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北京城时如何防止“豆腐渣工程”

　　正阳门箭楼 
 

　明城墙遗址公园 
 

　嘉靖六年烧制的城砖 
 

　▲嘉靖八年窑户孙伦 
 
 

　　万盛窑细泥停城砖 
 
   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取得皇位，随后决定迁都北平，并在元大都基础上重建北京城。此后的正统、嘉靖、隆庆年间都曾对北京城的城墙及其他建筑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缮、改建。为了确保工程质量，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

  “实名制”便于“倒查”

  兴建北京城时，永乐皇帝效仿明太祖修建南京城的做法，令烧制砖瓦的官窑、私窑在砖瓦的侧面或背面刻上窑场的字号及生产年份，有的还刻上窑主和监工的名字，如“××窑/窑匠××”、“××厂/造砖夫××”、“大明永乐×年”等字样。如果在施工时发现砖瓦有质量问题，便可根据砖瓦上的“落款”进行“倒查”。只要核实清了，轻者重罚，重者斩首。这种“实名制”一直延续到清朝。1981年古建部门对东便门角楼进行大规模修缮时，曾发现许多砖瓦上带有“嘉靖”、“隆庆”、“乾隆”等明清两朝年号及窑厂字号。

  前后工序逐层连查

  修建北京城时，一处建筑施工往往需要多道工序，所以曾实施过“逐层连查”制度，即下一道工序的工匠要对上一道工序进行检查，认为不合格的可以拒绝继续施工，并向督察官员“举报”。若不检查即施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嘉靖年间，开始在九门瓮城之内修建关帝庙，以“四面兴之”。按要求地基要打一尺五的三合土，土层分三次夯实，夯层应质地坚硬。可修建东直门关帝庙时，打三合土的工匠为省时省料，只打了两层，便让石匠接着施工，他们以为三合土是最底层，石匠查不出到底有多厚。不想石匠却仔细查看了一番，发现三合土层不足一尺，拒绝继续施工，并向督察官员“举报”，故此打三合土的工匠受到惩处。

  督察大锤随时敲打

  修建北京城期间，皇帝要选派一些官员督察工程进度和质量。《大明杂录》载：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等人负责督工，将内城东、西、南三面改为砖砌高墙。他们将下属官员分片包干，随时检查工程质量。这些人到建筑工地去检查时，要手持一把大锤，时不时地抡起大锤东敲一下，西砸一下，当听到哪段城墙声音不对，有空响嫌疑时，就要仔细查看，一旦查出偷工减料或建筑结构不实的，立即惩治。所以一听到大锤的敲击声，就令不少工匠们心惊胆战，施工时倍加小心。

  督察不利官员连带被惩

  明代规定，一旦发现工程质量有问题，督察官员将受到连带处罚，绝不姑息。《明城营造琐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兴建京城内城九门之一的德胜门。德胜门由城楼、箭楼和瓮城等组成，是一座具有群体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因此，明英宗朱祁镇格外重视，亲临工地检查。在查看城墙时，他令人砸开夹浆检查，发现灰浆“稍杂泥壤”，“间隙超度”，即灰浆不纯，间隙过大，随即将修建此城墙的工匠、包工头十余人抓了起来。次日，又对这一工程的多位督察官员包括工部侍郎、营缮司郎中等“直接责任人”进行了惩处，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廷杖。

  一包到底严禁转包

  明朝修建北京城时，曾对部分工程实行过一包到底的“政策”，即某一工程由一家营造厂承包施工，严禁转包和层层承包。这样，一旦出了工程质量问题，承包人便是“第一责任人”，便于查办。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将京城护城河加深后改为石砌河岸，其中文明门（正统二年改称崇文门）外东侧临近通惠河一段的河岸要在汛期之前完成。为了赶工期，承包这一段砌垒石墙的营造厂私下里将20丈长的河岸转包给了通州一家营造厂。而这家营造厂在施工中偷工减料，以致造成河墙坍塌，多人伤亡。于是，这两家营造厂的老板均被押至顺天府大兴县监牢，不久被判“秋后问斩”，而朝廷派的督察官员因监察不利而被“廷杖八十”。

  工匠需有人担保方能上岗

  修建北京城时，对工匠的技术水平也有一定要求，特别是永乐年间，有一段时期还要求参加施工的工匠要有担保人，尤其是“三匠”，即木匠、石匠、瓦匠，由营造厂或石作担保其经过“三年零一节”的学徒，以防滥竽充数，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北京的城墙外侧用砖砌有雉堞，俗称垛口，高一米九，宽一米五，厚七十厘米，每隔五十厘米设一个垛口。据传，承包阜成门到西直门之间其中一段的是山东一家营造厂，因瓦工人手不够，为如期完工，包工头便从乡下招来10个多少会点儿瓦匠活儿的人参与施工。但这些人垒个猪窝、羊圈还凑合，修城墙的技术差得太多，所以砌成的垛口大小尺寸不一。这些人只干了一天的活，就被督察官员发现了，经询问证实，他们从未“拜师学艺”。结果，包工头当即被抓了起来，送至大牢问罪。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修建北京城时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似乎太过“严厉”，缺少点“人性化”，但却震慑了许多工匠及督察官员，所以施工时不敢掉以轻心，由此杜绝了不少“豆腐渣工程”。时至今日，京城一些保存下来的明代建筑，如紫禁城、正阳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及宫殿、庙宇，虽经百年的风雨沧桑依然坚固完好。

  和珅向乾隆皇帝请罪

  正阳门箭楼重修后

  券洞内裂箭窗墙面隆起

  和珅向乾隆皇帝请罪

  说起“豆腐渣工程”，古已有之，清代大贪官和珅就曾涉及过一个“豆腐渣工程”，《清高宗实录》和《堪估正阳门外火毁宫房事奏折》等史籍中对其均有记载。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十一日，正阳门外东南侧的一间铺面房不慎失火，恰遇东南风，且风势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很快殃及正阳门箭楼。首先是箭楼南侧起火，随着风势的加大，整个箭楼很快被大火包围，几个时辰后，除了将箭楼焚毁外，还烧毁了瓮城东西月墙的闸楼、官房等设施。

  火灾情况迅速传到紫禁城，乾隆皇帝听取了工部官员有关火情的禀报后，顿感不悦。因为正阳门是内城的正南门，为京师九门之首，皇帝出城去往天坛、先农坛祭祀及南巡时，其龙辇要出入此门，所以正阳门有“国门”之称。而今这“国门”的箭楼被大火焚毁了，乾隆皇帝又气又怒。

  数日后，大臣和珅连同大学士英廉联名上奏，说正阳门乃“国门”，“俱伟丽之雄姿”，“当复以修之”。和珅因何要联手英廉上奏呢？原来和珅的发妻冯氏是英廉的孙女，和珅的发迹得益于英廉的提携。此时和珅正任户部尚书，掌管朝廷财政大权。而重建正阳门箭楼是个大工程，朝廷所拨款项不是个小数目，若包揽下此工程，定能有利可图，所以极力恳请圣上重修正阳门箭楼。

  和珅与英廉联名呈上的奏折很快得到乾隆的恩准，诏令重修正阳门箭楼，并任命和珅为工程的总管大臣，英廉为工程总督办，工部郎中德龄任督监。为了安全起见，乾隆还要求将原木质结构的箭楼改用砖石结构。

  和珅与英廉领旨后，迅速组织人员重修正阳门箭楼。按照乾隆皇帝的要求，整体建筑本应全部使用新的砖石，但和珅与英廉到施工现场查看后，认为旧的券洞依然坚固，不必重修，这样就能省下不少工时和建筑材料，而不少旧城砖尚可利用，于是命令工匠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此外，修建时所需的城砖应使用山东临清官窑所生产的，但考虑到运输费用较大，和珅暗地里令人从通州一家私窑采购了绝大部分。这次重建和修缮，自当年八月中旬开始，至十一月底竣工。和珅向朝廷上奏的修建费用为“银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九两”，但实际费用是多少，只有和珅与英廉知晓。

  重新修建的正阳门箭楼竣工，乾隆皇帝亲自登上城楼巡视，不禁龙颜大悦。然而，没过两个月，新建的正阳门箭楼就出现了问题。先是券洞出现多处内裂，因为重修时没有重建券洞，而是在旧券洞上继续修建，因砖石沉重，导致旧的门洞出现内裂。随后箭楼南面新做炮眼(箭窗)墙面有隆起现象，甚至出现了小面积的脱落。当英廉到现场查看后，大惊失色，连忙找到和珅商议。经过二人大半夜的反复“考量”，最后由和珅出面向乾隆皇帝请罪。

  和珅恳请圣上准许自己与英廉及工程监督等官员赔偿修缮箭楼的所有费用，再次修缮的费用也由他们支付，其他处置听命，“态度”十分诚恳。乾隆皇帝将和珅训斥一番之后传旨：工部郎中德龄等三人革职留任，大学士英廉降三级留任察看，包揽工程的包工头和工匠十余人打入刑部大牢候审。再次重修箭楼的款项一半由国库开销，其余一半由英廉赔十分之七，监督等官员赔十分之三。和珅因施工期间正随圣上在热河（承德）“听政”，并没有在京监修工程，而此事发生后也由和珅奏出，“无意欺君，善当大责”，所以和珅奏请的处罚一概加恩宽免。

  至于英廉及监督官员后来是否真的自己掏腰包再次重修正阳门箭楼，不得而知。而和珅身为工程的总管大臣、“第一责任人”，对这起“豆腐渣工程”却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令满朝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