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人侯仁之（上）

　　1984年，侯仁之与妻子张玮瑛在剑桥大学与达比教授夫妇合影。 
 
   辛亥革命的硝烟未尽之时，在燕赵大地的枣强县，侯仁之降临世间。今年霜降的前一日，他在北京驾鹤西去。102年人生，他跨越世纪，经历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走过起伏跌宕的爱国人生路；他就读于美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游学英伦，回国任教，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砥砺同行；他钟情于历史地理，学贯中西，文理通融，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送别这位百岁学人，看到的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远去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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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同行 一手握笔一手执剑

  一个学者的成长，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毕业前夕，父亲想让他学医，受顾颉刚《敬告今日青年》一文的影响，侯仁之想回原籍教小学，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此时，校长陈昌佑建议他：到燕京大学接受顾颉刚的熏陶。弟弟侯硕之也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这样，侯仁之选择了燕京大学，1932年开始学习历史专业，后来留校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接受的精神上的指引。他说，顾颉刚、洪业的教导，明清之际的几位古代地理学家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等，都给他带来了心灵震撼。他很尊崇顾炎武，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的人”。

  侯仁之说，顾炎武终生都在战斗。当日军逼近北平的时候，侯仁之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著作。听到日军的铁蹄声，侯仁之用他拿笔的手，也抄起了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宪兵队进驻西苑，燕京大学组织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他们送出的燕大学生中，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做了北京市副市长，有的做了驻联合国代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余名师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在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的走动声。次年6月，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

  出狱后，为了不让保人受到连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区。导师洪业教授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他做学问也不得安宁，日本人时时来监视，经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盘问。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挡箭牌，做起了研究。这期间，他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英国三年学业结束时，新中国要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在新华社驻香港机构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时间是1949年9月29日。两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庆典游行。当晚，学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做报告，讲述他当天的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啊。”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伸向了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批判“三家村”时，侯仁之被卷了进去。因为吴晗曾经编过一套历史小丛书，侯仁之撰写了丛书中的一本传记——《徐霞客》。侯仁之后来谈起这段往事，依然会高声笑谈，似乎对那场闹剧没有了怨恨。可是，季羡林的生动记录，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

  最后，侯仁之背负“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学术青春。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回来了。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个年代，纵有妙手，还要期待著文章的机会。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他应邀展开了对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和写作。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时光，侯仁之说：“80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他的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学问终于又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老当益壮，耕耘不辍，80多岁时还坐火车远行作学术考察，95岁时还在每天写作，乐观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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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世致用 城市规划时从不“客随主变”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他敬慕徐霞客把一生的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份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说：“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活书要经世致用。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

  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那次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他也没有经验。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沙漠考察是艰苦和危险的。风沙、迷路，甚至会遭遇车祸。

  初进沙漠地区，侯仁之就忘我地工作。中科院研究员、当年的北大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李宝田回忆说：“学生的任务是定点的，定点后，划片完成工作。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进入河东沙漠选点。那里沟壑纵横，从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却沟壁陡峭，纵横相连，经常迷路。一次，侯先生考察时进到一个沟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来的地方。夜晚来临了，他终于看见了远处的一丝灯光，奔过去，才走出沟，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无处可住了。”

  一个多月的考察转眼即逝，在去银川赶火车返京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车在黑夜中行驶时，栽进了沟里，侯仁之坐在前排，被撞休克了，半天才清醒过来，事后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了。

  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他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计划后来被“文革”无情地中断了。

  1963年时，侯仁之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相关的配套基地做论证研究。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带领大家发现了三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窳浑。这里曾是屯边抵抗匈奴的汉代垦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居民迁居于此。抚古思今，侯仁之感慨万千，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投入到细致的研究之中。后来，他与北大考古系俞伟超合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震动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仔细探寻，还借助碳14测定，进行孢粉分析。此时，他已经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不久，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有浓厚的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这些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之中。

  1974年到邯郸，1975年到承德，1976到淄博，侯仁之三年间应三地政府之邀考察、研究了三个城市，撰写了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地方的城市规划提供决策依据。1978年，他又到了芜湖市参加城市规划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但他却从不“客随主变”，在是非问题上从不退让。

  城市规划重要的是首先给一个城市确定性质。承德是历史文化名城，但20世纪70年代还没认定历史文化城市。在做规划时，侯仁之坚持把承德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但承德市领导不同意。那个年代是不搞旅游的，认为搞工业城市才对。当时的国家建委却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当时在文化革命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的，坚持科学的。”当时一起去的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在芜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请去的。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遗存。当时的铁路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仁之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万里同志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侯仁之拓展了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并把它用于指导城市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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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系北京 创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

  侯仁之从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北京城时，就感到难以抗拒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他后来回忆说：“是它（北京城）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侯仁之在北京居住了几十年，他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建设性的、有大成就的。以北京为案例的学术研究，集中体现了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思想。

  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始于燕京大学。那时，顾颉刚教授创设的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极大激发了侯仁之的兴趣，他担任了顾颉刚的助手，从此，他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区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名词，但是内容却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后一段时期的论文整体上也没跳出沿革地理学的圈子，但是他在尝试，试图将文献考证与野外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1946年是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临行前，他带上了大量的北京历史地理的资料，侯仁之说，他要“带上这些砖头瓦块，去学习建筑方法，构建历史地理的大厦。”后来，他又把这批“砖头瓦块”带了回来，一直摆放在他的家中，竖放起来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绪顺天府志》《日下旧文考》《畿辅通志》等。

  侯仁之就学于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职的利物浦，罗士培是英国第一个地理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去世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剑桥大学地理学专业毕业的达比（H.C.Darby），成了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也是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的影响很大。侯仁之说：“看达比怎么研究英国历史地理，对我启发很大。这对我完成博士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很有启迪。”

  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经过在英国的三年学习，侯仁之在学术认识上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摆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务就是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这篇文章很短，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被建立起来了。因此，学界认为：“侯仁之是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倡导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国第一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自己的上述思路开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时还参加到北京城的规划之中。1950年，侯仁之应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于是，侯仁之写就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为海淀区的规划提供了依据。研究侯仁之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学术思想的邓辉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篇严格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的范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里？侯仁之研究认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当于卢沟桥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易遭受洪水威胁，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现在蓟丘，即今天的莲花池附近。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做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等论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他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调查，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迁移的全过程，这是侯仁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创新。

  几十年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对北京城规划和建设的影响是很难用准确的量化来评估的，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他和他的研究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由于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贡献，侯仁之获得了美国地理学会（AGS）颁发的乔治·大卫森勋章等多项学术成就奖。

  侯仁之曾长期担任北京市城市发展顾问和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他关注着古都的规划建设、古迹保护。北京西站的选址、后门桥遗址的保护、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都有他的功劳。

  在北京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北京建城记》《北京建都记》等。在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侯仁之为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一直用真情默默地研究、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人生的最后几年，侯仁之在北大校医院病榻上度过，他不能像往常一样走出来看看变化中的北京城。但在病房不远处，就是曾经的成府蒋家胡同3号——恩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地方，在这里安享晚年，他应该是开心的，因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个世纪的回声在陪伴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