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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大街271号 莫理循故居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之鸿| 查看: 953| 评论: 0

    王府井大街地处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南起东长安街,北止美术馆东街南端,全长1797米。元代,称“哈达门(哈德门)丁字街”,俗称哈达门迤西的城墙内通道(城根)与该街形成一个“丁”字而得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王府井大街以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十王邸(府)”,供“渐成长”而“未之国”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孙们居住,此街遂称“十王府街”。所谓“十王府”并非实指此处建有十座王府,乃取诸王居所之意,清乾隆年间,称“王府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

    袁世凯称帝后,为了感谢他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赐给“王府井大街”一个洋名“莫理循大街”,并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已将王府井大街分为三段:东安门大街以南称“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至灯市口大街称“八面槽”,灯市口大街以北称“王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八面槽”并入“王府大街”。1966年8月21日,“文革”中产生的“红卫兵”在王府井大街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合并,取名“人民路”。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定名“王府井大街”,到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整整七十年。历史好像在这里走了一个圆圈,从王府井大街出发,又回到了王府井大街。其间,有两次更名显得颇为滑稽:一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企图仰仗外国人的势力当他的“洪宪皇帝”,给王府井大街起了个洋名,人民自然不屑,仍旧称“王府井大街”;二是“红卫兵”以“革命造反”的先锋自居,将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似有抬高人民地位的良好愿望,然而,人民还是不买账,依然称“王府井大街”。因为,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王府井大街271号,旧时的门牌是王府井大街100号,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路西,原为商业用房,是一家当铺,莫理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购买了此房,改建为有五个院落的住宅,共有房屋三十多间,其中有两个主要院落,前院是起居之所,有北房三间,东、西两侧各带耳房一间,有东、西厢房各两间,房屋均为带前廊的起脊瓦房,室内为木地板;后院为休闲之处,南房六间用隔扇隔成两个大厅,厅内花砖铺地,北房便是有“亚洲文库”之称的“莫理循图书馆”;庭院内建有假山和游廊。

    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遂将此宅出售。之后,此宅又成为商业用房,曾经开过“承华园饭馆”、“北京市钟表眼镜公司瑞士表专修店”。1998年,亨得利钟表店与瑞士名表中心联合组建“北京市亨得利钟表总店”,此处为总店所属的主要门店,国内唯一的一块价值199万元的极品欧米茄金钻表陈列于此。

    目前,此处正在改造建设之中。

    莫理循(1862——1920),又被译作马礼逊、毛黎森、莫礼森、莫里逊,出生在澳大利亚。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自助旅行家”的身份来到中国;光绪二十三年,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最初住在东交民巷,光绪二十八年搬到王府井大街100号。1912年,莫理循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直当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1919年,莫理循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莫理循亲历了从戊戌变法到巴黎和会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清末民初历史转型期的见证人,而且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见证人。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担任《泰晤士报》记者期间,而不是在充当北洋政府总统政治顾问的职位上,对于出任总统政治顾问的选择他是后悔的。周振鹤先生说:“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

    莫理循在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报》上披露了俄国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乘人之危,逼迫中国地方官员密订《奉天交地且章程》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哗然,清廷震动。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拒签订约,使沙俄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没能得逞。

    莫理循交际甚广,维新派人士沈荩便是莫理循的朋友。1903年5月,沈荩以报馆访事的身份在天津英文版的《新闻报》上揭露并公布了清廷与沙俄正在拟定的《中俄密约》,震惊中外。中国留日学生通电声讨清政府,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北京、上海、天津、武昌等地纷纷举行拒俄大会,史称“拒俄运动”。慈禧太后对沈荩恨之入骨,密诏“将沈荩立毙杖下”。

    沈荩牺牲后,莫理循在沈荩赠给他的照片上工整地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莫理循称慈禧是“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并利用《泰晤士报》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莫理循呼吁日本与俄国对决以达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国际舆论界把那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不能容忍俄国在中国东北雄踞的态势,自然是出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考虑;然而,作为记者,他的观察、分析、判断能力和职业良心是值得称道的。

    也是在担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期间,莫理循发现“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一个图书馆”。

    从1897年到1917年,莫理循收集的外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生物等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的新旧书籍,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尺笺寸纸,靡不具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先生用了一个赞赏有加的“完璧性”彰显莫理循藏书的特色。

    1902年,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住宅的后院建成私人图书馆,名“亚细亚图书馆”。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

    1917年,莫理循决定开价4万英镑卖掉藏书,并且声明“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然而,莫理循的藏书最终被日本三菱财阀第三代人岩崎久弥以3.5万英镑买下,运往东京,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了有“东方学家的麦加”之称的东洋文库。

    莫理循在致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的信中写道:“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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