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京城各大监狱

　　关押名人最多的京师第二监狱

　　马志冰教授介绍说，北洋政府时期，还有一座像京师模范监狱一样的中央直属监狱，叫宛平监狱。它原是1903年清末筹建的顺天府习艺所，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宇旧址。1914年改称京师第二监狱，1915年进行改建，1919年完成。

　　1927年，李大钊等著名人士被捕后被关押于此。

　　社会上对这段历史有过误传。也许是“王八楼”的名气大，也许是为了凸显它的历史价值，有人传言李大钊被关于此。这实在是让京师模范监狱背了多年“黑锅”。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位于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被北洋军阀杀害。当时的绞刑机还是专门从欧洲进口的。为了延长其死亡前的痛苦时间，他们对李大钊使用了“三绞处决”的残忍手段，整个绞杀过程持续了40分钟。后人有诗祭奠道：“三绞酷刑，黯兮惨粹。然前贤赳赳，后继悠悠；先驱洒血，春满神州。”

　　日伪时期，华北日军宪兵司令部等日伪机关也在此监羁押过“犯人”。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的监狱布局重新进行调整，在利用和改造中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监狱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五大劳改农场和十余所监狱。其中，这个关押过李大钊的河北北平第二监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法处接管，将其改名为功德林监狱。

　　作为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过杜聿明、邱行湘、宋希濂等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人。由邱行湘的外甥、著名作家黄济人撰写的长篇纪实小说《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以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详细记述了这批国民党将领在功德林监狱的改造过程。该书1982年出版后，曾经轰动海内外。

　　1960年3月，功德林监狱迁往昌平新址，更名为秦城监狱。建成后隶属于公安部管理，不在司法行政系统的监狱之列，时至今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仍然有些神秘。

　　炮局监狱

　　北京的“奥斯维辛”

　　北京城的监狱中最“劣迹斑斑”的莫过于北京陆军监狱，俗称“炮局监狱”，当年位于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

　　1934年11月24日，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在这里英勇就义。

　　中共党员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被捕后也曾关押于此。

　　日军占领北平期间，这里成为日军的军法部监狱，专门关押各地抗日人士，最多时达3000余人，被称为北京的“奥斯维辛营”。

　　1946年，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此建立“国防部爱国青年训导第四总队”，简称“青训总队”，成为关押被俘军人及爱国青年的集中营，1949年2月被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

　　茶淀——新中国第一劳改农场

　　解放之前的北平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华北地区的大本营，所聚集的大批军警宪特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被清查出来，对他们的集中关押、甄别、审判、改造是当务之急。光靠当时的北京市监狱是远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于是在1950年2月，经政务院批准，新中国的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现在的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在距离北京150公里远的一块叫茶淀的荒原上诞生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十年动乱期间，监狱竟也难逃厄运。监狱管理工作一度出现了混乱。马志冰介绍说，当时，北京除保留北京市监狱、延庆监狱、少年犯管教所和清河农场外，其余九个劳改农场全部撤销或移交，3600多名劳改干部被调出或下放。

　　1968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在少年犯管教所内成立“青少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行集中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叶剑英、贺龙、彭真、谭震林、薄一波、陆定一等人的子女61人进行变相监禁和政治迫害，时间长达三年多。

　　百年来，北京城的监狱一边承载着关押罪犯的本职，一边也在起起伏伏之中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历史的风云。

　　耄耋“王八楼”灰飞烟灭

　　城市的建设脚步越来越快，当初偏僻的荒地变成了城市中心。国务院、司法部、市政府做出了北京市监狱搬迁的决定。虽然当时对此有过争论，但怎奈耄耋之年的“王八楼”始终没关押过什么“名人”，在南二环内又十分碍眼，终难逃拆迁的命运。

　　从1993年9月10日至16日，北京市监狱的1391名罪犯被分别押遣到其他监狱服刑。

　　带有西洋建筑风格的监狱大门门楼，那被俗称“王八楼”的监舍楼，80年来第一次寂静无声。不久，随着破拆机械车辆的轰鸣，这座见证着历史，记载着故事的老监狱灰飞烟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欧陆风格的住宅小区。

　　老北监虽然退出历史舞台了，但周围的地名，仍然折射出它曾经的历史印记。当年，由于监狱位置低洼，积水阻塞交通。监狱只得开始自己修路。北京也首次出现了因监狱而命名的道路。

　　一条是自新路，1919年监狱自筹资金买民地，搞“拆迁”。迁民房2间、庙舍3间，迁移坟墓5座，修筑道路一公里，取名自新路。至今在自新路一带仍可见一些大槐树，就是当年罪犯所种。

　　另一条是育新街。1954年，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修建办公楼和宿舍楼，将监狱以北至里仁街的地段占用，阻断了自新路。于是，东移百米，另辟新路。为了体现监狱改造人、造就人、培育新人的政策，新路便取名育新街。如今育新街也已不在，被新建的菜市口大街所覆盖。

　　1994年11月8日，原北京市收容所改建更名为北京市监狱。监狱至团河路的一条一公里农田土路，经拓宽改善，建成了优质柏油马路，因监狱所在而定名为沐新路。

　　巨匪鹿宪洲织毛衣时越狱

　　劳动改造是在新式监狱创设时就引入的制度，区别于以往单纯的肉刑。百年来，监狱里一直少不了工厂车间。罪犯的劳动成果在一段时期还是市场上的“明星”。

　　上点岁数的老干警们至今还记得，监狱生产的尼龙袜在北京市场上销量很大，塑料鞋更是独占鳌头，填补了市场空白，当时北京人夏天穿的塑料凉鞋主要依靠监狱供给。

　　在计划经济、国家统购统销的环境下，监狱依靠财政拨款和生产创收正常运营。但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监狱的经济一下子垮了下来。国家拨款只有60%至80%，仅能保证罪犯生活。监狱干警只能“自谋出路”，那时候，有人去龙潭湖卖过票，有人摆过摊卖袜子。

　　更甚的是，拮据的经费给监狱安全埋下了极大隐患。为了节约开支，有时候连高墙上的电网都不通电，胆大的罪犯瞅准时机，翻墙逃跑的事也不是一两次。虽然逃跑的最终都能被抓回来，但给监狱带来的震动也是巨大的。

　　最恶劣的脱逃事件发生在1994年2月。因盗窃被判死缓的罪犯鹿宪洲，在夜班织毛衣时，溜出劳动现场，从监狱围墙与电网末端的空隙挤过，逃出监狱。鹿宪洲脱逃隐匿两年后，三次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涉案金额达190余万元。1996年9月9日，鹿在围捕中拒捕被击伤，因抢救无效毙命。

　　直到《监狱法》颁布后，监狱也分享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经费全额财政拨款，解决了困扰监狱多年的经费紧张问题。不断升级改造的硬件设施和安全体系，成为北京监狱系统十余年无脱逃事故的重要支撑。

　　同时，北京的监狱也在探索着新的监管改造模式。新式监狱允许牧师僧人进监狱教化、让罪犯读书学习的感化教诲体系在近百年后得到完善发展。

　　监狱管理机关邀请社会名流、影视明星陆续走进监狱，用他们的影响力召唤服刑人员改恶从善。

　　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走进了监狱，在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的同时帮助解决他们家庭的实际困难……

　　这种简称为“帮教安置”的全新改造罪犯的形式，后来被司法部命名为“北京模式”，向全国推广。

　　监狱重视对服刑人员的教育，让高墙成为了学堂。除了法制道德教育、生产技能教育，在文化教育上也实现体系化，扫盲、小学、初中、高中递进式的教育取得成效后，又在社会成人教育部门的支持下，率先在全市监狱中设立了成人高等教育特殊考场。

　　随着媒体的发展，监狱里辅助教育的手段也与时俱进。电视台、报纸、有线广播，服刑罪犯通过这些媒介接受教育。各种文艺队、兴趣小组，让服刑人员陶冶情操，学习出狱后立足社会的一技之长。

　　广泛开展心理咨询和个别矫治，医治罪犯犯罪的心理病症……

　　如今，北京不但有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也有关押传染病罪犯、老病残罪犯、女性罪犯、未成年罪犯的特色监狱，分别对不同的罪犯开展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力争使每一个走出监狱的刑释人员都能身心健康地重新融入社会。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北京的监狱同那些与监狱有关的街巷名称一道，成为书写北京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研究生刘芳芳协助收集了大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