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京基层选举第一次

    伴随新一届北京市区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的临近，再过两天，11月8日，京城选民将投出自己庄严而神圣的一票。现在，选民名单都已在各社区张榜公布，正式候选人及其个人工作履历也呈现在了选民面前，人大选举成了京城人的最热门话题之一。此时此景，让曾经的北京人民公安学校第八期学员，回想起——

    1953年，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8月，我进入坐落在朝外大街东岳庙的北京市人民公安学校，在第八期第五队七班。10月25日，市委决定，公安学校第八期全体学员及部分学校干部共512人，参加北京市第一次基层普选，我和俞佩文、庄严骏等被分配到崇文区选举委员会永定门外关厢选区工作组，后来又到海淀区选举委员会马神庙乡选区工作组工作，亲历了京城市民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民主选举权利。

    那时选区工作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从中央、市（区）各机关、企业以及市行政干部学校、公安学校抽调来的干部和学员。办公地点就设在永外派出所院内，组长是一名戴眼镜的老同志，姓杨，五十来岁，说话很倔，办事很认真。永外派出所的所长、干事、民警们也都参加了普选工作，记得有邱锡瑞、蔡德润、李德裕。

    我当年还不满18周岁，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作组组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看堆儿”。开始，我还弄不清我的工作任务，只看到组长办公桌上工作组人员名单上，我的名字后边写上三个字——“看堆儿”。趁着午休找到组长：“杨组长，我的任务是什么？”“这不是写着吗？‘看堆儿’。”我还是不明白：“什么叫‘看堆儿’，能不能说具体点。”组长给我解释：“你的任务就是接听电话、抄抄写写，现在新名词叫‘内勤’，过去在老解放区就叫‘看堆儿’。”我这才明白。后来，在我们这一帮小青年中，“看堆儿”就成为我的外号。

    那时进入工作组工作，要参加北京市基层选举干部训练报告会。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每次培训都要从永定门外大街派出所步行到中山公园。从11月17日至11月25日一连几天，我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现音乐堂）聆听张友渔、范瑾等作的动员报告，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各种相关的法律规章，更加了解了这一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做好基层普选工作。

    基层选举干部培训结束，我们分别在永外选区召开居民会，反复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选举知识，让所有群众都认识选举的意义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关系，使选民认识到选举权的庄严性，让每个选民都应珍惜这个光荣的权利，积极参加选举，提出自己理想的候选人。在普及与宣传中，由于方法得当，不误生产，讲解又是通俗易懂，简单明了，深受欢迎。当时永外选区工作组的普及宣传活动，群众出勤率是100%。

    后来，在老民警的带领下，我们俩人一组开始走门串户，按照选民登记的要求，要登记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还有属相。这一带回民比较多，再加上我们这些还在学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我和派出所户籍干事蔡德润一块去回民老大爷家进行选民登记，事前老蔡一再嘱咐我注意事项。结果进门我就问大爷：“您老属什么？”老大爷回答：“我是属‘黑’的。”老蔡捅了我一下，小声说：“你先记下来。”我年轻好胜，脱口而出：“大爷，十二属相中没有‘黑’这一属相。”结果闹了大笑话。出了院门儿，老蔡对我说，回民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事先了解，并严加尊重。

    那时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同时进行，按选区设立调查登记站，永外选区在花庄子、二郎庙、沙子口各设立了一个调查登记站。对流动大的人群，则由工作人员逐户访问，调查登记。选民登记完毕后，选民名单张榜公布，并按居住地编成若干个选民小组，各推选小组长一人，在选举委员会领导下进行选举。永外地区发选民榜那天，片内选民穿上新衣服，自发出门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争看选民榜，场面十分感人。

    当年每个调查登记站都有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在选民参与之下，负责审查选民资格，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当场填发选民证；对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也予以当场说明，并告知如有异议，可以向区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民对普选的这些程序十分满意。

    记得家住沙子口的一位选民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真细，对选民资格的认定有不同意见，还能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会在五天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要是还对处理意见不服，还能向人民法庭提出诉讼。这样就可以使人民政府和基层选举委员会在办理选民登记时，必须谨慎从事。”还有一位选民在选民座谈会上也说：“《选举法》同时还规定了选民名单应在选举的三十天以前公布，这样就给了申诉人进行申诉和诉讼的充分机会，并使选举委员会和人民法庭有较多的时间，对于选民资格的申诉和诉讼进行妥善处理。”

    通过这样的一段工作，也让我学到了什么是“严谨”的工作作风。由于永外选区的选民资格审查工作没有出任何差错，百分之百完成了任务，还受到区选举委员会的表扬。

    当时，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充分代表了广大选民的利益。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依选举法可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提出。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当年按照规定，采取自下而上的提名，第一次代表候选人提名，永外地区就提出100多人，选区工作组将名单印发给各选民小组，由组长几次召开选民小组会议，充分进行酝酿讨论，并听取选民的意见。最后，由选举委员会邀集各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进行协商，代表候选人名单在选举大会二十天以前发给各选民小组讨论，选举委员会根据小组讨论结果，汇总情况，按照多数选民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正式名单，在选举大会五天前向选民公布。

    一位家住在花庄子的选民对我说：“正式候选人名单，既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广泛的人民代表性，又体现了各阶层各民族都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名额，还考虑到妇女的代表名额，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我非常赞同。”

    正式候选人名单中有一位回族代表，这是永外选区这一带回族选民联合提出的，一位回族选民对我说：“这次选举，真正体现了选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满意的和有必要的人，这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心中特别高兴。”

    亲历北京第一次基层选举，一位年逾七旬的选民在选民小组会上的话，至今不忘：“我们现在的这个选举制度，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选举制度所不能够比的。我们的选举权具有普通性、平等性。原来我对永外选区提出100多名候选人有些担心，后来采取协商的办法，按照多数选民意见办，我就放心啦！”他还说，旧中国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举行过选举，从实质到形式都是虚伪的，和现在新社会根本无法相比。

    永外选区工作组在区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1954年1月下旬在公布代表候选人正式名单时，再次公布了选举大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选民凭选民证进入选举大会会场，领取选票，填好后投入票箱。选区内选民积极踊跃投票，依然是一个选民不少，投票率占选民总数的100%。

    从1953年10月25日至1954年1月30日，我在永定门外关厢选区工作组一干就是三个月，其间的工作和生活是充实和愉快的。我们当时吃、住都在派出所，组织上号召我们，没有结婚的小青年无事不要回家，我当时没成家，所以星期天节假日甚至新年，都是在派出所里的选区工作组度过的。1953年12月30日，我们接到公安学校校长徐欣三给参加普选工作同志的一封贺信，鼓励我们：“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巩固前一段的工作成果，提高工作效率，圆满地做好普选工作”。

    1954年2月14日，北京市郊区基层普选开始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又被分配到海淀区马神庙乡选举委员会工作。

    出发前，2月9日，徐欣三校长在召开动员会上，要求学员和部分带队学校干部在郊区普选中要戒骄戒躁，遵守纪律，虚心学习。动员会第二天，我们就动身，住进了海淀镇一家私营酱菜厂的后院里，参加海淀区选举委员会的培训。

    那时天气很冷，那家酱菜厂后院只有几间平房，院内放着很多腌菜的大缸，屋内四面透风，也没有生火。厕所在前院，夜间上个厕所，时常看见黄鼠狼出没。

    培训结束后，我们来到马神庙乡政府所在地——海淀区白堆子。这里有间平房，乡长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五个人住乡政府办公室靠东边的那一间。乡政府办公室是刚刚盖好的新房，墙壁非常潮湿，里面就一个大炕，生着地炉子。我们就睡的是这大炕，五个人挤在一起。有一次生火不小心把烟道堵住了，大家也不知道，结果我们五个人都中了煤气。我半夜出门上厕所，突然感到头晕，才知道是煤气中毒。幸亏发现的早，都比较轻微。第二天，车道沟派出所所长李更新，也是公校一期的校友，特地来看我们，还把我们接到派出所大庙里，等天暖和了，我们又回到了乡政府居住。

    1954年3月30日，普选工作圆满结束。海淀区马神庙乡的老乡们敲锣打鼓来欢送我们。区选举委员会还派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东岳庙的北京人民公安学校。

    一本当时的《选举工作手册》，一张那会儿的《北京市基层选举干部训练报告会》听课证，保存至今，五十余年，弥足珍贵。

    当年，前罗圈胡同的81岁选民余子昌，在选举站认真写选票。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千名代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