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马政

    元代定鼎大都之后，草原骑士和马也就聚集于大都城区。“汗八里”不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马匹最多的城市。为了解决草料问题，元廷以大都城垣为晾草之地、储草之地，此举可两得。元时大都城墙系夯土而成，雨季易发生倒塌。把成捆的草覆盖在城墙上，可以防止雨水冲刷、渗透，起到保护夯土的作用。晾草、储草、苫城合三而为一。远远看去，仿佛给城墙穿上了蓑衣，故大都城又有蓑衣城之称。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的一天，忽必烈下诏在柴市口（今交道口）以斩首之刑处决文天祥。时值严冬，城上的苫草皆干，大都路都总管府怕愤怒的群众举火烧城，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以防不测之变。因为苫草一旦被烧，城中的马匹就会断粮。措施之一就是把城上储存的草料移至城下集中保管，于是近垣之地就形成了许多草厂。

    明代的京城马政是存马于民，在直隶（今河北）地区设置马户，令农民代养官马、军马。到了武宗时期，由于皇庄增至三百余所，造成了草场日削，草料短缺，马户难以为生。霸州是马户最为集中的地区，爆发了刘六、刘七领导的马户起义。

    明廷惊恐万状，北京宣布戒严。起义军先头部队兵临阜成门外，杀死了外出的巡城御史。准备在武宗出城到天坛祭天之时进行突袭，实施飞骑劫驾（当时北京尚未加筑外城，天坛位于南郊）。由于走漏了消息，兵部急忙传令关闭九门。遣人通知通州、良乡、涿州等地驻军，分别进抵京郊南海子（今南苑）、卢沟桥、羊角房等地，准备围攻起义军。刘六、刘七探知官军的调动之后，放弃了袭击北京的计划，转战于京畿诸县。

    清代鉴明之失，不敢再存马于民。在长城以外的地区设置了多处马场，养马二百六十一群，每群四百匹至五百匹，总计约十万匹。养骆驼六十五群，每群三百峰，总计二万峰。遇有所需，可急驰至京，平时宫廷之中仅养御马七百余匹。存马于口外可以说是良策，十万匹马、二万峰骆驼若是均饲养于京城，九门腹里之地非成为干草堆不可。

    清代京城之中的御马虽然不多，可是马政机构十分庞大。内务府下设上驷院（初名御马监），由皇帝钦定大臣兼管（无定额），兼管大臣下设卿二人、堂主事二人、委署主事一人、笔帖式二十二人，本堂（院机关）之下设左右二司，左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委署主事一人，掌管马、驼饲养、滋生之事。

    京旗官兵有十几万人，最多时整二十万，除少数驻在西郊的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之中，绝大部分驻扎在内城。具体言之，亲军营驻守紫禁城，护军营驻守皇城。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驻扎在今东城区。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为右翼，驻扎在今西城区。正黄旗驻德胜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

    清初的八旗兵大多是骑兵，既然是骑兵，总不能人马全部分离。部分马匹在外地的马场放养，部分马匹在城中待命。所以八旗各部均设有草厂，西直门内大街的南、北草厂胡同在正红旗的地盘上，应是正红三部（满洲、蒙古、汉军）的草粮供应站。

    随着“天下升平日久”，八旗骑兵大多变成了步兵。“草厂”也就变成了“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