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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为何有百岁考生

2014-1-17 10:05| 发布者: 掌柜 |原作者: 倪方六|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很多人将如今的高考比喻为古代的科举考试,其实,“高考”和“科考”可谓“差之一字,谬以千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高考,无非是考进“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古代学子热衷于科举考试,尽管不乏胸怀大志之 ...

 

  很多人将如今的高考比喻为古代的科举考试,其实,“高考”和“科考”可谓“差之一字,谬以千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高考,无非是考进“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古代学子热衷于科举考试,尽管不乏胸怀大志之人,但也有不少人是缘于“‘考’而优则仕”的巨大诱惑。北宋皇帝赵恒在其《励学篇》中曾直言不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古代年龄最大的“考生”是多少岁?

  广东老秀才黄章102岁参加康熙三十八年乡试

  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往往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惟一出路,古代学子寒窗苦读,目的大多是“奋志科名”,因而 “科考”的考场上有很多“屡不中屡考”的考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故事,范进考了20多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所以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

  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说,但所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在科举史上,像范进这样54岁还参加考试的并不稀奇。

  明末人谈迁在《枣林杂俎·圣集·科牍》中,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其中提到的刘珠、董又莘两位进士,均为高龄考生。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进士。

  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刘珠又不算大了,董又莘到70岁“古稀之年”才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好在董又莘长寿,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

  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所以“父子同场”的现象很常见。清代史学家王西庄(王鸣盛)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但王西庄32岁时,以“一甲第二人”(榜眼)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做了大官。而王西庄的父亲还是没能通过乡试,后来到拄拐棍时仍参加考试。据《清稗类钞·考试类》“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条所述,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老秀才严肃地说:“大丈夫奋志科名。”

  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已有重孙子了。黄章在提入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四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入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

  令人感慨的是,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会试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岁、90岁以上,并考完了三场的考生有92人。

  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俱加赏赐”。在乾隆当皇帝期间,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功名,如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江西乡试中,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三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乾隆听说后特“赏给举人”。

  古代也有“复读”吗?

  唐代“考生”借静坊庙院补“夏课”

  现在高考考点很多,可以就近参加考试,在古代,科举的第一轮考试“乡试”,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是全省统一考试。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一考试,考场设在京城,考生要跋山涉水 “进京赶考”。所以,好多考生(举子)在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门苦读,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这种现象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习。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作。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古代交通不便,家庭条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半年。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呆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行卷”是怎么回事?

  唐代诗人白居易因“行卷” 考中进士

  在唐代,考生考完不离京,除了“夏课”复习的需要外,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这就是“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拉关系,走后门。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以求得这些“贵人”、“名人”的赏识,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行卷”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考生的“印象分”,直接提高考中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就得益于“行卷”。据《唐摭言》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没一点名气,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诗人顾况。顾况听罢笑称,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即所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一说。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顾况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青睐。

  “行卷”其实是一种作弊行为,乃科举腐败,但在唐朝很流行,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学子,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行卷”。

  古代高考是否有“照顾分”?

  宋太祖赵匡胤设“特奏名”15次考进士未中“赐本科出身”

  当然,古代考生在考完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

  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破格录取的机制,存在“加分”、“特招”这类现象。以宋朝为例,考中者中便有“正奏名”、“特奏名”的区别,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正取生”与“特招生”。

  所谓“特奏名”,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即解试中榜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在参加若干轮的考试,且到一定年龄后,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上报朝廷,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

  在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皇帝主持)三级。所谓“解试”,即唐代的州试,明清时的乡试,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贡士”,明清叫“举人”;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作“进士”,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状元”。

  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举人,也是很难的。当年,陈独秀就没通过乡试。陈独秀首次参加当地官府组织的“童子试”,虽然顺利地考取到了“秀才”,但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山。

  因为乡试很难考过,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心很大、“屡考屡不中”的考生有所照顾。其中,宋代的照顾办法“特奏名”最受考生拥护。

  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太祖)于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也就是说,连续参加15 次进士考试,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特奏名”的机会。实际上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并不容易。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到获得特赐进士时,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因此时人称这种“特奏名”为“老榜”。

  因为不是正取,年纪又大,社会上对“老榜生”的评价较低。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有这么一段记载:福建人徐遹通过“特奏名”,获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进士,参加完在御花园琼林苑里举办的“闻喜宴”后,大家骑马挂花回住处。经过“红灯区”时,别人的红花都让妓女抢走了,惟独徐遹的花没人要。徐遹为此伤心,在客栈房间的墙壁上题诗自嘲:“白马青衫老得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除了“特奏名”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不会少了花钱“买分数”、“买录取通知书”等腐败现象。如在明代,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例监”,便是花钱搞到入学指标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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