：“我就是。”那人又说：“你想调回北京吗？”“想，做梦都想。干嘛呀？”我回答并反问说。那人接着说：“那好，我是长庄的，我有个兄弟在北京首钢机械厂，想调回德州。你跟他对调怎么样？”我说：“好啊。”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那人常来齿轮厂找我，谈有关对调的事。按他那意思，很快首钢就要给齿轮厂发商调函了。但是，从6月初开始再也找不到那个人了。那时通讯差得没法形容，相互连电话也没法打，而且那人承诺不用我找他，让我等他就行了。

    这一等就是将近两个月，终于有一天那人从齿轮厂门口路过，让我给碰上了。我问他：“你不是说很快就发商调函了吗？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也见不到你了？”那人奇怪的说：“你不是说不调了嘛。”我说：“我什么时候说的？”那人回答说：“你们那个姓焦的同学说的，还说你让给他了。就是因为你不调了，我兄弟那个厂又重新给首钢打报告，现在还没批呢。”我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这哪跟哪呀？这位同学也太过分了，就是你真的那么急着调回北京，你跟我说明也行呀，干嘛背地里搞这个阴谋诡计，撬我的行干嘛呀。那人听我把来龙去脉一说，也非常气愤。

    我一直憋着没问那位焦姓同学这件事，只是心里觉得郁闷、生气。不知道后来为什么首钢那位没和焦姓同学对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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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一十、对调的事被人事科长给贪污了

    前面说过原来人事科那位很坏的傅科长，叫傅象泽，德州话把泽念成“宅”。其实不如念成“贼”，他那副模样真像贼。

    早在1971年3月份，位于郎家园的北京仪器厂就给齿轮厂发去了，我和北京他们厂的一位职工对调的商调函。由于我非常重视，每天在邮递员送信和报纸时就到传达室去看。我一看这封商调函到了，就兴冲冲的送到了人事科递给了傅象泽。傅象泽当着我的面打开信函，由于信的正面正好对着阳光，我从背面把信函内容一览无余。傅象泽科长看后说：“等几天吧。”

    从此我隔三差五到人事科去催问傅科长，他一直说再等一等。就这样一直拖到曹惠珍离厂调石家庄那天，大约是8月份，我再一次去找傅科长。他居然说：“你说北京有商调函，你拿来我看看。”我当时狠不能揍他一顿的心都有，心想后面的事还得靠他办呢，没办法，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吧。寄人篱下理当如此。

合算我对调的事是被人事科长给贪污了。

    我感觉在对调这件事上犯小人。第一次搞对调被撬了，第二次让人事科长傅象泽搞了个莫名其妙。不能灰心，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前进吧！只要努力，一定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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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一十一、卸磨杀驴，大快人心

    上海航校的叶夫超和傅象泽的儿子小郑混得很熟，整天混在一起，吃喝不分，还整天送给小傅这个那个的。

    就是在曹惠珍调走没几天的一天中午，叶夫超突然要回上海，而且把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一些大件比如樟木箱子之类就送给了小郑。我们大部分人不知何故，等送他回来才知道，11点左右邮局送信送报的来时，有一封浙江温州来的关于叶夫超的商调函。叶夫超把信送到人事科后，一方面马上就回宿舍收拾东西，一方面通知我们说他要走。

    后来听说，叶夫超走了起码两个月，他的调动手续才办好。包括离厂手续、户口等等完全是傅象泽帮助办的。

    再后来听说叶夫超给山东省革委会写了一封检举信，检举傅象泽收受他的礼物。信转到德州，责成厂里让傅象泽做检查、退回全部礼品，停止人事科科长职务。

    由于傅象泽这个人在厂里很不得人心，当人们听说傅象泽落得这个下场时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叶夫超卸磨杀驴不太合情理，可傅象泽受处分却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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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一十二、齿轮厂同意我对调了

    前面经过两次对调没有成功，似乎对对调有点茫然。1972年9月，有位朋友介绍给我一个信息。北京特殊钢厂薄板车间有一位张姓工人家在陵县，想调到德州来工作。

    我本来就计划国庆节回家，也正好去找那位张师傅。10月3号，我从朝阳门专程去了位于石景山古城的北京特殊钢厂，在宿舍里找到了张师傅。当和他聊起对调工作一事时，他说：“我不想调了。”我一听，完了。没成想张师傅说：“你别急，我们车间老王要调呢。你等一等，我上楼找他去。”说是迟，那时快，不一会儿工夫张师傅带着一位“老头”回来了。这成吗？这位这么大岁数，齿轮厂能同意吗？张师傅给我们两个作了介绍，我不由分说先发制人，问道：“王师傅，你今年多大岁数？”对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今年四十一岁，长得老点儿，不知道的以为我得五十多了呢。”看来有戏。我们两个把事情说好了，第三天我回到了德州。

    10月16号，特钢的商调函到了齿轮厂。我把函信送到已经从四车间调到人事科的董长法科长那里，董科长答应会很快研究，让我别着急。在董科长调到人事科，韩尚礼正好在协助搞政工。20号老韩找到我，说：“你对调的事厂里同意了，已经给北京特钢发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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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一百一十三、好事多了一个磨

    自从齿轮厂给特钢的复函发出，我更加关注每天邮递员的到来。另外特意和厂里通讯员即负责发信的小伙子搞好关系，和他约好凡是厂里发往北京特钢的信，一定告诉我。大约是11月5号，特钢来了一封信。第二天厂里通知我去市立医院检查身体。我是毫不迟疑，当即去了市立医院检查完身体，把体检表交到了人事科。11月7号厂里的通讯员到电工组告诉我，有一封发往北京的信，我知道是寄的体检表。

    又等了大约有半个月，没见齿轮厂和特钢的往来信函消息，我就有点急了。怎么回事，问题又卡在什么地方了？我正急得不行，厂里的通讯员来了。他说：“有一封发往北京特钢的信在我的抽屉里。”我和他一起马上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打开抽屉从一摞信函中找出了那封信。我一看，咳！这不就是我那张体检表嘛。我问通讯员：“你上次没寄出去吗？”他一下子脸就红了，恍然大悟地说：“我明白了，我还以为是新的呢？误你事了，误你事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就去寄。”原来他上次把信往抽屉里一放，被其它东西压住了，还以为寄出去呢。

    也算是好事多了一个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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