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如何踏青郊游

  阳春三月，春风送暖，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自古至今，人们对于春日郊游可谓格外青睐。先秦时期，青年男女喜欢借郊游寻找浪漫爱情；魏晋时期，人们郊游注重“陶冶情操”；隋唐时期，人们郊游讲究“野餐”；宋代以后至明清时期，人们郊游更偏爱“健身休闲”……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先秦时期郊游追求“浪漫风情”——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先秦，是一个崇尚自由、热情奔放的时代，不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平民百姓，似乎都热衷于郊游。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曾点便特崇尚“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郊游生活。据《论语·先进》所记，对学生这一想法，孔子只说了四个字：“吾与点也！”意思是，我赞成曾点的想法，可见孔子也喜欢郊游。

  从史书记载来看，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郊游最浪漫，相当有“风情”。

  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诗歌的总集《诗经》，里面有许多诗篇都是那个时代人们郊游的记录，其中《国风·郑风》里有首诗歌叫《出其东门》，起首句便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郑风”所反映的是以今郑州为中心的中原之国郑国的郊游风俗。郑国人喜欢郊游，特别是到了春天，每年春天，出了郑城东门，满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许多男士便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溱洧》一诗所述更直接，当时在溱水和洧水两条河边上，郑国的“士与女，殷其盈矣”，前来郊游的郑国男女到处都是。男女青年在一起郊游中增进了了解，两情相悦，最后互赠芍药以寄情、定终身。

  当时人口较少，多生孩子、增殖人口，是那个时代对适婚男女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生产”任务与农民播种一样，都不能“失时”，而春季是女子受孕的最佳季节，所以谈情说爱这样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先秦时代郊游的特征之一，《诗经》大量爱情故事，大都是在郊游期间发生的。

  先秦时期的“风情游”，被称为“奔”。“奔”是会意字，金文字形上面从“大”(人)，象人挥动双手；下面从“止”(趾)，而且是三个“止”，表示快跑的意思。用“奔”字来形容女子与男士到郊外幽会，再合适不过了——快点跑到没熟人看见的地方去。

  因为这种方式的自由恋爱，有别于明媒正娶式的正规结合，“不侍礼而相奔者也”，故古人常以“私奔”来称呼，宋代主张禁欲的理学家则毁之为“淫奔”。

  “奔”虽然不是正规结合，但时人并不认为是不体面的事，官府也不禁止这种“失礼”行为，反而大力提倡，即所谓“奔者不禁”。为方便男女的感情交流，不错过“播种”季节，朝廷甚至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春游节日“上巳节”。

  上巳节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溱洧》一诗中描写的内容，正是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巳节郊游、相会交流的热闹情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魏晋时期郊游看重“陶冶情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上巳节，其因选取夏历三月中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由周代的“水滨祓禊”风俗而起，乃中国古人选择外出郊游的标志性节日。魏晋以后，可能出于记事和行动上的方便，干脆将上巳节固定在三月三；“水滨祓禊”，也被临水饮酒所取代。

  中国古人喜欢郊游的原因，或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旅游思想”有关。孔子即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到魏晋时代，属于“不远游”的郊游出现了新气象，先秦时的“风情游”色彩淡化，转向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把郊游看视为陶冶人生情操的一种方式。

  玄游提倡“贵无”，因“玄学”而兴起，玄学属唯心主义哲学。老子的“无为”思想，受到热爱玄游的魏晋人推崇。而“无为”的本质就是自然，许多士人于是“返乎自然”，把理想寄托于郊游过程中的山水之间。

  魏晋时代出现了许多郊游名士，“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七贤”指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等七位文人，他们虽然出生于不同地区，却有相同的志趣，于是走到一起。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述，这七位文人喜欢“竹林之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的游兴最浓，不游则已，游必尽兴，“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有不少学者认为，竹林七贤游山玩水，是逃避现实的行为，实则非然，他们是换种方式关心政治，有句名言叫“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便是阮籍游今河南荥阳的广武山时有感而发。

  魏晋时代留下事迹的郊游活动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41名晋朝贵族郊游后诞生的，系为当时各人所吟诗歌结集而作的序文。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大才子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讲究，具有探险精神，“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南史·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外出游玩，头戴曲柄笠，脚登木屐，可谓当时的驴友专业户。这种“木屐”被时人称为“谢公屐”，前后都有齿钉，“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但时人郊游能游出一种境界的，还要数陶渊明。陶有“千古隐逸之宗”的美誉，他原本胸怀“大济苍生”的愿望，但现实与理想相距太远，在做了13年“公务员”后，主动辞掉彭泽县令，把家都搬到了郊外，过起了悠然的“田园生活”。陶《饮酒》诗中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凡脱俗，可以说是魏晋人，乃至中国古人郊游的最高境界。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闱”

  唐代郊游讲究美味“野餐”——

  “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闱”

  由于魏晋时期时局动荡，人们郊游虽然游出了最高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人间并未兴起，仅属“小众游”，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民性“郊游热”。

  唐代的郊游热，以京城长安为最。杜甫《丽人行》一诗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游盖飘青云”条也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

  长安城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一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每到中和节和上巳节，曲江两岸熙熙攘攘，游人如潮。

  由于倾城出游，以至于春天里的长安几成一座空城。唐代的新科进士正式放榜在上巳节前，会聚京城的学子，更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曲江尽情游玩。

  除了中和节和上巳节，唐人还喜欢选择在立春、清明节外出郊游。白居易的《立春日酬钱员外曲江同行见赠》，写的便是他立春这天与钱员外郊游的情况：“下直遇春日，垂鞭出禁闱。两人携手语，十里看山归……”

  与先秦的“风情”、魏晋的“精神”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白居易的所谓“酬钱员”，便是请钱员外吃饭的意思。

  唐代郊游的吃喝之风，从现代考古的发现中也可以看出一二。1978年发掘的西安市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室东壁北侧，曾发现一幅高200厘米、宽360厘米的“宴饮”壁画。壁画所描绘的内容，便是中唐前期盛行的有钱人郊外游玩享宴的场面：长方形的矮案上，摆满各种食物，画面人物丰富，除参与宴会的人外，还有随从、仆人。人物中执鞭的车夫，画面上方所绘的浮云、花草，下方的岩石，这些元素的存在，无疑都说明这是郊外野餐。同一墓室西壁上，还发现“六屏仕女”图，反映的是女子郊游的场景。

  唐代郊游的吃喝之风，吃出了不少可载入中国饮食史的“游宴”，如设宴会地点在曲江风景区内的，便有上巳节游宴、新进士游宴、关宴等。

  “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

  宋代以后郊游偏爱“健身休闲”——

  “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

  唐人热衷于郊游是有原因的，除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有关外，与假期多和上层的大力提倡也有直接关系。《唐诗纪事》记载，唐代从皇帝到臣僚都喜欢郊游，并因此形成了制度。每年春天，皇帝都会带着后妃、朝臣游梨园，到渭水边游览祭祀；夏天游葡萄园，秋天则登大雁塔。

  唐代称春季郊游为“踏履”，宋代人多称“踏青”，并设有“踏青节”。在宋代，郊游也曾出现过一波小高潮，但出游的节日选择在悄然改变，春天人们更喜欢选择清明节外出，而非上巳节。

  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在清明节这一天郊游踏青的情景。到南宋时，清明节踏青已成为时人风俗，周密《武林旧事》中即称，南宋人“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

  到了明清时期，唐代的郊游盛景再也没有重现过，作为古代中国“郊游热”兴起重要标志之一的上巳节，至此彻底衰落，上巳节主导的郊游内容被完全糅合进了清明节里。

  清明节，是给先祖亡人扫墓的日子。坟墓多在郊外，利用扫墓开展郊游活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在明时的南方特别明显。明谢肇淛《五杂俎·天部二》中称，北人重墓祭……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履相错，日暮，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古人郊游的活动内容变得多元化，趋于简朴，体育健身运动受到喜爱：宋代人喜欢蹴鞠（踢足球）；明代人喜欢荡秋千，甚至将清明节称为“秋千节”；清代人更迷恋放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