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宗璞（右一）90岁寿宴上，资中筠先生（左）讲话

震撼

宗璞今年九十整了！惊回首，我与她相识、相交已整整七十年。九月九日，参加了她的祝寿庆典，这是一次形式上别开生面，实质上意义非凡的寿宴。

这次活动由宗璞好友名作家张抗抗主持。共有五桌，以“界”分：1桌，作家和文学；2桌，同学同事；3桌、音乐（宗璞已故夫君蔡仲德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4、5桌，家人、亲戚。我被排在“同学桌”，紧挨着宗璞。这一桌主要是她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同学，还有原社科院外文所英美文学专家朱红。可以想见，在坐者都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连互相交谈都要大声嚷嚷，除宗璞外，还有一人也坐轮椅。另外几桌却是老中青都有，还包括几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气氛比较活跃。

除了与会者踊跃发言外，还有余兴，蔡仲德专攻音乐美学，生前深得师生爱戴，学院的领导和几代学生都来祝贺。开头由已届耄耋之年的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曾是蔡仲德“患难之交”的陈自明老先生演奏小提琴《圣母颂》与《送别》，然后蔡老师的学生陆续为师母演奏乐器和唱歌。有一位刚从伊朗回来的国际知名扬琴演奏家刘月宁女士演奏杨琴，最后是程乾女士带着宗璞的外孙亮亮小朋友一同唱黄自的《本事》：“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这是宗璞点的她最爱的歌，也是当年我们在清华时女同学之间最爱唱的歌之一，在这场合听到，唤起了多少美好的记忆……

可以想见，作为寿星，收到不少鲜花和有意义的礼物。但是我认为最重头，意义最重大的，是她送给自己的大礼，就是终于完成了《北归记》，圆满结束了煌煌四卷的《野葫芦引》。我有幸先睹完整的全书，包括末卷《接引葫芦》，这几天胸中感触汹涌澎湃，就是带着这种心情赴会，这些感触就成为我的祝寿词。

已经多少年没有看书落泪了，看《北归记》《末卷》却看得涕泗滂沱。第一个感觉是震撼，没有想到宗璞多年来疾病缠身，以衰病之躯断断续续写了十年，竟然有这样集中爆发的力度，有这样充沛的感情。一路读来，感受到作者心中的热血，与年龄和体力不相称。书中众多鲜活的人物已伴随着四卷走过悠长的人生，经历了时代的跌宕起伏。宗璞向来主张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事物，这些人物、情景正是她最熟悉，体验最深刻的。作者笔底春秋，自有自己的褒贬，前几集中有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已经交代过。这一集留下的大多数人物劫后余生，更有共患难之谊。看得出作者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有景仰、有柔情，有欣赏，还有对幼小者的宠爱。但是却毫不留情，没有给他们以比现实应有的、更好的遭遇和下场。是很残酷，但很真实。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我读时感觉这些人和事都那么熟悉，对他们的哀乐感同身受。小说当然是非纪实的，最忌以真人对号入座。而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宗璞说她像一只工蜂，在众多的人物身上采蜜，然后揉在一起。这也正符合文学理论中的“典型（type）”，是典型情景中的典型人物。

冯友兰与冯宗璞

圆满

这部书共四《记》：《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背景是抗战八年从开始到结束，北京各大学迁校、复校的历史。这段历史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其中人物的经历艰苦卓绝，宗璞写作过程也备尝艰辛。第一部《南渡记》初版于1988年；《东藏记》初版于2001年，隔了12年，期间经历了丧父之痛。此书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四卷中，只有《西征记》所要写的复杂、艰苦卓绝的战争是宗璞自己没有直接经历过的，尽管她已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但是为获得感性的体验，她还是不辞劳苦，深入当年滇西战场的路线，采访幸存者、知情者，尽量还原历史情景。这就是一名严肃的作家的写作态度，尽管已名满天下，尽管已属于“老弱病残”，但对深入生活这一信条和文字的讲究同样一丝不苟，是对读者，也是对自己负责。

2009年出版《西征记》，期间又经历丧夫之痛，原来体格健壮的蔡仲德君走得这么早，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对宗璞打击特别大。宗璞为《西征记》体验生活，仲德还曾陪同她到云南沿当年远征军经过的道路一行，可惜他没有见到书的出版。

此后，本来体弱多病的宗璞健康日益下降，而且目力减退，发表“听书记”一文，从此与乃父冯友兰先生晚年一样，靠听读，写作也只能口授。各种身体不适日益加剧，使得一天能够打起精神与人交流的时间日益缩短，更不用说集中用脑工作了。加之近年来每年还要住几次医院。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第四卷写完了，离前一卷出版又是12年。从第一卷问世算起，历时30载——从60岁写到90岁，“十年磨一剑”云云，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在此期间，她也还有其他短文见诸报刊。

坦率地说，我一直担心她有生之年完不成这部巨著。她自己精力时间已经有限，但是还总是要分心冯老先生的事。生前无微不至的生活照顾，以及种种交往、琐事的操心、代劳；冯先生身后还陆续有遗著出版的事务，还要为一些议论而生气、烦恼。我曾说她是京城第一大孝女，经常劝她，来日无多，最重要的是要完成这部巨著，以各种主客观条件论，在文学界写此题材，还在世的，不作第二人想，“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仲德生前也同意我的意见，一起劝她。不论如何，现在终于功德圆满，连我都松了一口气。

整个四卷（加末卷）涵盖的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到80年代上半叶，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历经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两代乃至三代读书人的事业、生活、亲情、友情、爱情，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贯穿始终的是对这片土地的刻骨铭心的大爱，主动或被动地与国家民族同甘苦。老中青几代读书人身上折射出传统的“士”与现代精神相融合，其中包括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本能的是非感、正义感。人物是虚拟的，大背景的时代却是真实的，不容虚拟。因此，无论对某个人物多么崇敬或深爱，作者也没有为他安排脱离现实的美好命运，也没有按读者的企盼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无论多么向往光明，也不能无视黑暗，或者指鹿为马地把黑暗解释为另一种光明。这种对现实的忠实，与马克思曾评论巴尔扎克为伟大作家的伟大之处不谋而合。不过宗璞不是悲观主义者。她曾说：我们奋斗多年，走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毕竟不是在原地，是上升了一步，可以说是螺旋式上升。本书还是有一个光明的尾巴，书中幸存的人看到了希望。

图一：燕南园住宅前合影，左起陈乐民、资中筠、宗璞、蔡仲徳

图二：上世纪90年代 ，资中筠 （ 左） 、 宗璞 （ 右 ）在燕南园冯家门口

史诗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的文字修养是一大特色。她曾对我说，第四卷不够精彩，因为目力不济，是口授而成的，终归不如自己一字一字写下来。我也有此思想准备。但是捧读之下，发现文字还是有宗璞特色的精致、优美，并没有想象中可能出现的粗放。这十几年来，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体力衰退，近年来住医院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总担心她写不完第四卷，经常催她集中有限的精力完成此事，不要为其他事分心。现在喜见其完成，更加惊喜的是还有如此的力度和一丝不苟的精到。有的人正当盛年，身强力壮，却精神空虚，而宗璞正相反，在衰弱的躯体中有无比顽强的精神和丰富的感情。肉体与灵魂的反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叹。

这部大作波澜壮阔，为时代立言，为民族精华立传。首先跳入我脑海的是“史诗”。我曾再三斟酌，称之为史诗是否因个人感情而有过誉之嫌，最终还是认为客观地说，确实称得上史诗，并非溢美之词。一个作家，有这样一部巨作传世，可以无憾了。

当然，宗璞也有幸运之处，从生活到工作得到许多照顾和帮助。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套书的责编杨柳女士，从第一卷《南渡记》的再版开始，近三十年来一直跟踪到终卷。作者写得辛苦，可以想见编辑有多辛苦。可以说，杨柳从青年到中年，把青春年华的一部分献给了这部书。在方今人事变动频繁、人心浮动的时代，编辑与作者建立这样的关系，对写作跨度如此长的一套书不离不弃，精心配合，也算奇事一桩。杨柳当然出席了庆寿盛会，并讲了话。我相信她对这套书一定不仅仅是出于职责所在，而是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有这样一位编辑，是作者之幸，而有这样的传世之作为工作的成果也是编辑之幸。这应该是出版界的一段佳话。

这次盛会是宗璞的女儿小钰（大名冯珏）精心策划操办的。小钰办这样一场活动，忙前忙后，也显示出组织能力。尽管她跳出了冯家的文史界，完全属于另一个圈子，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但是继承了冯家的家族观念，以及“孝”的传统，喜见宗璞晚年有靠。

最后多余的话：没有《野葫芦引》，宗璞也早已无愧于当代名作家之声望；有了这部长篇著作，分量又不一样了。我渴望早日与广大读者分享读到完整全书的幸运。

细哉文心

读宗璞《南渡记》（摘录）

陈乐民 资中筠

本文于1990年发表在《读书》杂志

两年前，宗璞六十岁生日，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她：

百岁寄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

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

宗璞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里写道：“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鸿雪记》。因不少朋友不喜此名，现改为《野葫芦引》。”

冯先生的上联特别有味道，宗璞这部小说(四卷中的第一卷)的特色也恰在于那淡雅而又深邃的“文心”。

有些小说以情节胜，《南渡记》同样不乏引人入胜的情节。然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下两点：小说写的是“史”，虽然二、三、四卷还没有出，但“四卷写沧桑”，全书必是一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校南迁史，原书名的“双城”显即北京和昆明。此其一。第二是书里有那么多前一辈知识分子，再现了他们在民族命运垂危时的风貌、谈吐、举止。那一代知识分子一般不大会说好些掷地有金石声的豪言壮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爱得真挚、深切。像本书里写的，“大家虽都谨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而且不该躲避。”(宗璞《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第6页)。明仑大学(它的原型想来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的想法是：“我辈书生，为先觉者。”(《南渡记》第7页)孟樾有一个温馨的家，“让人心里熨贴”：一位知书识礼的夫人碧初，相当有教养、带着灵气的两女一子。那书房颇叫我辈书生羡慕：一排排书柜，一张大写字台，一堆堆书稿，小长桌上的几方“墨海”，墙上的大字对联。那副对联，每个字一尺见方，是从泰山经石峪拓下来的：“无人我相，见天地心”。孟樾时不时地对着这几个字默坐半晌。那时他正在构思他的《中国史探》。这几个字也许正是“史探”要达到的天地混一的境界，是历史，也是哲学。这一切都何等雅气、何等幽静呵！然而，孟樾的心境却远不是这样平和，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看着这一切，孟樾喟然叹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孟先生兼着教务长，他此刻的主要任务就是迁校，校务会议已经决定了，孟樾忙着操持一切。“中国好在地方大，到危急时候，衣冠南渡，偏安江左，总能抵挡一阵。”话虽只有这么几句，烘托这几句话的时代背景却是惊心动魄的。

我们对作者说，看过这本《南渡记》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的“史”，把那个民族命运系于一线的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和心态表现出来了。她似乎认可了这种看法，以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表现了历史性的东西。

我们常想，中国读书人的一个突出品质，或说优点，就是他们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他们特别讲人的气节，民族的气节，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全名节是件刻骨铭心的事。在他们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个人气节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精神。作者定是把孟樾当作代表人物来写的，孟为人平和通达，既有学识，又能做实际行政工作，是那个时代的很典型的系主任——系主任首先必须是学通中西的学人，行政工作是第二位的。

书里那位吕老太爷特别使人产生好感。一次，吕老人拿起床边的一本《昭明文选》，说庾信的《哀江南赋》现在看感受不大相同了；“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为人不能再见故国，活着有什么意思！亲人们发现他不只咳嗽厉害，有时夜里还大声哭，说要下地练拳。“碧初知是南京陷落之故，心里酸痛”。(《南渡记》第175页)作者喜欢淡淡地表现浓浓的感情，此是一例。

吕老人拒绝缪东惠劝诱老人出任伪职的几段很是精彩，直如一曲正气歌。搬上舞台一定会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你看，缪东惠声调抑扬顿挫地劝吕老人学作冯道，说了一番“我们是幸而亡国，不幸就要灭种”之类的鬼话。老人听罢表情格外镇静，哈哈一笑说：“我无文才武略，怎比得古人！”老人没有力气拍案而起，心里反觉平静，目光又有些茫然。接下去，老人微笑，端起茶杯举了举，意思是送客。缪无趣而去。家人料想老人定会把缪某人痛骂一阵，但只见老人取下墙上挂着的龙吞虎靠镌镂云的宝剑，说：“可怜这剑只挂在墙上。”然后惨然一笑：“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南渡记》第207页)平静之极，平静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平静中含着愤怒和仇恨。倘有谁把这一段改编为昆曲，让侯永奎样的名家扮演吕非清，一定十分精彩，十分悲壮。

相比之下，凌京尧就活得太窝囊了。这类知识分子也见得不少，又学洋文，又是京戏迷；有些正义感，又每每意志颓唐——是一种提不起来的旧书生。可是，他良知未泯，所以当日本人罗致他任伪职时，起初不肯，还因此备受酷刑，后来终于受不住皮肉之苦，没有坚持下去，怯懦地当了日伪“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他的良心受到强烈的谴责和震撼。我们不打算宽恕这种人，但也有些可怜他。他的女儿雪妍离他而去的几段，写得回肠荡气。对于这类情节，有一种惯常的写法，就是让雪妍干干脆脆地同他划清了界线，把他痛斥一顿。这里没有这样，只着意写了她决意“脱离父女关系”时的内心苦闷、矛盾和痛苦。窃以为这样写真实得多，是那个时代的不少这类青年学生必定会有的“思想斗争”。将来雪妍有一天被批判为对反动家庭怀有“温情主义”的“小资”情调，是不奇怪的。雪妍终究走了，这是书文最后几页的内容。雪妍离去的情景是凄然的，不过显然怀着希望。她的命运怎样，下卷里当然会有。

碧初那样的“教授夫人”，我们也感到不陌生。那时学生管教授夫人都叫“师母”。师母多出自书香门第，或本人也是教授。碧初这类师母是“高级家庭妇女”，一家的“内阁总理”。她们都很有独立的人格，并非“红袖添香”之属。那个时候每班学生人数不多，辅导课时时在先生家里上。每当这种时候，师母就备些小吃，款待学生。如果师母是广东人，则一小碗精致的“鱼生粥”是少不了的。闲谈时，师母常是在座的，谈吐同样不俗，每每出口成章，有时调侃一下丈夫的“迂”，那是“其词若有憾焉”……书中的碧初就是这样的“师母”。《南渡记》中以碧初写的最像，比孟樾更像。也许孟樾在首卷还来不及充分展现他的举止言笑和内心世界。

显然，书中人物，至少孟樾这家人，是有所本的。这“本”就在冯家。从孟樾，使人想到冯先生；从碧初，使人想到冯夫人。这并不只是因为许多情节与《三松堂自序》中的叙述吻合，也不能同冯家的人勉强对号，而是人的“气质”特别像，家庭的气氛、包括生活习惯，都像。尤其是看到孟樾面对的那副对联“无人我相，见天地心”时，不由得会引起联想：这不就是冯先生吗？

日本侵略军统治下的北京城，读来心痛！这是沥血的历史。芦沟桥事变那年，我们都已记事了，书里写的不少事还有印象。例如销毁“禁书”，有些书成本成套地烧，有些书则用墨笔把有违碍的字、句或段涂抹掉，来查的日伪警察或保甲长只要看不见那些碍眼的字句，一般就不多管了。大人领着孩子用墨笔涂抹的情形至今还依稀记得。……想起“亡国奴”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这种日子虽说一去不复返了，但却是不应该从记忆中抹掉的。

俞平伯先生在什么地方说过：“文心之细，细如牛毛；文事之难，难于累卵。”揆诸“文心”、“文事”两端，《南渡记》都该拿个好分数。以后的几卷，定会看到更多的“高知”。似乎也该写写他们的幽默感；这在《南渡记》似嫌少了些。

（编者注：因篇幅原因，本文有删节）

文/资中筠

编辑/王勉

图文排版/张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