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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稻的品牌与传承

2015-3-15 01:57| 发布者: weiwei| 查看: 1063| 评论: 0|原作者: 杜振东

摘要: 一、京西稻的故乡 海淀种稻历史较长。称为京西稻的历史应从清康熙、乾隆时开始。几百年来,尽管京西稻种植面积、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习惯地将京西稻作为一个品牌而代代流传下来。周恩来总理视察海淀区四季青 ...

一、京西稻的故乡

 

    海淀种稻历史较长。称为京西稻的历史应从清康熙、乾隆时开始。几百年来,尽管京西稻种植面积、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习惯地将京西稻作为一个品牌而代代流传下来。周恩来总理视察海淀区四季青公社时,称这里是京西稻的故乡。

 

    (一)皇帝引进培育出京西稻

    中国是水稻发源地和主产国之一,约有一万二千年的种植历史。中国的甲骨文中有“稻”字的记载。《诗经》多处描述水稻。西周时期水稻逐渐扩展到黄河以北地区。东汉渔阳郡太守张堪在今顺义区牛栏山附近“开稻田八千余顷”。京郊房山、大兴、丰台、石景山等地都有种植水稻的记录。

    三国时期修建车厢渠后,海淀一带开始种植水稻①。元代水利学家郭守敬开通通惠河后,为两岸农民大面积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

    据史书记载,近郊海淀、西湖、青龙桥、草桥等地,都有连畦的水田,形成一定规模。清康熙年间,稻田已分布在六郎庄、北坞、功德寺、青龙桥、海淀一带。其次,黑龙潭、温泉、黑泉、八家、五塔寺、万寿寺等地有少许。由于六郎庄、北坞一带的灌溉水源自玉泉山泉水,水质优良清澈,灌浇出的水稻米粒饱满光润,蒸饭有黏性,熬粥呈茶绿色,因而享有“京西稻米香,炊味天知响”之美誉,被指定为专供“御米”。

在畅春园的西墙内,从无逸斋土山以北,直到位于园西北的大西门,约有上百亩田地,是康熙栽种早御稻的“试验田”。康熙亲自参与培育新稻种,命名“御稻米”。

后来,康熙下令把它向北方的承德和南方的江浙地区推广种植,均获得成功。康熙高兴,为此作七绝一首《畅春园观稻,时七月十一日也》:“七月紫芒五里香,近园遗种祝祯祥。炎方塞北皆称瑞,稼穑天工岁乐穰。”

乾隆皇帝也很重视京西稻。下江南时,带来水稻品种“紫金箍”,种在二龙闸到长春桥河堤以东一带,并在清漪园东墙外开辟稻田1000余亩。

慈禧当政时,曾下令在颐和园外半里,自北坞、蓝靛厂、巴沟一带划入御用稻田。

    稻田是御田,归朝廷所有,不许稻农进行稻谷交易。康熙五十三年,内务府奉宸苑在青龙桥设立了“稻田厂”,专门管理皇家稻田的事务,为京西稻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里生产出的京西稻属皇宫贡米,经检斤过秤上缴宫廷,稻农们吃不上自己种的稻米。直至晚清时期,随着稻田面积扩大,江南稻米北运增多,海淀一带拥有稻田的富人增多,开始出现民间收购和贩运京西稻。海淀青龙桥一带的饭馆中也可吃到京西稻做的米饭。

    海淀种植京西稻有名,关键是缘于有优质的水资源。海淀西临太行山、燕山余脉,下傍永定河故道,区域内湖泊、河流、泉水比比皆是。万泉庄因有28眼名泉而获此称谓。万泉河也因泉为源头而得名。著名的玉泉山泉是海淀地区40多处名泉中的代表,曾被乾隆皇帝封为天下第一泉。至明清两代,玉泉水系成为北京城唯一的地表水源地。1934年测量,玉泉山泉冬季一昼夜出水达17.3万立方米,夏秋季则翻番。

    新中国成立前夕,京西稻共有1.32万亩,但土地结构更为复杂。国民党官吏、资本家、地主富农、社会名流等占据大量稻地。如六郎庄村的地主、富农及农业资本家占有全村土地的90%,该村一地主每年借出稻米40多石,获利丰厚。巴沟村地主、富农占全村人口11.2%,却占全村稻田84%。由于稻田生产季节性强,地主雇工一是雇当地人,再就是大量雇用外地人,这些雇工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棚里,本地人称其与“锅伙”。冬天工人生活困难时,只有向土地多的人家借粮生活。雇工们每天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他们说:“每天鸡叫三遍,天不亮就下地。春天稻田水里还有薄冰,就要下地翻稻田。”他们在这种雇工制度下,长期翻不了身,甚至几代人都如此。另外大土地所有者还在市镇开设粮店,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此剥削稻农。

 

    (二)土地改革带来新动力

    1948年12月中旬,海淀地区获得解放。新政权建立之初,全区面临恢复生产、就业、生活、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按照中央、市委的指示,全区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保证了京西稻的生产和发展。

    1949年6月14日,区委区政府①按照市委郊委的指示,在巴沟行政村②进行土改试点,涉及稻田2065亩。区委区政府按照土改方案,将没收的土地采取以人口为单位,自报公议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全村有188户分得土地,其中稻田有1250亩。还有109户原租种地主、富农637亩稻地,土改后不再交租了。大家说:“分了地,拿到土地证,自古以来也没有这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有的说:“过去地主用它来量我们的地,今天用这尺来量他们的地。”很多农民拿着写好自己名字的木牌等着分地后插上。雇工张德山说:“我家三辈子扛长活,没有一分地。我今年51岁了,这次才真有了地。”贫农屈殿有说:“给了我地,有三年我就缓过气来了!”全村188户贫雇农分得了2840亩土地,109户农民租种地主、富农的1440亩土地不再交租。

    巴沟村的土改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后,全区抽调区机关干部总数的35%,组成10个工作组,全面铺开海淀区的土改工作,到1950年3月底,没收地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共5.33万亩,其中稻地8497.2亩。辖区内2.8万农民分得土地。农民有了自己的稻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当年全区水稻亩产达173.8公斤,比上一年每亩增产23.9公斤。年底,全区稻谷播种面积达18570亩,总产量322.9万公斤,占全区粮食总产量的9.4%,而面积仅占全区粮田面积的5%。水稻亩产与冬小麦相比,平均高出3.2倍。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家一户基本生产单位的确立,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少数贫雇农缺少农具、牲畜或劳动力,难以抵抗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困难。1950年仅东冉乡就有10户人家卖地16.4亩,3户贫农“卖青”,19户贫农借高利贷1470万元(旧币)。翻身解放了的少数农民又面临着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而重新陷入贫困的窘境。如何引导农民摆脱困境,是区委区政府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针对农村忙时互助、人畜换工、合伙搭套等互助合作的传统,1950年,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吸取老区农民生产互助的经验,在郊区农村开展大生产运动,争取农业生产增产一成,指导郊区个体农民建立一批互助组。全区成立了以区长为主任的区生产委员会,并把全区土改工作组改组成8个生产工作组,分片领导各村的生产。

    1950年土改后,在海淀区一亩园村出现两个互助组。沈会和互助组是由8户雇工把土改分到的34亩稻地,伙在一起种,按地亩出种籽、肥料,共同生产劳动,并按技术高低、劳动强弱评定工分,秋后扣除开支和工分报酬,剩余的收入按地亩数分;在农活闲暇时,留下一人管理稻田外,其余人外出做短工,所得收入大家分配。另一个马玉梅互助组,共4户,21.9亩稻地,土改后土地由大伙统一种,收获后除去开支,其余按劳动分配。六郎庄村李德贵互助组,也是采取土地统一伙种,按地亩数投资,土地分红,劳动付给工资的办法。在种田能手李志兴的带动下,肖家河村9户农民组成互助组。全组只有他本人掌握稻田全过程的技术,经过一年的互相学习,不但完成本组稻田的插秧任务,还帮助别的户插秧15亩。这个组种植的是三等稻地,单干时亩产稻谷100多公斤,成立互助组后亩产稻谷达到305公斤,而邻近的单干户亩产只有225公斤。

    互助组能取长补短,发挥集体力量,提高工效,扩大再生产。同时,在建立互助组中,涌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骨干。1952年与1951年比,全区粮食增产13%,其中京西稻增产22%。

    1951年少雨,又发生了虫害,互助组表现出较好的抗灾能力,粮食产量一般比单干农民高出一至三成,其优越性开始为农民所认识。在1951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全区组建常年互助组72个。1952年9月1日,区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党支部和党员必须重视领导与参加互助合作。到12月底,全区约一半的农业资源以常年互助组、短期临时互助组及2个初级社的形式组织起来,比单干农户平均增产约为20%。这一年,全区种植水稻20733亩,比1949年增长13.8%;亩产269公斤,增长79%。水稻种植面积仅占全区粮田面积的6%,产量却占13.7%。水稻平均亩产高出全区粮食平均亩产1.5倍。

 

    (三)政府为稻农排忧解难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灌排设施薄弱,全区的耕地既怕旱,又怕涝。1949年全区降水量高达921毫米,造成南北旱河涨水,冲垮堤岸,一些低洼地区排水不畅,危害农作物生长。当时全区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1.3%,多数耕地不具备抗旱能力。此时正值北平刚刚解放,一些地主逃亡后,出现土地撂荒现象。

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区委区政府①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产高产;通过发挥供销社的优势,主动与稻农签订购销合同,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年初,供销社向稻农发放种籽及肥料款,以折实支付方式贷给豆饼及布料,秋后稻农再以稻米归还。

    1952年9月1日,海淀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为支持稻农发展生产,区供销社代政府向稻农发放货款60486元,其中稻田预购款2.4万元,稻田追肥款2707元。当年,区供销社从稻农手中收购39.5万公斤稻谷。

1956年,海淀区遭受了严重的涝灾。全区受灾农田69000余亩,倒塌房屋2514间。

为帮助稻农们抗旱排涝,发展水稻生产,区委区政府及时成立防汛指挥部,第一次组织党政军民投入防汛抗涝斗争。新修、加固北旱河堤防600多米,疏挖南旱河河道1700多米,开挖排水渠道,其中六郎庄和巴沟两村共同修理了5.5公里长的长河大堤。全区共8000多人参加,排涝3.1万多亩。同时,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一面大力抢种秋菜,一面大搞副业生产,极大地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针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海淀区政府确定了以水利为重点,山、水、田、林、路全面治理的方针。1957年、1966年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通水后,建设万亩灌区5处,千亩灌区16处,灌溉面积11万亩,有效地保障京西稻的安全生产。

 

    (四)引导稻农走向合作化道路

    互助组的特征是土地私有,自由结合,生产互助。但是,互助组中共同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集体与个体的矛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暴露出来。这时,以土地入股、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土地劳力都参加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到1953年底,区委批准建立起5个示范社(其中1个高级社)。这些社制订社章,民主选举社长和副社长,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入社交纳股份基金,社内公用财产、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但相对集中,统筹管理使用,劳动力统一调配,土地分红。开始试办农业社的第一年,各社收入和社员分配均比互助组又提高一大步。

在初级社大发展的同时,海淀区试办了以取消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废除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完全根据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128个,90.9%的农户都入了社。到1956年底,全区54个社都实行了按劳分配,并全部转为高级社。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全区种植京西稻的设备不断增强,拥有一批喷雾器、喷粉器、汽车、胶轮大车、双铧犁、新式步犁、联合收割机、脱粒机及水利设施等。各公社成立拖拉机站并和合作社签订合同,稻地开始机耕。由于农业机械的引进和推广,全区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1958年,海淀区京西稻创历史高峰达3万多亩,比1949—1951年的种植面积平均高出65%。全区水稻亩产290公斤,比1949年增加140公斤,而同年的冬小麦亩产仅为66公斤。水稻高产社如联丰农业生产合作社1423亩水稻平均亩产412公斤,比全区平均产量高出57%。玉泉农业合作社3.8亩水稻实验田亩产达到692公斤,比当地平均产量高51%。

    这一年8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到海淀区玉泉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北坞村)参观。这时水稻已经扬花吐穗,面对长势良好的京西稻试验田,周总理详细询问了每亩稻田墩数,每墩的棵数,然后拔下一株稻穗,仔细察看了生长情况,又看了看牌子上写的亩产指标,总理提醒大家说:“既要鼓足干劲,也要讲究科学态度。”他还讲:“你们不要满足,还要争取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你们这儿,是京西稻的故乡嘛!”

 

二、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张

  

     1958年,海淀区农村全部成立人民公社。这一年也是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第一个波峰。但由于南部农村城建征地增多,从1959年起,海淀区京西稻种植面积逐年下降,到1961年时降到波底,不到2万亩,与1949年相比仅有1000多亩的优势。从1963年起,由于海淀区北部地区的崛起,种植京西稻面积超过历史高峰达到3.66万亩。此后逐年扩展,成为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新中心。

 

    (一)种植中心移向北部

    京西稻相对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来讲是稳产和高产作物,但必须有充足的水资源。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全区水稻逐步发展。1955年利用河道上建闸拦水,形成上庄水库。建闸之前,上庄公社没有种过水稻。闸建成后,逐步增加水稻种植面积。1963年前,京西稻基本是山前海淀、四季青、东升等公社种植,山后永丰公社只有一亩水稻,温泉、北安河有几十亩。1963年开始,由于京密引水渠部分河段通水,为水稻向山后扩展创造了条件。永丰公社亮甲店大队适应水资源环境的变化,成为山后地区进行种植结构调整最早的大队之一。1964年,六郎庄30多名技术员帮助永丰公社10个大队秧苗、看水,传授种植京西稻的经验。区里派技术员王东光住在亮甲店大队第一生产队王春家,具体指导京西稻的种植。从1965年起,海淀区北部地区京西稻种植面积超越南部地区。1966年达2.83多万亩,比南部地区高出36%。1970年全区京西稻种植面积再创历史新高达7.3万亩,其中永丰、上庄、东升、海淀四公社京西稻种植面积均超过万亩,其它几个公社京西稻种植面积基本上也创历史新高。这一年北部种植京西稻面积约为南部的一倍。数据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海淀区实现了水稻种植重心移向北部的发展目标。1970年全区京西稻亩产高达398.5公斤,比1958年高出37%,不仅创历史最高记录,而且在以后的10年内,无论种植面积还是单产都未达到这一水平。

 

    (二)选育“越富”为当家品种

    在决定水稻产量高低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种子行业。1958年,海淀区从天津引进“水源300粒”品种。其特点是生育期短,比“银坊”品种早熟57天,适应性强、米质好、产量高,一般亩产300公斤,高的达500公斤。20世纪60年代,“银坊”和“水源300粒”同时并用。1963—1972年期间,“水源300粒”、“中银坊”和“连源”平均亩产362公斤。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水源300粒”易感稻瘟病、“银坊”品种生长期长而易受早霜灾害等原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京西稻当家品种为“京越一号”和“京育一号”。从1971—1976年的6年间,京西稻单产却始终徘徊在301—380公斤之间。

    为了实现京西稻高产稳产目标,1973年,海淀区农业技术专家王东光从中国农科院引进“越富”品种。该品种米质优,口感滋润,有清淡香味,长势清秀,适宜中等肥力土壤种植,产量稳定在400公斤左右。缺点是杆软易倒伏,高肥条件下易感穗颈瘟。1976—1979年,区农科所作物组在王东光带领下,经三年系统选育、提纯复壮,培育出“越富系三”品种。该品种抗倒伏,产量高,一般亩产450公斤,高产过500公斤。经过几年示范,得到干部群众认可,很快在全区推广。在海淀区京西稻品种中,“越富系三”成为主要优良品种。该品种属粳稻亚种,颗粒圆润、晶莹明亮,米粒中心白和腹白情况极少,油性大,蛋白质含量高。据检测蛋白质含量7.8%,赖氨酸含量0.34%,粗脂肪2.62%,总淀粉含量73.35%,出米率为82%。蒸成米饭香甜细嫩、松软可口,尤宜煮粥,汤汁澄滑,香气四溢,米粒不散碎。

    优良品种选定后,王东光又将其融入科学的水稻栽培方法中,全力进行推广。每当水稻播种前,区乡两级分别举办培训班,把“越富系三”品种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以及科学的栽培方法传授给水稻技术员和农口干部。如“越富系三”品种耐肥性不高,秸杆较软易倒伏,王东光根据这个特性将其定位在70%的中等肥力稻田上。这样做既节省施肥量,又降低了成本,还减少了倒伏面积。这类培训非常受欢迎,每年约500人参加。

    1978年时,海淀区京西稻有三大品种:“越富”、“京越”和“秋光”。1980年开始,全区大面积推广“越富系三”新品种。1984年,“越富系三”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区稻田总面

积的58%;1992年占75.4%;1994年稳定在6.6万亩,占85.6%。“越富系三”名副其实地成为海淀区水稻的当家品种。

    由于优良品种逐渐占据水稻主导地位,海淀区水稻亩产呈现稳步提升状况。20世纪70年代使用老品种种植的京西稻,平均亩产量在300—350公斤内徘徊;80年代使用新品种种植京西稻,亩产上升到400—450公斤之间;90年代使用新品种种植水稻,亩产达到450公斤以上。

    经中国农科院化验并和其它品种比较,“越富系三”在食味上是最好的。它特有的清香味、碾米外观及食用营养是战胜其它品种的主要法宝。在首都是唯一特供米品种,多次受到市政府奖励。1979年、1986年、1988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农业技术改进四等奖和三等奖。1985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名特优产品。1992年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优良品种奖。1993年荣获北京市“星火计划”二等奖。

 

    (三)建立三级良种繁育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越富系三”成为海淀京西稻当家品种。区里繁殖京西稻原种,部分生产队建立了繁育新品种的稻种田。这种过于分散的繁种办法极易出现机械混杂,很难保障品种的纯正性。如何进行保纯,又是摆在王东光等科技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王东光等科技人员对生产队级繁育种籽的缺点进行分析,提出从1986年起,用两年时间建成京西稻良种繁育体系。区政府采纳了这项建议,并责成区农林水利局以《关于建立健全水稻良种繁育体系的意见》正式发文到各乡村。

    在三级水稻良种繁育体系中,第一级是区级。区农林水利局承担繁育和保存水稻原种的任务,建立原种田2亩,生产的原种无偿提供各乡使用。第二级是乡级。各乡按水稻种植面积万分之二共确立水稻原种繁殖田217亩,由主管粮食生产的科室负责组织工作。乡级生产的水稻原种无偿提供各大队使用。第三级是大队级。各大队按水稻面积的百分之二共确立种子田2358亩,由主管生产的副大队长安排生产,年产100万公斤的稻种无偿提供各生产队使用。

    海淀区为建立健全三级良种繁育体系,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消了生产队种子田,减少了机械混杂种子的机会;确定“越富系三”为三级良种繁育对象;将水稻良种三级繁育体系的各项技术要求列入指标化管理条例之中,并落实专人,与奖金挂钩;全年组织多次评比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定做40台水稻专用脱粒机,购买专用冰箱保存原种,确保种子不发生机械混杂;区政府投入20万元,用于发放种子田补贴。

    1987年,通过区政府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积极努力,海淀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获得成功。此后,三级良种繁育体系在海淀区水稻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适时推广保温育秧的种植技术

    纵观海淀区种植京西稻的年景,有连年风调雨顺形成丰产的事实,也有出现大旱缺水、大涝淹苗、大风倒苗,以及电击、病害等因素造成减产的现象。随着气候的变化,低温冷害又成为近些年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海淀区水稻单产不稳定。其间,土壤和栽培措施上都无大的差异,却有四个年份严重减产。1972年,海淀京西稻减产是干旱无水造成的。1969年、1976年、1979年的减产都是低温年造成的。在海淀,形成了每隔两三年减产一次的客观规律。这些年平均亩产量在301公斤至346公斤的范围,比全区历年平均亩产量减少9.5%。这些低温年在水稻全生育期间的大于10℃的活动积温是3739.5—3823.6℃,比全区历年水稻全生育期间的平均大于10℃的活动积温减少了156—245℃。减少的温度相当于生长1—2片叶子所需要的积温。海淀区“越富系三”是中熟偏晚的品种,它需要3900℃的大于10℃的活动积温才能成熟。由于这些低温年不但使温度不足,光照时数也少,不能满足水稻对温度和光照的要求,因而造成生育期延迟,结实不良而减产。这就是延迟性冷害。也有的年份积温和光照时数都不太少,又因在早春温度骤降到7℃以下时就造成稻苗青枯死亡。在水稻抽穗开花期间也出现过20℃以下的温度使稻穗受害造成千粒重降低;也有出现在结实期温度骤降到15℃以下影响千粒重,这属于减产的障碍型冷害。根据海淀区多年来气象条件与增减产的关系的分析,在水稻全生育期间大于10℃的活动积温4000℃以上,加上1400小时的光照为增产年;大于10℃活动积温在3900℃左右,加上1300小时至1400小时的光照为平产年;低于3800℃活动积温,加上少于1300小时的光照为减产年。

    20世纪60年代以前,水育秧方法是京西稻的主要育苗方法。人们利用水的吸热保温作用,在春稻播种后,利用秧田水层,营造出利于水稻发芽的小环境。这是水育苗的长处。但由于此法长时间保有水层而供氧不足,造成芽根生长比例失调,形成先长芽后长根的不良状态。20世纪60年代引进水稻半旱育秧的方法,经过试验、示范逐渐推广到全区。这种育苗方法的特点是秧田没有水层,种子在土壤中自然生长,氧气供应好,而在温度上不如水育苗有水层那样稳定。在这种氧气足温度较低的条件下,稻苗的生长状态是根长芽短,小苗比较健壮,烂秧的现象减少了,成为北京稻区的主要育秧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所处的环境条件,在温度上还不能满足水稻幼苗生长初期所要求的适宜温度。因此半旱育秧生长较慢,秧苗期长,还不能满足人们对早秧苗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国外塑料工业的发展,北京地区又引进了水稻保温育秧的方法,即在自然条件下用塑料布覆盖进行保温育秧。这种方法是在半旱育秧的基础上加盖保温设备,使畦内温度提高,创造一个温度适宜透气性好、水分不断循环的良好小气候,满足了稻苗生长的需求。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未能大面积应用。到70年代末期,由于经济条件好转和低温冷害的出现频率较高,迫使人们采用保温育秧的方法。海淀区、大兴县、通县等地都开始大面积应用了。海淀区每年种植春稻4万多亩,保温育秧面积达到80%以上,对防低温冷害促水稻高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水稻保温育秧用塑料布覆盖,依靠太阳热能的积累提高膜内的温度,来满足水稻生长的需求。经过多年大面积试验证明,在4月上中旬通过用塑料布覆盖的支架畦,日均增温6℃以上,阴雨天增温2℃左右,晴天增温6—9℃。

在早春低温的年份,覆盖日期较长,所得到的积温数就大。1980年4月的上、中两旬日平均温度只有9.5℃,是本区20多年没有遇过的低温月。但经过塑料布的覆盖,膜内日平均增温7.1℃,创造出膜内日均温度16.6℃的良好环境,达到了水稻幼苗生长所需要的温度。经过17天的覆盖,多得活动积温180℃。全生育期累计提温3853.6℃,基本上满足了越富品种的需要。在早春高温年份,由于膜内温度过高,覆盖日期就短,所得积温数就少一些。1982年从4月5日水稻播种后到4月中旬,半个月中有大于10℃的活动积温230.5℃,比历年同期增加37.9℃,日均增温2.5℃。在这种温度高的条件下,所得到的活动积温为155.1℃,比低温年覆盖所增加的活动积温要少些。

    经1980—1982年的观察记载证明,保温育秧有良好的增温作用,为生产带来的效用十分明显。

    一是播种期提前了。水稻种子萌芽需要的最低温度是10—12℃,海淀区这一时段在4月15日左右,这也是半旱育秧的播种日期。保温育秧将播种期提前到4月1日—5日,扩大了水稻生长利用的天数,为挖掘中熟偏晚的品种潜力创造出良好环境。

    二是出苗生长快。越富品种从播种到展开第一个真叶,在大于10℃的活动积温条件下,需要积温160℃。长到第二个真叶时,需积温260℃。水稻幼苗生长与高效积温呈高度关联。

    三是利于安全成熟。保温育秧的水稻抽穗期在8月15日左右,比半旱育秧提前7天,这为水稻结实期赢得充足的积温和时间。越富品种从抽穗开花到成熟需要大于15℃的活动积温850℃以上。海淀区24年的气象资料显示,符合上述条件的活动积温年平均为965.2℃,尚余五六天时间,这为京西稻的安全成熟和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

    保温育秧具有早播生长好的特点,不仅起到稳产作用,一般每亩还比半旱育秧增产30公斤。同时保温育秧期内的温度较高,水稻的成苗率高达80%以上,一亩秧田可播本田20亩,比半旱育秧秧苗增加一倍,每亩节省稻籽5公斤。每亩本田在保温育秧后可获纯利润约10元。保温育秧还可节省40%的秧田面积,又可早播,早插,早收获,既可排开活茬,又有利于下茬作物的提早耕种,特别是保温育秧的成功率较高,秧苗质量较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造出全区5.6万亩京西稻,平均亩产达到436公斤的高产纪录。

 

    (五)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海淀区农村特别是北部地区土地高低不平,给水利灌溉和机械作业带来很大困难。土改和初级社时期,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以及财政实力的不足,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很难开展。1958年,区委区政府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土地归集体共有,这为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条件。此后,全区大力开展机械化平整土地工作。

    1959—1962年,东北旺农场用机械和人工平整土地1.49万亩,占乡耕地面积75%。1962年永丰公社在六里屯村北平整0.3万亩,作为丰产田。到1963年止,东北旺农场在建设田间林路、排灌渠道、四位一体、成龙配套的同时建成主路9条,辅路12条,总长315公里。1969年在宏体大队建“五七”水库,库容23.7万立方米。在聂各庄、北安河、温泉山区、半山区修建塘坝和蓄水池。在聂各庄、北安河、温泉、东北旺修建引水上山工程。还采取输水渠道衬砌、滴灌、沟灌等节水措施。

1973年10月—1974年10月,大平土地1万亩,复平土地2.1万亩。1975年苏家坨、永丰、温泉、上庄公社建设农业协作区2.5万亩,作为“农业学大寨”样板,重点在永丰公社屯佃大队北边,平整土地0.4万亩。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宋时伦、张积慧等首长领队参加劳动。1978年海淀公社在肖家河平地1300亩。自1987年以来,对南沙河先后进行了9次治理。北旱河治理先后历时7年,于1990年5月全部竣工,投资253.65万元。1989年10月12日,市领导视察时说:“有水一片绿,没有水一片荒。海淀没有水就没有京西稻。”

经过40多年的奋斗,全区耕地格方连片,沟、路、林、渠配套齐全,为京西稻高产稳产创造出良好条件。

 

    (六)加强植保预测预报工作

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海淀区没有专业植保组织,有病就治,有虫就除。1972年有了植保专业人员,以防治黏虫为中心,以北安河大队为基点,建立17个群众性测报点,开始对粮田主要病虫害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预报。1974年建立区农作物病虫测报站,并采用超低量喷雾法。1975年建立区农科所,下设植保组,担负测报、检疫、防治服务等项业务。1990年飞机治蝗,效果在全国处领先地位。1991年东方红型机动喷雾器防治稻蝗、纹枯病比常规喷雾大大提高药效。

针对水稻易犯白叶枯、稻瘟、纹枯和恶苗等病情,1985年成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内设植保站。1992年在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成立“海淀区植物医院”,四个乡建立“植物分医院”。乡、大队设专职植保员,生产队、专业队有一名打药员,形成四级服务体系。在稻蝗测报技术上实行挖越冬虫卵、查发育进度与扫网相结合,突破过去单一扫网法,当年测报当年见效,填补国内空白。1992—1995年,苏家坨、聂各庄、永丰、东北旺、上庄等乡建立京西稻无公害绿色食品基地。

    随着四级科技网的建立和科技队伍的扩大,海淀区农业技术、科学种田水平全面提高。通过1979年、1982年两次土壤普查,摸清了全区土质状况。1990年完成水稻配方施肥,1995年进一步推广水稻盘育秧,确定土壤调酸量施肥新技术。

    这阶段京西稻发展的特点是种植面积和单产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种植区域由六郎庄为代表的山前,延伸到山后。这与“五一渠”、京密引水渠的开通,与上庄水库的修建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稻农学会科学种田,把不切实际的两茬作物改成种植一季春稻有很大关联。

 

三、构建高产稳产基地

    1984年,海淀区第四届党代会提出“两区一基地”①的战略方针。怎样建设京西稻高产稳产基地,成为区委区政府继续创新的新目标。

 

    (一)露地规格化育苗获得成功

    自1980年以来,海淀区水稻主要以工厂化育苗为主。其特点是育苗成本高、技术复杂,因而推广速度慢。抚宁式育苗法适应性差,有的年份好,有的年份坏,广大群众总是不放心,所以没得到发展。区农业科技人员设想出要有一种简单的育苗方法与插秧机配套,加速水稻插秧机械化的进程。为此,区农业科技人员王东光借鉴抚宁县的过水育苗法,结合海淀区实际,设计出适合全区适用的新育苗方案,创造出露地规格化育苗法①。其特点是在五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在畦式上由高畦式替代水畦式;在播种量上由每亩

400公斤上升为724公斤;覆盖方法由平盖畦取代支架畦;管水方法由半干旱法取代过水法;育苗目标由小苗顶替中苗。1988年,经海淀区农林局王东光和助手纪瑞芳同志共同研制,在海淀乡青龙桥大队和玉泉山队,搞了两批共2430亩露地规格化育苗的实验。

    第一次试验稻苗2100盘。4月24日播种,5月14日插秧。这次试验中因盘无边,卷苗不够规格,盘苗宽度不一致,影响插秧质量,漏秧率比工厂化育苗高2%,每亩补秧量达到五盘,比工厂化育苗还多两盘,实验不成功。

    第二次试验搞稻苗330盘。5月20日播种,6月14日插秧。这次试验做了框架,秧盘留边1.5公分高,解决了卷苗宽度不符合机插的要求,试验获得了成功。

    露地规格化育苗示范成功后,为进行大面积推广,区农业技术人员又设计出一套技术操作规程。即:在育成小苗过程中,要求苗高、叶龄、根数和外观等方面应达标;在种籽处理过程中,必须按要求和程序完成筛种、盐选种、籽种消毒、泡种和催芽等工作;在床土准备工作中,选土、备量、化验、调酸和配肥等项工作都有定量要求;在生产资料的准备中,对软盘、软盘框、机械配备、以及肥料、农药、薄膜等都要按规定数量备好;在播种方面,对秧田准备、播种期、播种程序等定出严格规定;在苗期管理上,包括秧田增温期、炼苗期和蹲苗期三个阶段都有详细规定。同时要求插秧卷苗时要有计划性,插多少苗卷多少苗,严禁栽插隔夜苗。

    水稻露地规格化育苗技术规程,由于简单易行、育苗成功率高、经济效益大,又适合机械插秧的特点,很快被广大社员认同和应用。在1989—1992年的大面积推广中,其育苗成功率比工厂化育苗和抚宁式育苗分别高5.6%和3.4%,迅速成为全区水稻育苗的主要方法。全区水稻机插秧面积61084万亩,露地规格化育苗占89.5%,代替了工厂化育苗法和抚宁式育苗法。1991年,新育苗法通过北京市级专家鉴定,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水稻露地规格化育苗在北京朝阳、丰台、通县、昌平等区县的试验、示范中也获得成功。1991年3月18日《北京日报》郊区版刊登了这项规程,同年又在《北京农业》第三期上发表。在山西大同、河南郑州的育苗机播秧试点也获得成功。

    露地规格化育苗法在用工、用料投资等方面都比较少,所获收益则较高。搞1000亩工厂化育苗机插秧,一次性投资10万元,搞1000亩露地规格化育苗机播秧,一次性投资3.4万元。全区四年来累计推广露地规格化育苗机插秧面积为126814亩,共取得经济效益605.5万元。在用工方面,露地规格化育苗比工厂化育苗减少74.8%。

 

    (二)水稻机插秧获国际大奖

    海淀区农业机械化,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围绕蔬菜、水稻、小麦三大作物,在其田间作业、运输和加工,即产前、产中、产后三大环节上开展机械化作业。到20世纪80年代,露地菜田的耕、耙、耘、作畦、开沟、打埂及播种,以及农业排灌、畜禽、植保、脱粒、机割、运输等环节实现了机械化。小麦生产全过程实现了机械化。

    1979年,区农机研究所研制成功京海5TG—1200型半喂入水稻脱粒机,1980至1981年生产100台,在全区推广应用,实现了全区水稻脱粒机械化。1983年该项目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世纪80年代初,海淀区由延吉引进机动插秧机,与引进的工厂化育秧方式配套,在两个乡730亩稻田进行实验,获得了成功。1984引进日本工厂化育秧方式,同延吉引进的插秧机配套,在永丰乡六里屯村试验,证明技术是成功的。存在的问题是一次性投资大。如吉林省千亩设备投资为13.6万元,海淀区引进后,经过吸收消化和改进,千亩设备投资降为6.71万元,1987年涨为8万元。此种育秧技术的推广,受到了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民不易接受。时过三四年,机插秧面积只推广几千亩,并时有下降,仅占全区稻田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

1988年,区政府召开水稻工厂化育苗和机插秧的论证会,成立了以主管副区长为组长,科委、农委、农林水利局、农机局为成员的水稻机插秧领导小组,其下又设专业队,对育秧方式和插秧机的选择、引进、试验、推广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确定推广过程中的资金投向和投量。设立了由农机、农艺共11名科技人员参加的水稻机插秧技术指导小组,负责制定科学技术操作规程,指导和开展生产检查评比活动。区科委将水稻工厂化育苗、机插秧配套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课题,申报了市“星火计划。”

遵照领导小组指示,技术专业队要求农技方面必须分批、均匀播种,在底土薄厚、苗盘大小等方面,必须按照插秧机的规格和标准进行操作;又要求农机应根据土壤肥力、苗龄、插秧时间和速度,秧苗大小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农机符合农艺的要求。在几年的实践过程中,共同制定了栽培技术,共同改进了机械性能。当遇到气候反常,秧苗质量欠佳,农机人员大胆试验,反复调整农机,突破了小苗、次苗不能实行机插的“禁区”。全区积极推行稻田规模经营,便于机械化的实施。为推广这项新技术,全区举办了22个农艺、农机培训班,共培养出765名技术人员,承担着农机和农艺配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为了从经济角度对三种育秧方式进行比较,1989年,区农委在6个乡14个村1.4万亩稻田中设立16个调查点,连续3年进行成本调查。以每亩平均育秧成本比较,工厂化成本最高,平均为49.48元,规格化成本最低,平均为16.22元,抚宁式成本居中为27.19元。3年育秧成本调查的结果,得到了北京市水稻顾问团专家们的认可,也为农民自愿选择育秧方式提供了依据。

    三种育秧方式中,“规格化”适合多数乡、村的实际情况,使全区水稻机插秧面积迅速发展,由1988年1万亩扩大到1991年5.5万亩,四年增长4.5倍。机插秧面积在全区水稻总面积中的比例,由1988年的12.6%上升到1991年的65%以上。其中,“规格化”育秧方式的机插面积占机插秧总面积的比重,由1989年的27.7%跃升到1991年的82.41%。

    实行插秧机械化后,稻农的劳动强度减轻了,出现了“多包地、争包地”的新景象,劳动力素质也显著提高。1989年,北京市农机局和农林办公室在海淀区召开了现场会,对水稻机插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全区6万余亩水稻连续多年实现机插率达95%左右。1988年海淀区水稻机插秧面积占全市的94.5%以上。机插秧水平,在全市乃至在全国名列前茅。1993年,农机与农艺相结合的机械插秧操作规程,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法国巴黎颁发的“丰收女神奖”。

 

    (三)开展稻谷深加工

    海淀是京西稻主要产区。所产稻谷从20世纪50年代就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上调,专仓保管。入库稻谷按等级收购,以特级、一、二级为标准,加工成“特供”大米。20世纪70年代仍按等级收购,分仓入库,单独保管。1978年入库稻谷786.3万公斤,其中特级稻谷占14%,一、二级稻谷占64%。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稻农坚守岗位,水稻产量保持平稳。1966—1976年,国家对京西稻继续执行统购统销政策。

    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敞开收购,供应范围愈来愈大,京西稻米成为北京各大宾馆饭店和国家重要活动常用大米。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海淀区支援稻谷50万公斤。从1980年到1991年,海淀区供应北京市京西稻谷1.95亿公斤。

    粮食市场放开后,全区各乡都建有加工场房,更换加工机械,增加各种型号碾米机121台。每年加工稻谷3000万公斤,生产出精米和免淘米。袋上各自标以“京西稻”、“贡米”、“御膳米”等字样,供应首都市场。少量的以节日礼品送客,大量的自行销售。东北旺乡从阶段性加工销售发展成为常年性大米加工企业,自产加收购,年加工稻谷300万公斤。    1992年东北旺、上庄、聂各庄、永丰、苏家坨5个乡生产的稻谷被国家农业部评为“绿色食品”,成为营养型、无污染的安全食品,为京西稻增添一道光彩。

    为鼓励科技人员多出成果,多做贡献,从1995年起,区政府对农业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分别给予每月50、70、100元的特殊津贴。1992—1995年,通过建立起无公害“绿色食品”基地,苏家坨、北安河、永丰、东北旺、上庄乡生产的京西稻米,均成为“绿色食品”。

 

四、眷恋稻香文化

   

    新世纪前后,由于京西稻灌溉水的停供,海淀区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大面积栽花种树,为京城空气达标作出新贡献。区委区政府利用多种方法发掘、传承京西稻文化的新内涵。

 

    (一)由种稻向植树方面调整

    随着全球性气候变暖和城市用水增多,早在1975年5月,玉泉山泉水完全断流,其它几处名泉也相继干涸。北京属资源型缺水特大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各方面用水增多以及气候的变化,海淀区降水量和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全区种植水稻和蔬菜属于耗水大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大幅度增多,导致区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进一步紧张。1978—2000年间,全区户籍人口净增

77.3万人,常驻人口净增111.5万人,相当于增加一个大城市的人口量。2000年6月,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海淀时指示,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作为科技园区核心区的海淀农业实现“两极变一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面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面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承诺,面对首都奔向国际大都市的条件,区委区政府作出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制定了《加快海淀区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三年大变样的意见》,明确提出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林业产业的整体思路。同年9月又制定《关于发展林业产业化补贴政策的实施办法》。

    这次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南部地区利用城市大绿化政策,积极发展经营性、观赏性绿地以及其它经济作物,形成与城市发展相融的新生产业,带动农民致富;北部地区突出调整种养结构和粮经结构两个重点。为保证《意见》的顺利实施,区农委、区财政局联合制定《关于林业产业化补贴政策的实施意见》,对政府鼓励农业结构调整、发展林业产业化的优惠政策进行细化;制定《关于实施“加快海淀区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三年大变样目标的意见”的计划安排》,明确了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功能需要以及各乡镇地理位置、地域特点、发展前景等情况,分为南部四乡、东北旺乡、北部五乡一镇三大区域进行调整。在充分尊重农民承包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公司、企业、科研单位、技术能手等积极参与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建设,并享受同等条件的补贴政策,使全区农业结构调整向着集约化种植、科学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2000年,称作京西稻故乡的六郎庄村3000多亩京西稻调整为林地,仅保留17亩稻田,300多名稻农转为林业工人。从这年起,海淀区传统种植业、养殖业大幅度退出。当年压缩水稻种植面积45149亩,压减比例达81%,节水近2000万吨,相当于50万人口一年用水量。缩减稻地改种林木后,海淀区生态农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2003年,全区粮食面积比1999年减少60.5%,其中水稻面积减少了92.4%,而果树面积则增加了61.5%。特别是在区政府提出建设万亩樱桃基地和万亩冬枣基地的规划后,樱桃和冬枣的种植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四季青樱桃观光园和苏家坨车耳营杏园被列为国家农发资金项目。区政府对农业结构调整平均每亩一次性补贴4000元,每年还发放管护费。10亩林地可供650人一年吸氧,可吸纳一部5吨汽车尾气一年的排放量。通过种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到2008年底,海淀区林木覆盖率达到47.5%,森林覆盖率达到37.1%,人均公共绿地12.65平方米。这为首都出现更多的蓝天白云,为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打下牢固的基础。也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更快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为鼓励稻农保留并种植一部分京西稻,区政府每亩每年发放100元补贴。2006年全区种植4020.51亩京西稻,由于水资源紧张,2008年减至1783亩,区政府全年补贴20.5万元。

 

    (二)再创京西贡米品牌

    多年以来,海淀区农业坚持集体经济为主,各项管理较为通顺。随着水稻种植向家庭承包转化,集体经济组织对京西稻的技术指导与服务发生弱化。主要反映在稻农自留种子年年种,品种混杂退化;农药、化肥施用量过大,大米品质下降;还面临粗放加工和包装的倾向。

    为解决上述问题,区委区政府提出以再创提升京西贡米品牌为核心,通过良种优化、无公害和有机栽培技术,使大米内在品质向有机产品转化;通过精加工、包装,使生产的大米由一般商品向礼品转变;通过销售体系建设,使大米进入高端消费市场,提高京西贡米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提出了建设完善大米精品生产服务体系,再创京西贡米品牌的目标。

    2005年3月,上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建立50亩水稻种子田,对越富和津稻305两个品种严格进行提纯复壮,繁育生产良种4.5万斤,进行统一收购、贮存。该中心再以成本价格向本镇农户统一供应发放,保障京西稻品种的纯正。

    在水稻良种繁育与筛选方面,上庄镇农服中心选择两个村的农户进行合作。农服中心负责的繁育计划、筛选方案、技术指导、种子收购、贮藏、发放、销售等各项管理工作。农户在种子田内,按规范化生产措施操作。种子田采取稀播壮苗、稀植增肥、病虫防控、去杂去劣、单打单收等措施。还进行新品种试验筛选。配备专用库房,收购和贮存良种。

    在稻谷栽培方面,农服中心负责无公害有机栽培技术的培训与指导。农户按照无公害有机栽培技术要求进行生产作业。

    在大米精加工方面,农服中心协调农户到指定的米厂进行稻谷精加工。设置检验员,严格出米质量。同时统一制作5万个京西贡米包装袋,按制作成本价提供给农户使用。

    在大米营销方面,设计制作和注册“淀玉”稻商标。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龙头,收购农户大米。购置运输车辆、封口机、计量秤等设备,开展市场营销。

    这些措施的实施,解决了京西稻品种混杂退化、大米粗放加工和粗包装等问题,促进了京西贡米内在品质向有机产品的转化,推动了京西贡米由一般产品向礼品的转变,再创京西贡米品牌。

    海淀区上庄镇种子田繁育出的优质稻种,平均亩产增加25公斤,每亩相应增收65元。种植良种保证了大米品质,配合精加工和包装,平均每公斤大米可多卖0.6元。上庄镇500人从事京西稻生产,人均增收2522元。2005年,海淀区近5000余亩京西稻,年产大米1500吨,90%以上被团购。水稻每亩纯收入约900元,与种植玉米、小麦相比,每亩增收约600元。

 

    (三)国家级标准化基地的确立

    伴随全区京西稻种植面积超常规的压减,种植面积从近10万亩压缩到3000多亩,稻农自主权进一步加大,稻农种植技术不规范、栽培管理方法技术陈旧,很难保障京西稻的品质与安全,与当今所倡导的营养健康消费观念大相径庭,更不符合安全无公害的市场准入制度。怎样进一步提高京西稻品质,又成为京西稻管理和技术人员不断思考的问题。

    建立京西稻米的标准化生产基地,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试验示范,探索无公害水稻的生产技术,形成京西稻标准生产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2006年,在海淀区技术质量监督局的大力帮助下,上庄镇建设水稻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3个,水稻生产规模2668亩。

    建设京西稻生产标准化体系实施内容包括:确定基地建设规模;建立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和工作体系。建设过程中,还制作出标牌、橱窗和展板。同时配置计算机,开通网络,对员工进行标准化知识培训。还开展水稻有机栽培生产试验,对道路进行修整,开展环境绿化,完善田间水电路设施的建设。

    通过建立适合海淀地区的水稻标准化生产体系,探索出海淀区水稻有机生产的技术规范,保证了京西稻品牌健康发展,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2008年,“越富”品种平均亩产达到450公斤,平均每亩出米为300公斤,亩收益1500元。

 

    (四)稻香文化的传承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海淀区北部苏家坨京西稻腹地,建立了全市第一家由农民兴建的稻香湖公园。为让后人不忘京西稻的历史,海淀区将坐落在巴沟稻田上新建的小区取名为稻香园。后又分稻香园南里和稻香园北里。20世纪90年代,在苏家坨稻香湖公园旁边,又兴建一座酒店,取名为稻香湖畔酒店。新世纪中期,为举办亚洲教育论坛大会,又兴建一座五星级酒店,取名为稻香湖景酒店。为配合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营造北京奥运场馆周边的良好环境,为海淀300多万居民再提供一处大型绿色休闲公园,海淀区委区政府在六郎庄村东稻田上又兴建一座40万平方米公园。从2004年起,海淀公园的决策者们认为,公园坐落在清代畅春园的范围内,也是历史上盛产京西稻的遗址上,这里围绕京西稻的话题,拥有大量的风土民情和历史典故,又值京西稻的故乡基本不种稻了,但京西稻毕竟是海淀的历史,是历代海淀人的骄傲。在公园内开辟一块稻地,再现京西稻香文化,既丰富当代人文化生活,又增厚海淀文化底蕴,还能体现京西稻由品牌变产业、由产业变文化的曲折过程。这是京城诸多公园中唯一有稻田景区的公园,更是海淀公园独具特色的品牌活动。

    2004年5月,海淀公园开辟一亩三分地种植京西稻,组织“禾田牧耕品乡趣插秧活动”,吸引中小学学生和广大游客积极参与。当年10月16日,又举办“京西稻喜迎丰收活动”,参加者更是络绎不绝。此后的6年内,共举办6次插秧节、5次收割节。2009年举办“我与京西稻共成长”为主题的短文、观察、日记、摄影、绘画等系列作品征集活动,鼓励中小学生从插秧到收割季节全过程观察记录,与京西稻亲密接触,体验农耕文化。

    如今,老海淀人提起京西稻的话题,就会滔滔不绝。他们不仅留连独特的稻米口感,更多的是追忆祖辈人创造出的品牌和园艺式的栽培技术。为此,已退休12年的水稻专家李增高同志从未间断对京西稻的育种试验。1997年,他在玉泉山附近的部队农场,亲自从事10亩地的育种工作,培育出“玉泉39”号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达600公斤。在天津市,该品种种植面积达几万亩。2004年部队农场的300亩稻地改作它用,李增高又到上庄镇承租10亩稻地,培育出京西稻的新品种——“京育系13”号,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2009年,年满71岁的李增高又进行新的科研试验,将他一生对京西稻的眷恋之情,不断地融入这片土地中。

    为使京西稻的品牌和种植技术代代相传,2009年6月,海淀区政府将京西稻栽培技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北京市政府进行了申报。

    纵观京西稻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稻得益于水,水养育着稻。京西稻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由多到少,由少到精的曲折过程,反映出历代政府对京西稻的重视,也反映出稻农及技术人员对京西稻品牌的追求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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