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春明食品店花“侨汇券”

    “文革”结束后，有海外关系的人家不再被视为“有问题”，相反，他们在海外的亲朋往国内寄钱还会受到鼓励，政府会根据汇款额的多少，给予收款人相应的奖励——优惠购货券，简称“侨汇券”。这东西约一个巴掌大，上边分印着几个小格，里边分别印着“富强粉×斤”，“好米×斤”，花生油×斤“，内容都是当时的限购商品。

    我家本是标准的京城“土老百姓”，与“洋物件儿沾不上边儿，可怎么有了侨汇券呢？

    1957年，我升入女四中读高中，那年从华侨补校分来一批华侨同学，这些同学都是因为印尼排华而回国的华侨子女，在补校补习一段后分到本市一些重点中学。我校一下来了十几个女孩儿，我们班来了三个，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儿叫陶雅儿，又正好与我同桌。她外语很棒，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可她对古文却有些“晕菜”，碰上我这人酷爱古文，于是，我俩自然结成“互助组”，不久就成了“抹泥”之交——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她们在京没有家，一律住校，不过雅儿有家，每到星期天早晨她就回我家“改善生活”。我母亲每次都换着花样儿给她做好吃的，有她最爱吃的肉丝炒辣椒，有烙饼摊鸡蛋就小米粥，晚上吃得饱饱的才回学校。要问我妈为什么这么偏疼她？老太太就说：“这孩子十几岁就离开妈妈回国读书，多不容易啊！哪个孩子在妈跟前儿不是宝贝疙瘩？如今她到了北京是老天又赐给我一个好闺女，我不疼她谁疼她？”雅儿也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把我母亲当成自己的妈妈，平时上课不能常回家，老太太就把炒好的辣椒肉丝装进玻璃罐儿，让我带给她。秋天，我们院里树上的石榴和大枣儿熟了，我也及时“运”到学校供她“笑纳”。

    可没想到好景不长，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人们陷入饥饿之中，由于食不果腹，同学们常出现浮肿，脸上一按一个坑，记得那时每天晨检，老师看谁的脸浮肿，就让谁回家卧床休息，我本来就体弱多病，因此被老师“赶回家”好几次。

    那时每人每月仅有2两肉票儿。蔬菜不要票，可是，没有货，合作社来一点大蒜、小白菜之类，连菜帮子都被抢光了。住校生在学校大食堂吃饭更惨，清汤寡水跟洗碗水似地熬白菜，她们说菜汤里唯一的“肉”，就是菜叶子上的大青虫！一听就吓死我了。

    有一天课间听说学校对面的大有商店卖“人造肉”，我们撒丫子飞奔而去，排了一个大队，售货员用勺子从一个大木桶里往蓖麻叶子上舀出一坨子又黑又绿黏糊糊的东西，这就叫“人造肉”，一人只卖一勺子。我们托着蓖麻叶，一边舔食这东西，一边回学校，吃到嘴里像糨糊有点咸味和五香粉味儿，那里边只有淀粉和被磨碎的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哪有什么“肉”啊？还没回到教室，我们就把叶子舔干净了。

    那时，我全家一个月共有一斤肉票，我母亲把肉票收起来，每周等雅儿来了就买2两肉，炸一小碗酱，给她吃炸酱面。我们用一点儿白面加玉米面做“切条儿”，拌虾皮炸酱，然后把面汤都喝掉充饥，晚上给她做油汪汪的烙饼摊鸡蛋，等她吃完饭回学校，我们全家再喝棒子面菜粥。后来雅儿发现不对劲儿，非要和我们一起喝菜粥，她对老人说：“我也是您女儿，大家应该吃一样的饭，让我单吃好的，怎么咽得下去啊？”

    后来雅儿分配到农机学院（现在的农大）工作，我也当了“教书匠”。她成家后有了一个男孩儿，我家还是她的“娘家”。由于“文革”中一些高校迁往“三线”，她们学校迁到四川北碚，她先生（电器工程师，也是华侨）带着三岁的大儿子在北京，她则带着嗷嗷待哺的小儿子去了北碚，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她先生在北京也没家，周日就带孩子回我们这个“姥姥家”。

    由于在“三线”建校是白手起家，教职员工都要参加劳动，谁知祸不单行，劳动中雅儿被大竹竿砸中头部，造成脑震荡无法上班，只好带孩子回京，可工作关系与户口仍在北碚，就没了粮票，我们全家又勒腰带，省出粮票给她，让她安心养病。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政策上已经允许华侨去香港定居，她全家回香港后，在亲朋帮助下安顿下来，夫妻二人都找到工作。不久，雅儿就寄来30元钱，当时那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内地工薪阶层的一个月工资，同时我们还收到了侨汇券。

    那时侨汇券特供商店是东单十字路口东南角路东、稍往南一点的春明食品店，出售的货物都是外边见不到的稀罕物。我捏着侨汇券，手心里直出汗，真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两只眼睛有点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其实用现在的眼光看，也就是一个小超市。

    雅儿接长不短地寄钱，直到我的老母亲1981年仙逝。

    我和雅儿的友谊延续了三十多年，直到1989年她患不治之症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