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1918：箭楼缘何变“钟楼”

在西德尼·甘博拍摄的海量照片中，有一张拍摄于1918年左右的前门的旧影总会被不时提起。在前门正面的左右两侧，各悬挂有一块圆形的“大钟”，每块“表盘”上还有一块带有字样的方形说明板。其下车流穿梭，人行如常。甘博的标注一如既往的简略，除编号外，其标注仅有“Peking，Chien men & Clocks”（北京，城门和钟）而已。这对怪钟究竟是作何所用，何人所设，一直以来说法不一。

其中一类推测认为，这对“钟”是计时所用，不过目的不同，如类似于宾馆前台所展示之世界时钟，或是前门东西两侧火车站之发车时间，抑或是相关商铺所赞助之特别表演的开演时刻？但仔细辨识就可看出，两块“表盘”的刻度只有十个，辅以十个半格的小刻度，与常规钟表所使用的十二个刻度显然是相悖的，用这种“表盘”来计时，显然不妥。

而基于其只有十个刻度，另一类推测认为是计数所用，如选举票数、某项活动的参加人数，以及筹款捐款之金额数目等。这种推测更合逻辑，但似乎仅凭刻度本身，也无法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由于这两块“表盘”实在过于巨大，且位置处于北京城市最中心，热闹繁华的前门大街、客运繁忙的火车站都带来巨大的人流，在地标性的大前门上做这种布置，以获得广泛的传播，不论其所传递的是何种信息，都很难是普通机构所为。那么通过上面的长方形说明板，或许能找出一些线索。

因照片而起的问题，当从照片本身入手。挖掘信息，只需要看近一点。放大照片后，方板上的字迹逐渐清晰。尽管判读全部中英文内容仍十分费力，但仔细比对联想，已经可以推出左侧中文部分最上端的五个字：欧战协济会。

每到关键时刻，便觉出杜克大学不再提供高清版的甘博影集，是莫大的遗憾。

虽然很费目力，但基本可以辨识

欧战协济会成立于一战后期，其存在时间十分短暂，相关资料也并不十分充足。王墨翰所撰<欧战协济会及相关史事述论>所梳理的内容较详，摘录部分如下：

欧战协济会是一战期间由美国7个团体 (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妇女青年会、天主教战事研究会、救世军、犹太教公益会、军营服务团、美国图书公会) 所发起, 这7个团体在战场中照顾士兵、工人以及战事俘虏, 为协约国军人、劳工、战场俘虏提供各种服务, 以及为解决战后军人、劳工的善后问题，需要募集经费, 其劝募已经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同意。应募之数由陆军部转托教练处课外事业委员长福士狄支配,各团体都有相应的募集数额。

威尔逊在1918年9月3日致函福士狄, 他认为零星劝募的效果不如大规模募捐一两次效果好, 于是建议七团体通力合作以11月11日起一星期内联合募捐一次。各团体遂定于11月11至18日为劝募之期, 并组织一特别机关定名为“欧战协济会”。

中国受邀发起募捐, 在北京成立全国欧战协济会总会, 多个省区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募捐组织, 中国的多数募捐组织是在该地美领事及青年会干事的倡导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全国欧战协济会总会与地方的募捐组织并没有明显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募捐结束后, 各地募捐组织随即撤销。

中国积极参与此项筹款的目的，既是希望通过积极有效的筹款，来换得在协约国中一定的话语权，为战后的和会铺路。同时，大量的中国劳工投身欧洲战场，如在法国战场，即有中国劳工十五万人，通过欧战协济会的平台，可以进一步改善中国劳工在战场上的生活境况，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在见诸报端的广告上，便打出了“此乃中国协助‘为自由民主主义战胜军人’之机会”的口号。因而，中国政府迅速对威尔逊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成立了全国欧战协济会总会，由协和医院顾问、美国中国医学部干事顾临（Roger·Greene）担任会长，并延请中国诸多政要列名发起人，总事务所即设在协和医院内。

威尔逊所设想的筹募总数为一亿七千万元美元。初期，负责筹款事务的美国青年会总干事穆德来华沟通，提出中国地区可认捐的金额是十万，然而中国方面认为金额过少，后陆续提升至二十万和三十万，最终以三十万为目标向全国展开募集。时任代国务总理钱能训致电各省督军、省长，协助进行募捐活动，各省遂纷纷认捐款项，举办各式活动鼓吹筹募。金额很快就超出了预期的三十万元，在协约国胜利的背景下，民众保持有一种乐观昂然的心态，坚信“公理战胜强权”。

北京的筹募活动自是十分踊跃，其中的高潮，在11月14日由北京各学校师生组织的会操游行，以为欧战协济会募款打造声势，同时庆祝德国的停战求和。参加游行的人数逾三万，各校师生佩戴徽章，擎举协约国各国国旗等各色旗帜，兼有军乐队，于11月14日上午8时，从东、西长安街汇集至天安门前，后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经过各使馆门前，表示庆贺后绕回天安门。根据当时跟随游行的记者所记：

“交民巷西口自瑞金大楼以东，各商店银行均休业，悬旗结采，满挂红灯。各使馆门前气象益为扬溢，电灯厂匠工方在工作，盖使馆与各商店门首四面墙壁正在满装电灯，准备大举庆祝。计入夜电火齐明、光耀白昼、气象当益炫耀也。惟德使馆门前两石狮子倒卧途中，则为各国人士公愤而推倒。又德华银行及德商店均被捣毁，玻窗尽碎，仍由协约国派兵守之。

至东单牌楼，克林德碑虽尚耸立，碑顶及碑上刻文则于前夜已由安南兵及协约国官绅军队共同拆毁。碑柱坚固，记者往观，正见中国夫役多高搭木架，从事拆卸，当为警厅派人拆毁此碑也。

返至中华门前，见高搭彩楼一度，中插五色国旗，两面左右插协约国旗，八面彩楼中间嵌‘公理战胜’四字。至中华门内，天安门欧战协济会开演说大会，学界游行集中于此。”

游行队伍走过长安街东三座门

游行队伍走过崇文门内

碑文已经被划损的“克林德碑”

中华门前搭建的“公理战胜”彩牌楼

这一场盛大的游行，尤其是拆毁克林德碑的场景同样被甘博摄入镜头，只是在往常的叙事中，庆祝一战胜利的主题更为凸显，而其为欧战协济会募捐助阵的目的则渐被淡忘。

视线回到前门的两面“钟”上。欧战协济会的目的是募捐善款，那么这两面“钟”的功用，应是与统计善款金额相去不远。遍寻欧战协济会筹款期间的新闻报道，最终在11月19日筹款结束后的一篇消息中，印证了这一判断。刊载于当日《益世报》的<九志欧战协济会>一文中有言：“预计北京原定捐募十万元之数必能超过甚远，观前门所设以纪捐款之钟则知募款之日增矣。”困扰多年的疑问，至此有了较为完整的解释。然具体如何通过两面表盘进行计数，表盘所指示的数字又各自代表多少金额，仍有待挖掘。

最关键的信息隐藏在折行处
最终，欧战协济会在华共募得捐款一百二十五万四千元，远超先前拟定的金额，在协约国中，除美国外亦是所有参与国中最高。彼时的舆论认为，此次捐款，可谓“中国对外关系上之新纪元”。而因着此时的欢跃，或许更能理解半年后人们的怨愤与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