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城墙几段情？

古人云：“倾城即倾国，国破即家亡。”一语道破城墙的防御功能。话说明朝皇帝爱修墙，北京城墙有四重，最内紫禁城，往外皇城墙；再外便是内城城墙与外城城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北京城墙。如今我们能叫得出所谓的“里九外七皇城四”，城门“名”犹在耳，但原长39.73公里的明城墙，现主要剩下原崇文门至城东南角楼一线1.5公里的城垣，2002年经整修成为明城墙遗址公园。对我们这些90后来说，老北京的味道从哪儿寻，想必这近600岁的老城墙就是答案。

  寻城墙

  “税门”如今叫“崇文”

  走出地铁北京站西南口，只见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明城墙遗址公园躲藏在哪儿呢？把头凑近小卖部窗口一问，有趣的是，老板“往西”的声音刚落，老板娘却指着另一边说“往东”。原来两边都能走，遗址就在北京站后头。

  因原崇文门乃遗址起点，其实从崇文门站出更近，但地铁北京站离东南角楼更近。从北京站向西而行七八分钟，见路边围起个建筑工地，一座坍圮的城台坐落其中，显得老态龙钟。逮住一个推着自行车正要出去吃午饭的民工大叔，“这就是明城墙遗址吗？”他先是一愣，又立马爽快答道：“这是崇文门！”答非所问却也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

  早闻崇文门之名，现在终能见其真身。看这墙面凹凸不平，墙上杂树丛生，明人笔下“行过御沟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的景象实在难以想象。

  旁边的雕刻石碑上写着：崇文门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又称“税门”。“税门”源于1485年颁布的“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之规定。到民国十九年，崇文门监督一直是个人人垂涎的肥差。清末肃亲王善耆任此职时，老百姓就传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但事实上，这位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清除包税人，杜绝税务员贪污，因此一年内收纳税金就高达60余万两。较之于往年的30万两，有人说他清廉，不中饱私囊，也有人说他加重负税，褒贬不一。

  不过善耆为后人所知却另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赦免了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其二，他有个臭名昭著的女儿——日本特务川岛芳子。

  顺着崇文门向东看，古砖斑驳，满面沧桑，延绵的古城墙便是北京城内仅存的两处明城墙之一。据说另一处在西便门附近，但已残存无几，不成气候，也就不怎么被人提及。眼前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灰砖墙下芳草萋萋，绿树成荫，送走4月的紫薇花和玉兰花，又迎来黄艳的万寿菊、紫色的鸢尾……

  此时耳边传来咿咿呀呀的二胡声，映衬着女孩们跳大绳的嬉笑声。一座古都，建城三千余年，建都八百余年，如果历史的长河流过，一城一池却什么也没留下，又凭什么号称古都呢？好在这段城墙尚存，我们还能在这里“睹物思人”。

  忆城墙

  测身丈量喜仁龙

  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猛然撞见一座骑楼。灰砖堆砌的两层骑楼小巧精致，保存完好。墙上别一枚徽章似的小铜牌，写着“京奉铁路信号所”。早年这儿有旗兵站岗挥旗，指挥交通。一段残存的铁轨锈色斑驳，横卧在前，1928年，张作霖就是在这条通往奉天的铁轨上，一去再不复返。

  “这是城墙？”两个外国友人走过来，用不太流畅的英语问我。“Yes！”我问他们从哪儿来，原来两人是波兰大学生，喜欢中国，尤其对中国古城墙感兴趣。他们的下一站是平遥古城，再下一站是西安，要去寻那年代更久远的城墙。“中国的城市里屹立着这样古老的城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赞叹道。

  我想起另一个老中国迷——奥斯瓦尔德·喜仁龙。这个研究美术史的芬兰人，1920年拿着相机来到北京，便迷上了北京的城门和城楼。他一一记录下北京“内九外七”16座城门的格局、形态和数据，甚至还把城墙几十米分为一段，标上号，详细标出修建年代，就连城砖上是否有文字都记得清清楚楚。为此，1924年他在英国出版了《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即现在研究北京建筑必读之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

  他爱这北京城墙，如醉如痴：“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店铺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这些城墙无论是在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

  这座1419年乃元朝夯土墙基础上修建的古城墙，在近600年的岁月中，多少次被游牧民族久攻不破，多少历朝皇帝添砖加固，多少北京平民曾依偎着搭棚建屋。一朝都城历朝墙，城墙乃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这老祖宗留下的瑰宝后人怎能忽视？

  展望中华：南京有台城、苏州有盘门、嘉峪关有关城、蓬莱有水城……它们或蜿蜒山顶，或临踞水际，或横亘沙漠，或穿越林野。墙之厚实，百攻不破；墙之雄伟，吉祥昌盛。但墙之封闭、禁锢，亦可商榷。不管怎么说，一座城墙，就是一座城市文化与性格的象征。中国从秦始皇的将军蒙恬筑长城以来，墙便无处不在，墙便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四合院落，高墙护卫；寺庙楼宇，围墙紧裹；官府园林，厚墙环绕；皇都四周，城墙屹立。或许，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内在的不安全感和防范意识吧。

  惜城楼

  东南角楼侥幸存

  1439年，明英宗为了加强城垣防卫，在北京内城四隅分别建了一座角楼，角楼高大坚固、视野开阔、易守难攻。由于防御效果甚好，嘉靖三十二年，外城又建起了4座角楼。角楼曾经守望着北京城，而我们却没能守住角楼，如今北京城内就仅存眼前这一座东南角楼。

  角楼又称箭楼，高约30米，三面设箭窗，合计144孔。这雄伟而凝重的气势，仿佛征战多年的老将，虽已年暮，英姿仍不减当年。袁崇焕就曾在此率领士兵，通过箭窗将火炮和利箭射向入侵的清兵。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部下亦铁心跟随，故屡战屡胜。但一代名将终遭反间，最后被处死于西市。

  此时，一座高高的拱门拦在面前，可是东便门？

  门边的值班大叔摆摆手：“东便门早没了，这是券洞。北洋政府1915年修建京师环城铁路，打通了角楼的城墙，拆除了一座墩台，建成这八米多高，九米余宽的券洞。”

  登上角楼的马道，耳边竟然响起轰隆隆的火车声。顿时颇感好奇，难道是环城铁路的火车？

  匆忙跑上角楼，俯身一看，一列蓝白相间的客车向着北京站驶去，车窗前探头张望的旅客和我一样，望着幸存的角楼出神。正是，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窗”前看你。——是啊，东便门早已作古，铁路亦不见踪影，这北京城唯一保存下来的角楼就成了往日记忆的见证者。

  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里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她的丈夫梁思成，为了保住北京城古建筑，1950年和陈占祥提出北京城建设的“梁陈方案”，把北京老城区规划成一个全长39.73公里的环城公园，它将会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然而计划没有实施。上世纪60年代末，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城门与城墙大多消失了踪影。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为此潸然泪下，他回忆自己曾作为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第一次到北京实习考察的情境：“火车快到车站时，宏伟的东南角楼进入我的眼帘，角楼上面是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到了北京后，看到这么多美不胜收的文物古迹，我一下傻了，才头一次晓得我们中国有多么伟大。”

  捐城砖

  至今不辍马大爷

  一路沿城墙走来，只见得墙的一个侧面，此刻登上城墙，我可算理解了何为“固若金汤”，何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

  墙台上铺子的老板娘告诉我：“墙高约11米，基宽约18米，顶宽约15米。瞧这台面跟大马路似的，在八国联军用炮火轰炸之前，从来没给攻倒过！”

  从仰望的姿态换成平视城墙，发现她还有别样的一面：城墙中部黄土充填，两边灰砖加固，黄土上冒出葱葱嫩草，远远望去好似一条绿绸飘动。细看身边的墙砖，比起墙角那些经历数百年风雨侵蚀而自然风化的旧砖显得新多了，但新旧浑然并不突兀，这得归功于“全面保护、修旧如旧”的修缮思路。

  工作人员李俊说，2001年施工前，这段城墙已是古旧残破。城墙要修，但绝不能让她成为不伦不类的古迹，于是决定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城砖。

  重修的城墙上就有马大爷捐的好多块砖。马大爷家住城南，2001年号召捐砖时，他就给角楼管理处打电话，说要把他当年在拆墙运动中保留的6块砖捐出去。打那以后，他就好上捐砖这口儿，知道哪儿有拆迁就蹬上自行车到工地转悠，搜罗古砖，再往管理处送。

  “2006、2007这两年为了迎奥运，地方拆得多，砖也就搜得多，这几年少了。”大爷六十好几，身体却很硬朗。这不，前两天他又蹬着自行车，驮着两块古砖来了。算来，马大爷至今已经连续无偿捐城砖长达12年。这回，砖打哪儿来，他嘿嘿一笑，还不告诉我们。

  不断捐砖的市民不止马大爷一位，到底有多少砖是市民捐的呢？截至2001年底，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统计收到市民捐砖12万块，近年又有说是40万块。最终我没找到确切数据，但收古砖的故事可听李俊讲了不少。市民捐砖热情高，三天两头就有人打电话，北五环、南四环，他跟司机开了卡车就去。但也遇到不少尴尬：有时候电话里叫去了，一看根本不是古砖；古砖有了，但零星隐没在一堆废墟中，让人无从下手；或者古砖还杵在人家屋墙之上。

  无论如何，北京市民希望这老城墙能重新修起来，一块古砖就是一份心意。有人说，重建比建设伟大，其实不拆最伟大。现在重新恢复我们故有的东西，是寻回过去。回望这段1.5公里的老城墙，从雄伟到残破，再从残破到重修，经历风雨，几番悲喜，也就更显古老。别小看这份古老，它可是老北京的底蕴，可是近六百年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