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271号 莫理循故居

    王府井大街地处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南起东长安街，北止美术馆东街南端，全长1797米。元代，称“哈达门（哈德门）丁字街”，俗称哈达门迤西的城墙内通道（城根）与该街形成一个“丁”字而得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王府井大街以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十王邸（府）”，供“渐成长”而“未之国”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孙们居住，此街遂称“十王府街”。所谓“十王府”并非实指此处建有十座王府，乃取诸王居所之意，清乾隆年间，称“王府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

    袁世凯称帝后，为了感谢他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赐给“王府井大街”一个洋名“莫理循大街”，并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已将王府井大街分为三段：东安门大街以南称“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至灯市口大街称“八面槽”，灯市口大街以北称“王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八面槽”并入“王府大街”。1966年8月21日，“文革”中产生的“红卫兵”在王府井大街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合并，取名“人民路”。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定名“王府井大街”，到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整整七十年。历史好像在这里走了一个圆圈，从王府井大街出发，又回到了王府井大街。其间，有两次更名显得颇为滑稽：一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企图仰仗外国人的势力当他的“洪宪皇帝”，给王府井大街起了个洋名，人民自然不屑，仍旧称“王府井大街”；二是“红卫兵”以“革命造反”的先锋自居，将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似有抬高人民地位的良好愿望，然而，人民还是不买账，依然称“王府井大街”。因为，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王府井大街271号，旧时的门牌是王府井大街100号，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路西，原为商业用房，是一家当铺，莫理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购买了此房，改建为有五个院落的住宅，共有房屋三十多间，其中有两个主要院落，前院是起居之所，有北房三间，东、西两侧各带耳房一间，有东、西厢房各两间，房屋均为带前廊的起脊瓦房，室内为木地板；后院为休闲之处，南房六间用隔扇隔成两个大厅，厅内花砖铺地，北房便是有“亚洲文库”之称的“莫理循图书馆”；庭院内建有假山和游廊。

    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遂将此宅出售。之后，此宅又成为商业用房，曾经开过“承华园饭馆”、“北京市钟表眼镜公司瑞士表专修店”。1998年，亨得利钟表店与瑞士名表中心联合组建“北京市亨得利钟表总店”，此处为总店所属的主要门店，国内唯一的一块价值199万元的极品欧米茄金钻表陈列于此。

    目前，此处正在改造建设之中。

    莫理循（1862——1920），又被译作马礼逊、毛黎森、莫礼森、莫里逊，出生在澳大利亚。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自助旅行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光绪二十三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最初住在东交民巷，光绪二十八年搬到王府井大街100号。1912年，莫理循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1919年，莫理循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莫理循亲历了从戊戌变法到巴黎和会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清末民初历史转型期的见证人，而且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见证人。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担任《泰晤士报》记者期间，而不是在充当北洋政府总统政治顾问的职位上，对于出任总统政治顾问的选择他是后悔的。周振鹤先生说：“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

    莫理循在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了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乘人之危，逼迫中国地方官员密订《奉天交地且章程》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清廷震动。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拒签订约，使沙俄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没能得逞。

    莫理循交际甚广，维新派人士沈荩便是莫理循的朋友。1903年5月，沈荩以报馆访事的身份在天津英文版的《新闻报》上揭露并公布了清廷与沙俄正在拟定的《中俄密约》，震惊中外。中国留日学生通电声讨清政府，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地纷纷举行拒俄大会，史称“拒俄运动”。慈禧太后对沈荩恨之入骨，密诏“将沈荩立毙杖下”。

    沈荩牺牲后，莫理循在沈荩赠给他的照片上工整地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莫理循称慈禧是“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并利用《泰晤士报》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莫理循呼吁日本与俄国对决以达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国际舆论界把那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不能容忍俄国在中国东北雄踞的态势，自然是出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考虑；然而，作为记者，他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和职业良心是值得称道的。

    也是在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莫理循发现“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一个图书馆”。

    从1897年到1917年，莫理循收集的外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生物等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的新旧书籍，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尺笺寸纸，靡不具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先生用了一个赞赏有加的“完璧性”彰显莫理循藏书的特色。

    1902年，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住宅的后院建成私人图书馆，名“亚细亚图书馆”。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

    1917年，莫理循决定开价4万英镑卖掉藏书，并且声明“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然而，莫理循的藏书最终被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人岩崎久弥以3.5万英镑买下，运往东京，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了有“东方学家的麦加”之称的东洋文库。

    莫理循在致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的信中写道：“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