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60年代北京育新小学的老师同学吗？(原楼主: qqqppp)（三）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5 21:03:26

1923【讲坛】
家里听书，靠着、躺着，随心所欲。听一段可以，听三段也行，也有呼呼睡去的时候，醒来接着听下去，反正没有考试的事。
王老师讲秦始皇长篇大论，上溯几百年自秦穆公商鞅变法始，秦扫六合一统天下历史之必然，追本穷源，考察八辈祖宗，下及二世而斩。这还没敞开了讲，主要依据太史公之记载。
说来这段是我的“童子功”少年时家里就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一绿一蓝两册书，那套小人书也大体看过，上中学期间还看过林汉达的大厚本《东周列国》，但毕竟是无人指导读书，瞎看，看故事看热闹，记住的是故事，是一个个成语，现代人使用的典故出自这一时段的最多吧，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知道些故事，但历史年代、人物关系大多稀里糊涂。关于始皇帝知道得就更少，我们学的历史就教科书上的一页纸，统一六国、郡县制、书同文等等若干条，然后就是焚书坑儒，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听讲坛王老师一席，算是多少补上一课，理清了历史脉络，前因后果，古人和现代人对始皇帝的再评价。
今人再评价。今上午国图听王子今老师再评始皇帝。说不尽的秦始皇，两千多年还在喋喋不休，实在是老人家的影响延绵至今，皓首穷经多少人还在研究不懈，新挖掘、新史料、新见解，证伪、证实。
王老师的切入点为“面对海洋的秦始皇帝”历代皇帝，除了秦皇汉武，巡视海疆的不多。始皇帝上位后五次出巡，四次驻足海滨宣示帝国的疆域，告知天下，也意图天人感应，寻求天长地久之道。在他的任内大大地拓宽了中华的疆界，北地越过秦、赵一线，往南，灭楚之后挥师南下推至海边，新设南海等三郡，首次坐实了大国的地位，千古一帝奠基人。
中华海的文化、海权的初始、航海技术，天文水文，海的畅想和探索都在秦皇一代有所发展。太史公在《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始皇海上射蛟龙，始皇作的“海之梦”始皇帝探访海上仙山琼阁未果悻悻而返……。如此丰富的记载，我忘得光光的。《史记》算是白看了。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5 21:05:40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6 20:53:31

1924【日偏食】
一早走在街头，阴沉沉没见着太阳，得刻意地往楼后面去寻。昨天周六见着上午的太阳，让雾霭衬托像大大鸭蛋黄似的。进家门落座后打开手机见着网友发上来日偏食的图片，往窗前站，天上的太阳缺了一块。没见预报，也许报了我没听到，微信来得快。
跟老妈说起外面日偏食了。妈说月亮走在了日头前面，挡住了一块儿。接着往下说起一段：可不能盯着日头看啊。小时后叔叔的孩子叫惠子，小我一岁，就因为看太阳坐下病，那年我们才10多岁，害眼后她老是流泪，用芝麻花泡的水去洗，黏黏糊糊，倒没失明，活到69岁一儿一女。一辈子落下病根，大人常拿惠子的事教育孩子。日食，我们那时候叫“天狗吃日头”。看的时候找块碎玻璃涂上墨，对着日头看。玻璃，有了，那时都民国二十多年了，玻璃窗农村也不新鲜。多数人还都是围着水缸看，家家的水缸都放在院子里，我爷家大院子的水缸围着好多孩子，乱乱哄哄挤着看，也没大看清楚，大人也围着看，人挺多，都是自家人，大家庭，这院子还曾经办过私塾。那时就说是天狗吃日头，大人们都这么说的。不是私塾先生说的，我也没上过私塾，那时已经是民国小学，课文：“招手、招手、招招手，快来、快来。”学校开四门课：国语、算术、社会、自然。自然课介绍花花草草，“镜子里有你，镜子里有我。”我上学时姐在初小已经读了七八年，见她在那噼噼叭叭地打算盘，学校里没有高小也升不上去，后来就不上了。到我上学的后来，有了高小，当地还办了一家师范学校，谷牧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我上高小时也打算毕业后上师范，学校办了五六年，等到我高小毕业前半年，师范学校不办了，我特别失望。妈倒是想得开，女孩子认些字就行，不必读太多的书。
自然课老师讲没讲科学道理?也可能讲了，沒当话听。信老人的，天上皇家狗子吃日头，有势力的天狗，二郎神救日头，没让天狗吃成。老辈子还说天上9个太阳，禾苗不长，后羿射日。害怕？没人害怕，也没有敲锣打鼓的事。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6 22:38:01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7 11:04:58

1925【蝙蝠侠】

蝙蝠侠电影出了好几集，世间没有这路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人间神话。正因为没有，才大胆想象创作悦人耳目。日前看电视片，BBC拍摄的记录片，科学家对人大脑的探索研究。其中的片段为，一位盲人小伙骑车在乡间起伏不平的小路上，躲避障碍和路人，骑行中嘴上啪啪作响，依赖前方反射回来的声波辨别路况，调整骑行方向。没有大侠的本事，目盲者在没有借助他人和任何工具的情况下能够骑行可归于特异功能之列。自然他骑行的不是太快，小心翼翼还东张西望，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一废一立，都说盲人的听觉特灵，这也是佐证。科学家研究也证实，这位小伙认路的功能与蝙蝠辨别方位的功能类似，回波在他脑海中显示了前方的情境。

人类可以上天入地，但科学对人本身的探索还很初步，未知太多，很多病治不了，一些特异功能说不清楚。所以无数的科学家在不懈地努力。原理清楚了，对这个盲人群体进行康复训练，假以时日或许会出来一批蝙蝠侠，比今日支着马竿上街方便多了。这是部七八年前的片子，科学日新月异，不知最新的进展如何。

见过近期媒体报道美国的科学家为盲人制作了视觉头盔，头盔顶上有摄像头，身背计算器，计算机成像后回馈大脑辨明前景。有盲人运动员戴着可视头盔攀登悬崖峭壁，与助手配合顺利登顶，其视力效果与正常人的接近。那装备看上去个头还有点大，据说已投入市场。

以上是两个路数，前者仿生学的深度开发，后者更依赖于现代科技的综合发展，让科技为人类服务前途不可限量。身体缺陷中唯目盲为最大的缺憾，先天的后天的，先天的不幸，后天的更痛苦，曾经见识过缤纷的世界却又沉入黑暗的世界。

科学救国，现世还是科学救人吧。人工智能棋手已实现打遍人类无敌手，无人机万里之外取上将之头。民用、贴身的科技产品比以上更复杂吗。2020实现小康社会温饱无忧，再往前呢。我们这代人还能赶上机器人扶老救残吗？能指望吗。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8 08:24:10

1926【人少好吃饭】

家门口的邮局一早排着长队，离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呢，现在排队的地方不多，车站进站口，医院挂号处，邮局排队是购买邮票。百年邮票进入衰退期，邮票不再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基础功能消失，衍生的艺术品和收藏升值功能留下，不知还能走上多远，一代人的时长眼见这个行当衰败。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作为艺术品的生存不易，现实社会玩意儿太多，不会像我们少年时对着方寸之间废寝忘食为之奔走，上邮局跑集邮公司，以票易票，买卖的发蒙，现在少年不再把玩，成年人的投资品。长长的队伍中没有少年，

邮品热销一年一度，数年初的生肖票受到热捧，属啥的就对啥情有独钟，给自己给家人买上几张，在平庸的生活中寻觅小花絮装点人生，那成版买的大概想着传世，几轮之后价格翻番。今非昔比，比照一下通货之膨胀，等来的只有失望。

下一个农历新年发行猪票，媒体上已经亮相，有猪一家俩口三仔其乐融融，白岩松在电视台新闻1+1上调侃或预示着政策宽松放量，鼓励三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十年光景，人少了，人多了，人少了。人多热气高干劲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享受了人口红利经济快速发展。好事不能都是自己的，红利也不会长久。收紧是权宜之计，放开享人生自由。目前一对夫妇养育1.2个孩子，距离理想的2.1还有大的差距。这正是五十年代大跃进后的反拨，当初太多了，就有现在的不足。不足就不足吧，慢生产就慢生活。未来劳动力不足，老人化社会必须艰难克服的坎。提高劳动者的产出，减少社会的虚费，眼见着多少无效劳动在耗费着资源。

生涯有限，人们总是近视，顾及我们的现世。现世的人口还在增长，青山绿水还在萎缩，只要人口在增长，天下就难太平。地球不光是人类的还是万物的，放弃贪婪的占有，人类才有光明的前景。

放开了就放开，能生养的就生养，谁养谁承受，无需多胎鼓励，保证这一个两个的养育，助力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困境。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8 08:38:23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8 08:41:06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9 11:48:49

1927【等风来】

老刘微信过来告知周二两家放映的片子，选哪一部呢？文化馆的新片，图书馆是部老片《水上人家》看网上的介绍是够老的，港片，1968年公映的。1968让我想起青灯古庙，有一搭没一搭读书的日子，那一年文革刹车，知青们上山下乡。香港呢，英治下的香港也折腾一气偃旗息鼓，那一时期港地还没那么摩登，电影中看到的是乱哄哄，其实现在也还是乱哄哄，过往是黑白色调的，想起那一批老片子，六十年代在胜利电影院看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后来的古装片。外片少，港片填补了市场。

决定去看这部老片子，怀旧，在昔日的老片子中还能看到旧时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

都哪和哪呀，分明误报。屏幕上闪烁着缤纷色彩是部新片子《等风来》。故事起始在2013年繁华的大上海，一部邻国尼泊尔的风光片。地球上的第三极挡住了大洋过来的暖湿气流，留下了喜马拉雅南麓的郁郁葱葱，这个国家据称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翻过世界屋脊的北坡，青藏高原苦寒之地，不知藏地的幸福指数为多少。自然人们要奔向幸福之旅，片中的主人公，富二代的男，百无聊赖去寻求解脱；小地方挤入大都市寻找机会的小白领女，受命写作要编排出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在这个幸福满满的国家里，在聊绕着宗教虔诚的浓郁中，开始了主人公的奔波之旅，感悟周边的庙宇、绿水青山、宁静的自然，嘈杂的人生，旅行团成员各怀心事追求自我。幸福的国度也有兵戎相见，纷乱的时刻众人抱团共克时艰。人生之旅一帆风顺者少之又少，甭管幸福指数多高，富者、穷着，都要经历。“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地，等风来。”

还算好看的一部片子。没听说过这部片子，拍给年青人看的，拍给旅行者看的。五年过去，加德满都毁于地震，旧景不在。年青人，还在打拼，还在浑浑噩噩，等来了风，风吹过。不同年代年青人的幸福、苦闷和挣扎，生活不容易，理解年青人。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9 16:45:38

1928【同学】
电影散场，街边中饭，餐毕往家转。车站候车见着熟人，楼上的王姐，也算是同学，高我一级，一个校园读过书。自从家里的长辈搬到同一栋楼内，每年都会在楼前院内进出之间照面几次，打个招呼，匆匆而过，难得多说几句。
瑟瑟寒风聊上几句。问我老人家的事，还好吧，但又能好到哪里，平安就是福。曾经彼此彼此过，也是伺候老人好多好多年，直到去年，都知道的。
我问你们老同学们还见面吗？有共同的一段，值得一提的事情。王姐说一年多前还真见了一面，离开学校后，这么多年唯一的一次，十多人，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了。我说起你们班的好几位我还认识，吕、宋，都是这些年跟上老人去疗养见到的，夏天时在郊区还见着你们班的老宋，你们班我还记得黄同学，老把大拇指含在口中的那位。这事你还记得呢？王姐笑了起来。可不，我们转走那年他都该上五年级还吃手呢，现在怎么样？现在不吃了，王姐说。什么时候戒掉了这种嗜好，我没问，可能她也不知道，至少四五年级还在吃手已经属于执着者，我是没见过超越他的人。王姐说黄同学可聪明了……。
等来了车，运通105路，坐下接着聊。王姐说她们班已经有五人去世了，一个班二十多人，还有好几位失去联系。才二十多人？我问。是啊，我们班一直到毕业都没超过三十人，五人里还有两人是自杀的，李和王，王你认识吗瘦高个子，毕业那年还被选拨去歌舞团应试……。那位王同学想不起来，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同学一场，同一个食堂，同一个操场，也许还说过话呢。我想起她们班的教室是在学校的西头平房，大门朝东，那时的教学班只升级不换教室。王同学怎么就想不开了，为什么，什么时候，我没问。李同学呢，不必问，哪一年，为什么我比王姐知道得多。
人活着多不易，学业、事业、家庭，大家庭或是小家庭，身体状况，不会样样顺心，哪一样心里过不去，迈不过的坎，绊倒跌落，青春期的少年或青年相对脆弱。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3 11:29:00

1933【王妹】
见了王姐，隔几日见着王妹。没在家门口，在北城聚会的餐馆，跟王姐聊天时她说起老妹拖拖拉拉的毛病和另一边忙忙碌碌急急火火的状态，怎么呢，老迟到。好像这二者不好兼容，教师出身，丁是丁卯是卯，铃声响必须出现在教室，最具纪律性的职业之一，容不得拖拉。这是退休以后进入迟暮之期行为习惯再造，没往好处发展，添了毛病。如王姐所说，大概屡屡迟到，姐俩前几年轮班看护老妈，深有体会吧。我这里也有认识，前次同学聚会，就缺她一个，电话过去说是刚出家门，直到餐盘内去了一半时才见着她推门进来。这次呢，她又是最后一位，没那么晚，正事说完、致辞结束，频频举杯后这王妹才露面。有多忙，还是无事忙。
节前年度聚会，当年龙江的老同事们，老同事加上老同学，老没见了。嘴没闲着，说东道西，热热闹闹，把酒和菜都剩下不少，不像是点多了，到了挥霍不起的年龄，酒要少喝，身体是自己的。此起彼伏合影照相，按编制来，按学校来。三十九中的、师大附中的，同校的同学来一张，我校的20多人，人多势众，后来片子上打出一五九中学的字样，我们在校时还没这个名头。
与校友落座。王妹先问问老人家的情况，我说还好还好。又说起前年送的老南瓜，留下的种子去年种下结了不少，去年没怎么回来，也见不着你送的瓜了。种瓜得瓜，这自己种的瓜不是更好吗。
我问起现在还在忙什么？不忙不忙，孙子不需要我们接送了，偶尔小辈的出差时我们帮把手。这两年王妹露面的时候多了，老的、小的都不必惦记了。我问起月末的同学聚会过来吧？报名了，争取去吧，我们正在琢磨着出去走一走，早就想走出去转转，我们那口子没怎么出去过，也想动动，现在真要落实还是挺麻烦的……。我说，你找老郭呀，退休这么多年，同学团年年发团，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光南美都去两次了，少时十多人，多时三十多人。现正在组织“勘察加半岛狂野之旅”呢。哪个勘察加？俄罗斯远东，交上护照就跟上走，省事。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4 20:10:28

1934【红头长尾雀】
水禽湖湖西聚集着几拨“打鸟人”，长枪短炮对着半空。
过了小石桥，南北甬道的西侧一溜高高的钻天杨，枯枝无叶。转过头往高处看，灰喜鹊、黑乌鸦，不会是它们，不上像的，没人稀罕。几只褐色的雁，咯咯叫着飞过。没见几个镜头对着它们。拍手们在等什么呢？啄木鸟？去年聚众有人在此拍摄大斑啄木鸟，能见着枝干上圆圆的鸟洞。不过这个季节不对，还没到育雏的时候。我凑到机子取景框上看，没见着对面的鸟窝。
往前走，北面人多，二十多位，说话聊天的，仰头盯着上面。老张老李的，说起你那几张拍得不错，什么时候拍的，是不是我走之后？不是，就是昨天上午，你也在，拍得还是不满意。比我强，昨天一张没拍到。
我问起这是拍什么鸟？红头长尾雀，老人答复我。树上有窝吗？我又问。没有，飞来飞去，得等着……。
我等着看，在枝干树梢间搜寻，对这种鸟没印象，多大个不知，得有个红红的脑袋，搜寻红色的标志物，万物萧杀时节，红颜色很醒目，看来看去，东张西望。突然众人安静了下来，摆开了架势，纷纷扬起相机齐刷刷地朝向西北方，我也顺着镜头所指看过去。没见着。几位紧捯步子赶上前，像是在选择好的角度。没一会儿各位都直起了腰，目标消失了。还是打鸟人的眼睛好使，都瞅见了，我只看到了麻雀。
接着往前走，北头也立着老几位，一顺仰着头。甭问，都是一个目标。头上飞过的除了乌鸦还是喜鹊。我站定了再看上一会儿，从西面拐过来位黄棉袄，拎着相机，身边的这位问，干吗去了？黄棉袄说：追鸟去了，没辙，人家都去追，我也只好追，说完摇摇头往南去了。看来是不该追的，守株待兔才对，不追又不甘心失去机会，结果没追上。老大的机子拎着也不轻啊，锻炼身体活动腿脚了。
我问身边这位，得等多长时间呀？没准，半天、一天。我说也是啊，要不干吗去，拍不着晒晒太阳也挺好，天天这仰着脑袋，治疗颈椎病能比放风筝效果好。

上网查询红头长尾雀：（学名：Aegithalos concinnus）属小型鸟类，体长9.5-11cm。头顶栗红色，背蓝灰色，尾长呈凸状，外侧尾羽具楔形白斑。颏、喉白色、喉中部具黑色块...。
体型10厘米，才麻雀大小，不易看到。照片附后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4 20:13:08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5 15:22:12

1935【幸福】
进动物园南门往西去，竹林前面有块大屏幕，跟电影院的普通屏幕差不多大，近期上面连续播出动物世界的画面。屏幕上花里胡哨地翻滚，为冬日静穆萧杀的园子添些生气。
都是长长的镜头，记录的是本土本园内的居民们，大概是为往来观众展示和导游的意思。每次路过时，都在播出。鸳鸯戏水，放大的特写镜头彰显了色彩的艳丽，一只鸳或是一只鸯蹒跚地攀上横在水面的树干，转眼又折了下去。远镜头，看得出是附近的湖面，水禽，取景自水禽湖。一组风光片，自导自演。
非洲长角羚在漫步吃草，不是外部世界，本园居民，水禽湖西南，屏幕上能看出它的家园，去秋前的居所。路人老汉走过来，扭着头看着大屏幕说：下一个该是斑马了。斑马是长角羚的邻居。我边走边看着，等着斑马现身，直到走过了，长角羚还没走出画面。
滚动播出，三五次走过这里，还都是新鲜的镜头。今天在上面翻滚的是北极熊。冰雪的银白世界，无雪的北京，这里白雪漫地，城砖般大的堆砌冰块，白熊惬意地仰在冰雪当中，打着滚儿。什么地方？看出是室内的陈设。一年一度，三九天气，动物园也为白熊营造了冰雪大世界，看着它打着滚，比吃到什么大餐，大鱼大肉都开心的样子。
白熊在动物园内落户好几十年了，传宗接代，我从小去园子就见过它们，祖爷爷辈的。但从来没见到过冰天雪地中的它们，即便是隆冬，池水成冰，俯视着它们在水泥地面上孤独地绕着圈子，灰头土脸脏兮兮。它们应该是北冰洋汽水标识上那种神气的样子。前些年园内修路它们迁入新居，改善了居室条件，盛夏在水中泡澡降温，进入空调房，隔着一层厚厚的大玻璃可以平视它们。冬季的冰天雪地才是动物的最爱。镜头中的它们幸福无比，在室内终于可以卧冰走雪了，它们的父辈都不曾享受过。幸福感是能够传递的，这一段片子传达出欢乐幸福的满满。
下次往园子的东北角去，登门熊舍，亲眼见见它们的幸福生活。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6 16:34:19

1936【整景】
隔日来到动物园东北角长河南岸的白熊府邸，说是新家也有十年八年了，哪一个夏日来过这里一次，看它们在池中嬉水。这一片路标为北极熊展区，白熊为俗称，动物园属于科普单位，必须字正腔圆名正言顺，以毛色状物不妥，发生变异的情况也有，个体的不同生长阶段毛色有差别，以地域命名错不了，白熊原产地北极圈周边，往南就长成棕熊了。这园子中二位还是邻居，隔着条小路，路西圈着棕熊，老死不相往来。北极熊府邸的东侧也是条小路，栅栏外数米为莫斯科餐厅。想想这地方选得不错，北极熊与俄罗斯有一比，这种类比好像俄国人并不反感。比邻而居风水不论，远亲都不如近邻。
登堂入室。南向的露天运动场空空荡荡，三九天为什么不放出来？好天、好太阳。往北是封闭的展览大厅，隔着大玻璃先见着一池碧水，一眼扫过去没见着活物。冰雪大世界连个影都没有，水泥地面，石堆的岩壁，上上下下倒是干干净净的。再走几步，有了，就在跟前，一只白熊正坐在西南角上，鼻子贴在玻璃上，与我面对面看着。一会儿它扬起头，往高了看。一会儿又低下头来冲着玻璃的边框呼呼地嗅着。再密闭的框子也会存在微小的缝隙，我感觉到了熊的气息，它呼呼带喘的样子，也一定是接受到人的气味，明知没有办法得手，但心有不甘的样子，不时地嗅着缝隙，又扬起头来望着天，像是要高攀出来，又没见到可乘之机。
我静静地看着它，听着它大喘气。肥肥大大白白净净，想洗澡几步开外就是大池子。雪呀、冰呀，大屏幕上放映出来的景致一概没有，猴年马月拍摄的广告片，拍完了就完，雪化冰融。不是每年都能建造冰雪大世界的，三九天也不成，今年肯定没指望了，给你们留下了幸福时刻的片子，让路人感觉你们的幸福。不知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机会，也许再等几年，等到北京开冬奥会的时候。
怎么就一只啊，两间大场子就坐着这一只，同伴呢？靠在玻璃前与人为伴。熊是皮实的，不会就剩下它自己吧。连个人都没有，问谁去。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6 16:39:59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8 20:18:25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8 20:42:51

1937【河开】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老黄历了。这“三九”才过，河就开了。长河已经开了，半月前的一场寒流冰面冻实了，长河东的展览馆后湖还有踏冰走到对岸的。市内的几个冰场开张迎客，这些年冰雪运动趋热，冬奥会要开，紧锣密鼓场馆和交通建设，也忽悠着学生们广泛参与。只可惜天气一年比一年热，又是一个无雪的冬天，要看雪得往北面延庆山区了。好歹是结冰了，总不能都靠着室内冰场或人工造雪，这成了贵族运动。早年这个季节滴水成冰，条件好的学校有滑冰课，大学里很多都泼有人工冰场，敞开了滑，围起席棚的收费冰场不过一小时一毛钱。没钱的或者到自然水域滑野冰，水面河道也多，没有冰鞋的自己做个简易冰车玩得欢天喜地。二三十年前在紫竹院湖面还滑过野冰呢。现在好像找片结实平整的冰面不容易了。要不就是室内的，夏天也能滑上，收费多少？

前几天看到媒体报道，还配有图片，后湖过路人塌陷冰窟窿内往外挣扎，想走捷径的日子屈指可数。这一周多太阳不错，气温零下六、七度到零上五、六度，长河上冰面已断断续续，结冰的河段能走过只猫、或狗，人不敢上了，石桥东西向一河清流，水鸭子游弋。不知那几处冰场如何，或许开夜场，开儿童场，身大肉沉的怕是不宜上冰了。
水禽湖今年没能封冻，只冻了大半个湖。不必再有劳工人们动用冰镩子破冰取水为禽鸟们开辟水面。往年人工瀑布涌流喷撒制景冰天雪地，今年干干净净，流水未能成冰。只连接湖岸的迎风面上一溜残冰，湖面开阔水禽不必再簇拥一起。
暖阳河开像是开春季节。春江水暖鸭先知。近岸的白天鹅耸动着长脖子，有节奏地示好，求偶季又到了？扑棱着翅膀，比翼齐飞，一只鸳鸯落在低矮树枝上，另一只溅落在水中。它们是过路客，落户这里不走了。黄肚皮的野鸭子在头顶飞过，也许是雁，成对的，在西面的房顶落下。好几对野鸭子飞过。抬头，看岸边几棵大树，枝杈上清清爽爽，夜鹭还没有开始筑巢，树上一只喜鹊，夜鹭尚未回归。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9 20:05:04

1938【追鸟】
上午阳光照射在河西那排钻天杨的上方，半截子明亮，下半截暗色。甬道的北头满是人，几溜支起在三脚架上的大口径机子朝向前方，好几天了，不依不饶钉在这里。今天人格外多，周六，添了精壮的年青人，上班族过来周末休闲。总有四五十口子，这批人对满湖的水禽不感兴趣，盯住了半空，大有“宁吃飞禽二两，不吃走兽半斤”的意思，他们要抓拍来去自由的飞鸟。
刚才路旁往过走的一位拍友跟另一位说，昨天有人在树干抹上蜜了，还是没拍着……。看来今天有希望，聚着这么多人。
聊着、看着，在取景框内翻看着拍到的片子，认识，还是红头长尾雀，头上的红冠挺明显，说是刚刚拍到了。齐刷刷的镜头和齐刷刷的目光，与人大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阵容有一比，绝对地敬业和专注。年青人来了不少，还有位老外，也有点年纪了，举起手机拍人，扬起大家伙抓鸟，只是不跟众人搭话。眼瞅着他追鸟去了。身边的年青人说，这位是鸟类学家，叫约翰，每年来中国二百多天，出了好几本书了……。
人们忽然振作起来，目光炯炯，不用说有目标了。“黑头”不大的小鸟，“黑头来，也会来红头……。”“来了”终于见到了红头长尾雀，跳跃在近旁的欧洲小叶椴上，三米多高的枝杈上，个头比想象得小巧，比麻雀小，纤细得如同工艺品中的小绒鸟，红头，纹路清晰，没看出长尾来，跳得轻盈，喳喳地叫着，小个子，嗓门大，呼朋唤友的样子，没见着同伴过来。这鸟不怕人，就在众位的头顶上，要是飞到对面的杨树上，眼睛还真难看到。拍鸟人各个都是好眼力，不是他们在这里盯着拍，就是有个三两只鸟在边上我也不会注意到。
红头还挺配合，上上下下，跳来跳去，有好一会儿。一片快门的哒哒声中小鸟振翅飞离了，人群中好几位端着机子跑了起来。众人都直起腰，大概都满满收获，自动连拍，半分钟好几十张片子收了。又开始了检点图片或搜寻新的目标。
拍鸟人的乐趣，寻觅、追踪、抓拍这小小的精灵。那些个大鸟他们不去拍，单拍这难以企及的，才值得交流和炫耀。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9 20:14:24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19 20:16:38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0 18:17:11

1939【老人老事】
老妈有套自己的健脑方式，比如算数，100－7是个法子，依次减下来，上次告诉我，脑子不好了经常出错。有时还背诵自己老同事、老邻居的名字，从一楼往上，或从上往下都是谁谁，40多户，大多都同事过，又搬来这么多年，户主，户主的老伴都知道，她们刚退下来的时候，楼前经常一块练拳练功好多年，后来谁搬走谁又来了，清清楚楚记得挺牢。看来脑子对形象的记忆功能好于计算的功能。

我在杂志或书本上见到些熟悉的人物，也念给老妈听，老同事的近况或者他们的后人，旧闻、新闻。前日在网上看到北岛的回忆文章《父亲》，算是儿子给老子立传没有树碑，述说个人生活，家庭琐事，笼罩在大环境下的社会百态。传主赵老先生我还多少知道一点，他后来搬来搬去，我们还曾经作过一段邻居，其间提到的人和事还有些熟悉的。
作传要有起码的真实性要求，如果看了之后对传主有了切实的认识，还能栩栩如生立在眼前，那就算成功了。给亲人作传容易捡好的说，誉美之词，而这篇父亲则记述凡人小事，重在描述家庭亲情，舐犊情深也有面目狰狞，同时也揭开社会隐秘的一角……。（附后）
这文章不短，断断续续念了两个小时。赵老在我面前多是文质彬彬的一面，回归家庭又是什么样子，老一代经历过不同的社会，远比我们这代人经历丰富和坎坷。
边读还边议。当读到赵阿姨的一段话语时，老妈问起：你说你赵叔叔是英俊小伙吗？我说咱们也没见着过1946年时的小伙，那是人家赵阿姨认定的呀。老妈说最佩服的是老赵挺大岁数还摆弄电视、电脑，又问起你孙阿姨还在吗？孙曾经在人民银行的医务室工作多年，她们熟识。又说起了姗姗，认识的，七十年代在河南五七干校，一批子弟跟了去，姗姗跟她妈去的，那时都住集体宿舍，好像还在一起盖过房子，不少女孩子，刘家的老二，咱们楼上的，咋咋呼呼，什么都要插一嘴，楼下方家的有些傲气，干部子弟吧，贾立中家的好看稳当，姗姗也不错，挺好的孩子，脸上青春痘多点，可惜了后来在蒲圻……，你孙阿姨能熬过来不容易啊。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0 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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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父亲

一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12块9，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惟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兵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兵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象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彥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缀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

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爱读书，但最多算得上半个文化人。他的文学口味博杂，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他订阅各种各样的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很难判断其爱好与价值取向。  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的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

“文革”焕发了他新的热情，从路线斗争转向线路连接——半导体收音机。  从1967年冬开始，他奔走于各种器材店之间，买回一堆电子零件。家里成了作坊，从写字台扩张到餐桌，快没地方吃饭了。他借助各种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接前把电烙铁戳进松香，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云雾缭绕，墙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经过反复实验，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终于进入最后的程序：父亲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装上小喇叭，把鼠肚鸡肠的线路塞好，合上盖，郑重地交给我，好像一件传家宝。去学校路上，我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接触不良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还没来得及显摆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九吋红灯牌黑白电视机，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变形，有损正面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非常及时，为父亲对技术的热情指明方向。从老式转盘录音机到单声道答录机，再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处于半聋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匀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更新换代，一直走在忠实消费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所遗憾，他对我说，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

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兵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他沉吟片刻，问我是否有支钢笔手枪，我懵了。他说派出所来人，调查这钢笔手枪的下落。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我事先伪造的）。当时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这本来纯属恶作剧，竟弄假成真。至于派出所出面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他确实掌握多种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
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
  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谢冰心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也在，打个招呼就出门了。她篦过的灰发打成髻，满脸褶皱，眼睛却异常明亮；身穿蓝布对襟袄，黑布鞋，干净利索。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和《火之歌》等。她评价是正面的，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兴之所至，她把我从客厅带进书房，在写字台前坐下，从背后的书柜取出汉语大字典，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
  此后我们有过短暂来往。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的角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1969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五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振开被分配到六建当工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怕他冻着，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带上。
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
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的电报“珊珊病速归”，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时光。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为我点了焦熘丸子，为珊珊点了红烧鱼。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12天法定探亲假，加上倒休，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
我先去河南湖北探亲，再顺道游山玩水。头一年，从河南母亲的干校出发，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亲。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那时我正好在高桥镇的“五星三队”插队。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说振开来了。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单衣服全都洗了，还把我的人猪同住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当天晚上，我的房东叫他儿子去买了几块豆腐，把振开当贵客相待。当地农民每天三餐只有腌韭菜，豆腐无疑是珍品。振开带来三个肉罐头。第二天，我和振开一起步行到高桥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1971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呆了几日。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谋。  1972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我下了决心，此后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后从外地回到北京，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到沙河的干校，在医务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区某军工厂当技术员。  父亲那年50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干农活儿。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号，空荡荡的家顿时显得拥挤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织，让父亲眼花缭乱，尤其像彭刚、姜世伟（芒克）这样的“先锋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刘羽等个别人例外，几乎全吃过闭门羹。一提到父亲，他们都条件反射般伸舌头。
  彭刚为我临了列维坦的油画《湖》，钉在我床铺上方。彭刚的列维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画风无关，基调变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样处于半疯癫状态。那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  家里地方小，父亲像笼中狮子踱步，每次经过那画都斜扫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惧与愤怒所致的内心的颤栗，看来彭刚的列维坦深深伤害了他——现代派风格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亲终于爆发了，他咆哮着命令我把画摘下，我不肯，他一把从墙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旁边正好挂着我叔叔赵延年为父亲作的墨线肖像画，礼尚往来，我顺手够到狠狠摔到地上，镜框碎裂。
每次争吵，往往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他打开大门叫喊：“这不是你的家，给我滚出去！”如果泡病号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刘羽家打地铺，最后由母亲出面调停，把我劝回家。  1975年夏和父亲大吵后，一怒之下我和刘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后回家，珊珊从湖北回北京出差。我们兄妹俩感情最深，不愿让她为家庭纠纷烦恼，我尽量瞒着。可在她逗留期间，我和父亲再次冲突。待平息下来，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对无言。她沮丧地靠着墙，我依在水池上，水龙头滴滴答答淌着水。  “人生就是个接送”，总有最后一次。那次为珊珊送行，由于无轨电车太挤太慢，赶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钟了。我们冲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进货架，车厢哐当摇晃，缓缓移动。隔车窗招手，几乎没顾上说句话。谁想到竟成永别。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传达室接到长途电话，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连夜骑车去电报大楼，打长途电话通知在远郊的父亲和弟弟。
第二天凌晨山摇地动，唐山地震。父亲和弟弟中午赶回家，人们都聚在院子里，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我和父亲决定立即动身去襄樊，先上楼取随身衣物。我紧跟在父亲后面，磕磕绊绊，几乎连滚带爬上四楼。他老泪纵横，喃喃自语，我冲动地搂住他一起痛哭，并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狱之旅，不堪回首。  那两年家中一片愁云惨雾。我把工地哥儿们陈泉请来，为父母说快板书，博得一笑。  两年后，母亲因长期抑郁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们轮流照看。  “一个做母亲的，从痛失女儿到精神濒临崩溃，再到战胜病魔，那得多么坚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济年与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挺住了。济年总劝我女儿是为救人而牺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无常，而生命弥足珍贵，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顽强地活下去。”（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十一  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张，父亲从民进调回去，主管国内业务部。他整天飞来飞去，开会调研，忙得不亦乐乎。
1980年秋，我结婚搬了出去，与父亲关系有了明显改善。  平时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过节全家聚聚，吃饭打麻将东拉西扯。八十年代是“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虽说阴影重重险象环生，但人们似乎充满希望，直到进入一个更让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离开中国。两年多后，父母带上田田去丹麦看我。母亲的腿摔坏了，走路不便，我和父亲轮流推轮椅。父亲1990年退休，明显见老了，身材抽缩，满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惯，我跟父亲还会闹别扭，但很少争吵，相当于冷战。有时出门散步，我故意推着母亲疾走，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回头看他弱不禁风的身影，又心生怜悯，放慢速度。
  父亲在国外闹了不少笑话，成为亲友的趣谈。在丹麦，田田的一对小鹦鹉死了一只，父亲带她去宠物店再补一只。他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对老板说：“一只鸟死了”（Onebirddead），没下文，老板摸不清头脑，就卖给他一对。我下课回家，发现笼里有三只鹦鹉。
巴黎，一个星期天早上，父亲独自出门摄像。一个白人小伙子很热情，比划着要为他拍摄，摄像机一到手撒腿就跑。父亲紧追不舍，行人们跟着围追堵截，那贼慌了神，一头扎进自己家中。有人报警，警察随即赶到，人赃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亲跟着去警察局作证，一个法文词儿都不会，居然完成笔录。原来那台摄像机一直没关上，录下全部过程，包括晃动的大地和贼的喘息。那年父亲73岁。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过两次。美国乡下生活实在太无聊，我又忙，只能偶尔陪他们出门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亲的地位颠倒过来——他对我几乎言听计从，至少口是心非。我们从未真正平等过，有时我多想跟他成为朋友，说说心里话什么的，但发现这不可能。  其实，几乎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有个小暴君，且角色复杂：在社会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顺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阔脸就变”，对手下对百姓心狠手毒，这在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显，关键是转换自如，无须过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无平等可言，不仅老婆孩子，甚至连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
1999年年底，盛传世界末日来临。我开车从旧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圆，金灿灿，果然有末日迹象。父亲在后座自言自语：“我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人生总有个头吧？”  记得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国联航班机从旧金山抵达北京，享受特殊待遇——专人迎候，专车运送。
病榻中的父亲一见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头紧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为他买的新款数码相机，终于让技术至上主义者平静下来。但他左手已不听使唤，根本玩不转。  父亲患的是肾癌和乙肝，外加左边偏瘫。他行动不便，神志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厕所，我鼓励他，让他相信只要坚持锻炼就能康复。  每天访亲会友，晚上回家，我在床头陪他一会儿，把红酒倒进玻璃杯，让他用吸管嘬几口，享受这人世间的那点儿醉意。他摘掉假牙后两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诉我，他问医生火化疼不疼？他试图用幽默的方式面对死亡。
父亲离世前我获准回去三次，每次一个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他过了一关又一关，但最后半年他全面崩溃了，只能靠药物维持。第二次脑血栓废掉了语言能力，对像他这样话多的人是最大磨难。他表达不出来，就用指头在我手上写，并咿咿呀呀发出怪声。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温箱带到304医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说说话，但这会让他情绪激动，因无法表达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无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头，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样，上午十点左右来到304医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国了。中午时分，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我爱你。”我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记忆所及，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机场的路上再见一面，但时间来不及了。坐进机舱，扩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向北京城，向父亲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祷。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1 20:15:00

1940【姗姗】
跟赵老有过一段交集，一块儿出过两次差，头一次是八五年初在天津，任务是修改书稿。七八位写就，高校教师，公司老人合作编写的，到了最后的总纂。我跟上三位老先生，施总，王老，他老二位年届七十了，赵老年轻些，六十出头。入住北马路的一家老宾馆，大概是和平宾馆。那时的老人家们比较朴素，包了一个套间共两个卧房，我和赵老一个卧房。几位修改稿件都在卧房内，讨论问题时卧房的沙发、椅子不够就坐在床沿上。
三位似有分工，但文字把关是由赵老承担。说来都是文化人写的东西，但有些人的文字不讲究，把道理说明了就得，不像教科书的写法，且撰稿人的风格也不一样，令承担总篡任务的老三位颇费了些脑筋。毛病不少，印象中施老、王老负责内容方面的把握，概念、提法的准确性，王老修改的比较多，增减了不少的文字，最终书稿都交到赵老手中，文字上的把关和润色。赵老那时在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修改文章确有些披沙拣金的手段。道理说了，还要说得简单扼要逻辑性强，勾勾画画去粗取精，百转千回中令文字好看多了。
那段时间有近半个月，除了去新开的南市街小吃城吃过一次“狗不理”一直窝在这处幽静的地方改稿子，有好几天这小楼中就我们四位住店的。天好的时候，偶尔在花园内踏踏雪，
跟赵老聊天，经常是卧谈，临睡前。赵老善聊，说他自己在上海、在重庆，说中央信托局时自己的对桌那位是包玉刚，八十年代初包先生进入大陆投资盖楼、建港，内地迎来财神爷，炙手可热，赵老感慨人的际遇如此不同。
也聊起过他的家庭，他的儿子，说起他的儿子和朦胧诗。可惜我不看诗，尤其是新诗，没有深入这个话题。说他女儿姗姗。问我多大了，说女儿活着跟我差不多大。我说起我上的是总行的子弟小学，他说他女儿也是呀，哪年上学的？是同一年入学的。我问他女儿是一年级几班的？记不住了，上了一年多就转学了。我说也许在一个班待过，那时我们这个年级有三个班。赵老说起女儿在总行干校，后来部队在湖北蒲圻的被服厂招工，一大批子弟都跟着去了，老跟着家长在干校也不是事。女儿在那干得不错，一次下工后在江边上，同伴不慎落水，她下水去救，把人家救了，她人没了……。
都过去十年了，老人家说起还黯然神伤。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1 20:22:18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2 20:51:41

1941【司马】
晚报上读到一篇司马小萌的文章，跟老妈说起。
早年妈能读报时，还提起过这位北京晚报记者，报上经常有她的图片报道。说小萌是因为她的父亲司马文森，五十年代时老一辈共事过一段，司马那时是驻雅加达使馆的文化参赞，老妈在当地的中资机构，使馆就是娘家人，信使每周过来一趟，收送信件，包括家信，驻外机构的人不多，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使馆参加活动，周末经常放电影看。
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时已是文革开始后，大人嘴里听到的他的死讯。引起特别的注意也是因为他复姓司马，让我想起三国归晋的司马氏家族。也加上看过一部这位作家的小说《风雨桐江》这么个人怎么就死了呢，好像还不明不白，那时他属于对外文委的走资派。
老一代大多都不在了。记得家里曾经有过一批在印尼的照片，片子中有几个孩子的身影，包括司马家的孩子。五十年代能把孩子带出去，得是参赞、大使级别的高层，其他人的孩子都得留在国内，连生养个孩子也得回来生，生下后，当母亲的再出去，其中大概有签证问题，主要恐怕还是经济问题，外面多一口人，国家就得多花一笔外汇。
老妈又说起司马家的5个闺女。说是大的没见过，放在国内上学，三个小的跟在身边。有一年司马的夫人雷文莹（音）吃错了药，剂量没搞准，吃多了脸都肿起来，眼睛粘连，住了快半年院。那时老妈也在同一家医院住着，水土不服引起的肠结核，记得她们好几个姑娘来医院看，为了防止感染只让她们隔着玻璃看不能进屋，急得她们哭了。老妈出院早，回到家里，看到小萌还是小佳在家里呢。同院的亓阿姨将他们的一个孩子带在家中几个月，司马太忙顾不上，亓阿姨那时全职太太不上班。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几个姑娘也都送回国内上学去了。
我上网去查司马文森。有相关内容好几条，给老妈念叨念叨。人家司马不是五个闺女，是六个，五八年送回几个回来上学，身边只留下一个1岁的。司马于1968年5月“含冤去世”，网上什么都有，连迫害司马的张三、李四，都是哪个单位的开列了一个名单。
老妈说，那时候我们议论都不相信司马会自杀。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3 14:30:01

1942【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从来就有，只是这些年农民工的洪流使这个问题日趋严重。
早年的留守儿童发生在城市的极个别家庭。司马文森在1955年出国履职时，将三个小女儿留在国内，其中最大的11，最小的7岁。1958年又送回两个女儿，一个当时7岁，另一个5岁。他们夫妻身边只留下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女儿。孩子们不懂那些牺牲个人、服从大局的道理，只是本能地渴求父爱和母爱。1961年，司马的五个女儿联名给外交部部长陈毅写信，请求调父母回国工作。陈毅外长指示，要加强对外交干部子女的关怀。
司马于当年3月30日给孩子们写信，一方面对她们上书表示“可以理解”，同时又提出委婉的批评。信中写道：“爸爸也时刻在想念你们，有时见到你们的信几乎高兴得要流泪了。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话要说回来，有许多事情你们是不了解的，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什么人都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党的利益之下，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服从组织决定，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马虎，什么事情得先考虑国家和党的利益，再考虑个人的。”
五六十年代社会的现实和人们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说来这几个姑娘算得有头脑的，还知道写信要求父母回来。那再小些的呢，我成为留守儿童是在三岁多，弟弟一岁多，他们一去多年。那天我跟老妈说起，当时听到最多的是家长、老师问起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呀？嘴上都说想，心里面不想，好像是想不起来了。我这还不是最小的留守儿童。同院的邻居徐阿姨六十年代初回国生下老二后又飞回英伦，两个孩子都跟着奶奶长大。
上周在《中行回忆》一书中见到一张集体照，欢送中行首批援藏干部，这是黄同学的父母，时间是1955年，那年黄同学2岁，他哥该是4岁。他们的父母一道去了西藏，去了多长时间？上小学时我见着这小哥俩，同在校园几年，为什么黄哥十多岁还天天含着个大拇指？黄哥幼时早慧，知道了思念吧，也许症结就在于此。幼年的离别是一种伤害。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3 14:36:39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4 09:09:51

1943【年聚】
一年一度同学见面，一共五六届的学生，自上往下，中学部到小学部。我们这届在校期间最长，从西四北到德外关厢两处校址，长的还不止六年，该毕业时没毕业又延宕了近一年，基础教育扎实。扎实了基础，可成长的道路艰难，无学可上或有学上不好，早早去跟工农兵相结合，岁月蹉跎。50后的一拨人没赶上好时候。到去年为止，同学们应该都退了，大概不会有60后的同学。最小的同学也该年满花甲，陆续进入赋闲状态，人生新阶段。
拜托有同学网在，网罗了百来号同学，天天在线，你说我说。
说来老培留下了遗产，当下的同学微信群。老培敏感于信息沟通。很早发现了老北京网上“育新园子”呼朋唤友聚集于此，楼越建越高，楼塌了异地再建，老培出力够多，维持至今已过十载。技术更新微信面世，大势所趋，再迁新址，创建人老培。天不假人，老培上个五月天走人了。
一人走，大家还在，锵锵众人行。传递信息，同龄人关注的热点，健康、娱乐、天下大事，关注者七嘴八舌，刷存在感，参与感，舍我其谁，激情四射，火花四溅，孰对孰错不当紧，横看成岭侧成峰，时间会作出评判。好在我们都在说。
线上又来到线下。老培曾经说过：得线上和线下相结合，老是线上，人大概也就生分了。
一年一聚挺好，趁着各位胳膊腿还好，走起来。

一年一聚，出席联谊会的人多了还是少了，去年的数字没记住。今年抄录如下，备忘。
聚会于2019年1月24日上午10：30开始，北京国玉大酒店珍珠厅。聚餐采取AA制。到会人员情况：6.1（13人，另1人待定），6.2（9人），5.1（5人），5.2（3人，2人待定），5.3（6人），4.1（6人），4.2（1人），4.3（2人），3.1（1人），3.2（1人），2年级（暂缺），中学（6人），老师（2人）。合计58人。

经聚会筹备组研究决定，聚会服务岗位名单：
财务总监：沈致雄;酒水派发：董京蕊;点菜总管：王新;
服务督察：路秋雁;餐厅预定：章新华;节目协调：朱镇;
演出管理：杨苏。
场内巡视：陈小彬，尹小平。
摄影专员：苏航;
摄像技师：刘秀华。
老师接待：刘新生

tiantou · 发表于 2019-1-24 22: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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