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你低着头微笑着说，百老汇不懂游子的心情，不如归去，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 1997年，台湾音乐人陈升在纽约街头邂逅旅美作家张北海，为他写下了这首充满乡愁的《老嬉皮》。 在侄女张艾嘉的眼里，叔叔张北海是“中国最后一位老嬉皮”，棒球帽、牛仔衣和匡威鞋，是他的招牌形象。 在画家陈丹青的口中，他是“纽约的蛀虫”，爱酒、浪漫、慷慨；作家阿成20年前就成为“张迷”，倾倒于他的文章和风度；姜文看到他以北京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侠隐》，决定拍成电影，作为自己“北洋三部曲”的终章…… 张北海，几乎是一个传奇。 不久前，这位79岁的传奇作家出现在北京，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一场“玉河夜话”沙龙中，张北海聊起了他的生活、写作，以及在小说里构建的那个理想之城——北京。 1 少小离“京”老大回 棒球帽、帆布匡威鞋依旧，牛仔衣换成了一件质地柔软的棉麻白色帽衫，牛仔裤上的一根金属链不经意间透露出“嬉皮”风格，颈间一条细窄的长围巾则显出时尚气息。 出现在沙龙中的张北海，即使静静坐在那里，依然气场十足。即便如今已经79岁高龄，在一群个性张扬的文化人和艺术家中间，他依然显得与众不同，气度不凡。 这是一场关于“老北平和新北京”的对话与漫谈。姜文即将拍摄《侠隐》的消息，使张北海进入大众视野，也使他童年时代在北平的生活经历浮出水面。 “我1936年出生在北京，一直到1948年我和家人去台湾，我在北京生活了12年。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我还没有满一岁。没有断奶，就已经是‘难民’了。” 张北海说的是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并不带京腔儿，偶尔冒出几个英文单词，语气平缓，文雅谦和。 虽然自称“小难民”，他并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北平在张北海童年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各色小吃，便是传统的人际关系。 “五六百年的帝都，汉人大多读书知礼，人和人之间永远保持着尊重和礼貌，所以那一辈人之间都是非常客气的。即使是商店的跑堂，迎客时也会很自然地帮人掸掉衣服上的土，这样的风气是几百年间形成的，今天没有什么地方会这样做。” 他没有想到，12岁那年的离去，竟永别了童年的北平，因为再归来时，从小生活的城市早已换了模样。 南渡后，张北海在台湾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1962年，26岁的他又从台湾去了美国纽约，他被眼前这个完全陌生而崭新的世界震惊了。 “那是1962年的1月，黑人民权，妇女权利，性解放，越战，反越战，左派右派，人民公社，环保等这些新名词都是那个时候涌进来的，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当头棒喝。” 那段日子，张北海一边读书一边四处打工，他在加油站、花店、镜框店里呆过，也做过收货员、银行统计……直到1971年，他35岁那年，考到联合国做笔译工作，终于在纽约定居，并开始写作至今。 “四分之三个世纪下来，我走过两个时代，经历了两种文化，踏遍八千里路云和月。”隔着岁月的长河，看过世界的变迁，回望最初离开的地方，那座城依然在他的记忆深处。 于是，就有了《侠隐》这部小说。开篇就写到青年侠客李天然逃亡美国5年后回到北平，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故事发生在1936年，正是张北海出生的这一年。 张北海用小说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归来。 2 用小说回忆80年前的北京城 《侠隐》写的是1936年的北平，不是张北海童年记忆中沦陷的北平，而是母亲一再惋惜的、他错过了的那段“最好的日子”。那时的北平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是劫难到来之前最后的绽放，是一座老城美丽的顶点。立足多年之后的张北海明白，他跨越时空，观看的是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 阅读《侠隐》这部小说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最吸引人的并不是江湖侠客的快意恩仇，而是跟着李天然的脚步，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衣食住行的细节。李天然喜欢走街串巷，干面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所到之处，北平当年的市井趣闻、旧京风味、风物人情跃然纸上，恍若时光穿越。 然而，显然这又不是一座真的城，而是张北海搭建在记忆之上的虚构之城。“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熔为一炉，杂糅共处。” 如同孟元老叙写《东京梦华录》，道尽北宋开封的繁华胜景，张北海写的则是一部“北京梦华录”，以精细逼人的细节记忆，让旧京风华不再只是纸上烟云。 有读者惊叹于这部小说文字的“温度”，其实，最家常的正是最温暖的，也是最让人留恋难忘的。新旧交并的老北京，蕴蓄着衣食住行的生动细节，你来我往的人情世故，而这些旧京日常与武侠复仇的电光火石形成强烈对比。 于是我们会看到四合院里的安逸闲适，大饭店里的觥筹交错；看到庙会堂会的旧时规矩，年节习俗的人情应酬；看到黑道白道的掌故轶事，秋冬春夏的四时流转。凡此种种，让人读得兴味盎然。 处处透着的一股人情味，让这部本该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恍惚间放缓了速度、平添了韵味。书的扉页特意摘录了这样一段话：“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才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这一切的一切，让李天然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他“隐隐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也许，这正是身在异乡的张北海一直在寻找的感觉。
张恨水审定的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
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刊登的老字号广告。
1936年王文祉绘制的《北平时事日报》彩印本，图高73厘米，长106厘米。 3 写小说入迷误把纽约当北京 《侠隐》中描绘的1936年的北平，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张北海的记忆，因为那一年他才刚刚出生，为了力求细节的真实，他只能求诸资料。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竟然持续了几十年。文字有那样的温度和质感，是因为背后下足了功夫。 “其实，我从台湾时代就开始收集资料，当时收集不是为了写小说，我出生在北京，我就爱看当年的外国人是怎么写北京，那些在北京住了一辈子、几辈子的人怎么写北京。我主要是为了认识我出生的那个城市而已。”张北海的书架上有关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总共有好几百本，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 “记忆是我查资料的参考，因为我知道当时的一点点情况。即使查资料，也要符合我的要求才能用，没有动笔之前我记了六七本资料，又把这六七本中的精华精减成1本，我就根据这一本来写小说。”张北海笔下男主角李天然喜欢四九城游走，走的哪一条胡同都写得清清楚楚，路线也是明明白白，全是因为，张北海的手边，有一张1935年的北平市街道图。 地图是张北海在一本叫做《古都文物略》的书中找到的，不过，书中并不是一张完整的图，而是每个区单独列出，内城七个区，外城五个区，把它们拼接完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技术工作。张北海的一个朋友帮他找了两个专业做电脑图像的人，花了三天工夫才弄好。 “一定要找到一个完整的地图，才知道如何放位置，然后知道互相的关系，拼成这个地图之后，我才弄清楚，哪条胡同哪条街在哪里。” 当年衣食住行的生活细节，张北海也会不厌其烦地在一些回忆录里寻找，比如坐洋车，从东城到天桥，三毛钱就可以，老妈子一个月五块。“这些细节在不少人的回忆录里有。比如邓云乡，他写抗战前后的老北京，就写过坐洋车从哪里到哪里的价格，一斤面多少钱，对我的帮助挺大的。” 而《侠隐》中提到的一些八卦趣闻也都是有根据的。那时，天津出了一份画报，每一期大概只有4页到6页，叫《北洋画报》，所有关于当时北京的小道消息，张北海就是从那里收录下来的。 相比于资料的收集，更困难的是文字中的京味儿如何表现，对于一个远离故土半个多世纪的人来说，寻找乡音是个艰难的过程。“写《侠隐》的时候，我桌子旁边一直放着几本书，《红楼梦》、《骆驼祥子》、《儿女英雄传》、《啼笑因缘》，我为什么选这几本书，因为这几本书里的北京话是一流的。《红楼梦》里的白话是属于上层结构的话，《儿女英雄传》里的北京话讲得非常好，还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所描写的时代和我小说的时代很接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写的就是老北京的市井故事。” 讲起写《侠隐》过程中的一段趣事，张北海自己也情不自禁笑起来。“我那时候经常一写就写到四五点，有一天早晨天亮了，我想喝一杯咖啡、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出门之后，看到满大街的外国人，我想，怎么搞的，怎么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北京？后来我才突然想起来，我是在纽约写，不是在1936年的北平。” 4 喜欢吃羊蝎子配二锅头 那段日子，张北海差不多真的以为自己身在1936年的北平，写1936年的故事，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自己营造的梦境中。 为《侠隐》作序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这样评说：“当年来台的前辈作家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 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这也许就是他的一场“故都春梦”，出虚入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法避免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日本人的天罗地网挡不住神出鬼没的燕子李三，冬夜的胡同再怎么弯曲寒冷，回到旧京的游子还是能找到心上人的门来。 1974年，离乡26年的张北海第一次回到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算是吧！”所以，即使物是人非，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回来，近年来，他更是大约两年就回北京一次。 这个北京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我只去过一次雍和宫，雍和宫我还是很喜欢的，盖得很好、很漂亮，那以前是王府，然后变成了庙，而且以前我家离雍和宫很近，我没事就去逛一下。中山公园我很怀念，因为以前那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唯一遗憾的就是去御膳房吃饭，你要先买进中山公园的门票，应该是你买门票在那吃饭盖章以后再把钱还给你才合理。” 第一次回来时，张北海按照记忆找到东四九条30号小时候的家，遇到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听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的，老太太主动和里面的住户商量，住户很客气地让他进去参观。“一看我就发现这不是普通人家，里面停着两辆车，一个军用吉普，一个红旗，里面的人都穿着正式的列宁装、毛式中山装，院子保持得很好，是活着的家。” 然而，几年后，他第二次带着家人去看的时候，30号突然变成57号了，不知道为什么把上百年的街道号码从双号变成单号了，从此他便没有再去看故居的兴致了。 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再回望北京，张北海对很多事情也都释然了。“伦敦、巴黎，包括纽约，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都发生在19世纪初和19世纪中叶，如果说今天北京大拆大建让人感觉不得了的话，你去看一下巴黎，半个巴黎都没有了，伦敦也差不多，纽约更是一样。既然进入了现代城市的发展轨道，那些古老的城市必然都要经过一场阵痛。” 张北海曾经写过纽约的一个老柳树，“城就像一棵树，树根就是你的历史。”他说：“一个城的灵魂不会是高楼大厦里面的人，新北京灵魂在哪里，上街才能感觉到。” 张北海一个朋友的儿子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花5年时间拍了一个45分钟的纪录片，记录了北京的一群hip-hop爱好者的生活。 “我看纪录片给我吓一跳，他们没有什么钱，就是喜欢唱，如果有钱出一个CD，没有钱的话就在街头唱。这些年轻的北京人抓住一个喜欢的东西，而且还有胆量去尝试。如果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这么去闯的话，那就是希望很大前途很光明。如果缺少这样一批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很渺茫，而且不仅限于音乐、美术，而是社会上任何的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人。” 对张北海来说，新北京依然有惊喜，“最近几次回来最大的收获是吃到了羊蝎子，再配上四两二锅头和大饼，真是一大享受。这是北京近几十年创造出来最了不起的小吃。” 入夜，“玉河夜话”沙龙结束后，张北海离开，步履轻捷，很快消失于北京的茫茫夜色之中。此刻，真感觉79岁的他就是自己笔下的那个青年侠客，一身轻功，飞檐走壁，从一个胡同溜向另一个胡同，从一堵墙头蹿上另一堵墙头。 他隐入古城的黑暗中，寻寻觅觅，仿佛是梦游者的旅行，他寻找的是北京的线索，是有关自己前世今生的印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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