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大约在十六国时期佛教正式传入北京，至今有1600余年的悠久历史。千百年来，北京佛教随着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佛教善信的扶持，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同时又与北京地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融，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北京地方文化特色，成为北京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佛教的传入
佛教约从十六国时开始传入北京地区，在传入时间上比中原地区要晚二百余年。从十六国到隋唐期间，北京地区因远离当时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佛教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中原地区；但从辽代至今，北京先后作为北方和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佛教的发展又一直领先于北方和全国其他地区。
佛教何时传入北京，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即东汉传入说、西晋传入说和十六国传入说。
东汉传入说。以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为代表。他认为，徐州与洛阳两地到北京距离相近，一东一西，佛教可能就是从这两个方向传入北京的，时间当在晋代以前。潭柘寺是北京最早的佛寺，建于晋朝，到这时，北京佛教已经相当发展了。提出相同观点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大都以北京地方文献如《日下旧闻考》、《畿辅通志》等作为依据，因为这些文献记载了一些寺庙如房山天开寺、怀柔昙云寺、昌平香水寺等始建于东汉，但都没有作出科学的考证。
西晋传入说。主要依据北京门头沟区马鞍山潭柘寺的历史。潭柘寺的历史在北京地方文献中都记载始建于晋代，如《春明梦余录》记载：“潭柘寺，晋曰嘉福寺，唐曰龙泉寺。燕人谚曰：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西晋传入说是北京历史上最为流行的一种传统说法。
十六国传入说。由著名历史学家许道龄先生提出。他认为，公元4世纪上半叶，北京周围佛教的传播发展在中山（今河北定州）、后赵首府邺城（今河北磁县）和前燕首府龙城（今辽宁朝阳）三地较活跃。如中山有康法朗、帛法桥、于法兰、竺法雅等僧人活动；邺城有神僧佛图澄师徒活动；龙城有前燕君主慕容皝（297年至348年）建龙翔寺之史实。当时北京周围这些地区的僧人活动都有可能影响到邻近的北京地区；而特别是北京西北的龙城，佛教必经北京直接或间接地传入，故北京佛教的传入是在公元三百年前后，至晚不超过4世纪40年代。
对这三种说法，学术界比较倾向于最后一种，即十六国传入说。
二 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 十六国以后，北京佛教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从北魏直到唐末，是北京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
1 北朝燕地佛教
北朝是北京佛教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的北京称为燕，先后为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其中北魏（386年至534年）统治时间最长，东魏（534年至550年）和北齐（550年至577年）分别只统治了十几年和二十几年，北周统治燕地最短，不过灭了北齐后的几年时间。这几个王朝的统治者大多崇奉佛教，其中东魏和北齐的统治者崇佛尤甚，而且其统治中心（东魏在邺城、北齐在临彰）都在今天的河北地区，距离燕地较近，交通便利，燕地佛教的发展因此比较活跃；而北魏和北周因各出现了一位帝王灭佛，而且其政治中心分别都远在今天的洛阳和西安，所以燕地佛教发展相对要沉寂一些。但是从总体来看，燕地因地处偏僻，佛教发展的总体水平明显落后于同时代的文化发达地区。
这一时期燕地已有建寺活动，可考者共有五朋：其一为光林寺，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唐《续高僧传》记载它“依峰带涧，面势高敞寫现已不存，原址应在今北京西郊一带。其二为奉福寺，建于北魏。金代曹谦所撰《圣像功德碑记》记载：“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独奉福基于后魏，历唐及辽，以迄于金，比他寺为最古。”现亦不存，原址在今西便门外白云观西南。其三为尉使君寺，建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由幽州刺使尉长命舍宅所建。隋代改为智泉寺，唐大中时（847年至859年）改称延寿寺。现亦不存，原址在宣武区菜市口南法源寺东。唐采师伦所撰《重藏舍利记》载有此寺兴建因缘，此碑现存法源寺。其四为智泉寺,即今北京西南的云居寺，建于北齐。唐刘济所撰《涿鹿山石经堂记》记载：“有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唐临《冥报记》所云“智泉寺”和《白带山志》中《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所说的“智泉寺”，皆应为北齐智泉寺，隋依之而未改。其五为上方山茅蓬，北魏永熙元年（532年）百咏指南禅师创建。《上方山去》中有北齐佛门弟子范阳张鲲撰《百咏南禅师塔记》记载百咏指南结茅事迹。除此五寺外,建于北朝的寺庙还有房山木严寺，建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通州佑圣教寺，建于北周；密云大安寺，建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以及观鸡寺、宝积寺等。
北朝时燕地僧侣活动比较频繁。北魏时燕地就出现了昙无竭、释法度、释昙弘、释慧豫、百咏指南等人。昙无竭，汉名法勇，俗姓李，幽州黄龙人。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人所重。因慕法显等人躬履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于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年）招集同道僧猛、昙朗等25人，“共斋幡供养之具，发迹北土，备适西方”。释法度，幽州黄龙人。少小出家，游学北土，广学众经，宋末南游。释昙弘，幽州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宋永初中南游番禺。释慧豫，幽州黄龙人。来游京师，止灵根寺，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以上4人《梁高僧传》皆有他们的传记。百咏指南，事迹见《上方山志》所收《百咏南禅师塔记》。邺水人，俗姓赵。因中年不第，遂礼本郡道隆住持出家。受戒后，取法名广度。北魏永熙元年（532年）至上方山结茅而居，“昼夜礼诵，寒暑不辍”。因他常设坛诵经，为民祈雨，咏歌纯熟如瓶泻水，故时人称他“百咏”。北齐后主高纬隆化元年（576年）圆寂，年49。释惠弥，“好精物隐”，曾于房山万佛堂孔水洞一带游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其记载。刘僧绍，幽州沙门人，曾于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十一月聚众造反，自号“净居国民法王”。从刘僧绍的造反举动看，北魏时幽州僧侣数量应是相当多的。
东魏和北齐时，燕地僧侣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僧侣的行迹和思想也更加明朗。这一时期，僧侣活动主要表现在对外交流上。一方面是燕地僧侣因感本地佛学落后，纷纷奔赴佛教发达地区求法学习。其主要代表有宝儒、智梵、靖嵩等人，他们在唐道宣《续高僧传》中有传记。宝儒，燕地人。自幼出家，遍求佛法。后至邺都依地论师南道派慧光学习《十地经论》，“颇知纲领”。后值北周灭法，逃往江南。隋统一后，北归洛都，仍从慧光学习《涅槃》，深契要旨。后开法于西京（今西安）静影道场。智梵（539年至613年），涿州良乡人。年十二依河间郡灵简法师披剃出家。后游学邺都，学习《大毗婆沙论》、《十地经论》。后至关中传法，至隋开皇时，名声渐起。隋仁寿时复归邺都, 学侣云随。之后，又奉旨住西京禅定道场，并终老于此。靖嵩（537年至614年），涿郡固安人。北齐初年出家，初从同门师兄靖融学法，后由靖融指点，游学邺都。在邺都先后师事融智、道云、道晖、道猷、法诞诸师，遍学《涅槃》、《地论》、《四分》、《杂心论》、《成实论》等各派经论，学业大进。后大开讲筵，名振邺都。北周灭佛时，逃往江南避难，受到陈宣帝欢迎。隋定天下后，北至彭城，著书讲学，广播佛法，成为一代佛学大师。撰有《摄论疏》六卷、《杂心疏》六卷等著作。
与燕地僧侣外出学法、弘法的同时，一些佛教发达地区的僧侣也纷纷来燕地弘法，其中以地论南道派灵询、昙遵、昙衍，四分律一派的道覆，成实、毗昙、地论兼弘的灵裕影响最大，是东魏、北齐时北方地区第一流的佛教高僧，在唐道宣《续高僧传》中也都有他们的传记。他们不仅佛学知识渊傅，而且还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如其中的灵询和昙遵都曾分别担任过国都和僧统。他们都曾到过燕地弘法，如灵询“游历燕赵，化露四众”；昙遵“化行洛下，流演齐、楚、晋、魏，乃至燕赵”；昙衍“自齐、郑、燕、赵皆履神化”；道覆“乃超步京邺，北悟燕赵”。其中，灵询在燕地弘法的影响最大，他于北齐中应燕地卢氏“闻风远请”来到燕地，“至止讲供，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叠”。隋重兴佛法时，他曾再次入燕弘法。
北魏时燕地佛教发展比较沉寂，僧侣大多外流，佛学思想不甚明朗，到东魏、北齐时表现得较为活跃，出现了与发达地区佛教双向交流的局面。特别是受邺都等发达地区佛学的影响，北朝盛行的各种师派学说，如成实、毗昙、涅集、地论、四分律等在当时的燕地都有传播，这些佛学思想为其后隋唐北京佛教的大发展播下了种子。
北朝燕地佛教发展状况文献记载甚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批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文物，为北朝燕地佛教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这些文物基本上都属于佛教造像，总计约有三十余件。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北魏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北魏永熙元年造像砖、北齐天统二年（566年）王永业石造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铜镀金菩萨像、北齐武平五年（574年）郎明王石造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东魏夭平三年（536年）石造像碑、北齐夭保十年（559年）文海珍妻周双仁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潘景辉石造像碑；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光林寺石造像碑座；海淀区车耳营村石佛殿释迦牟尼佛石雕像（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房山区燕山公园北朝释迦牟尼佛石雕像（高约200厘米）、房山孔水洞北朝一佛二弟子二护法摩崖造像等等。这些造像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佛教由弱变强、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
2 隋唐幽州佛教
到了隋唐，幽州佛教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是北京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发展原因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幽州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二是隋唐统治者对幽州佛教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幽州地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和保护。
幽州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是隋唐时期幽州佛教发展的根本原因 幽州依山面海，龙蟠虎踞，古人形容曰：“幽燕之地，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这种特殊的地形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防御作用。隋唐以前，幽州便作为军爭重镇为北方的封建王朝你争我夺。隋唐统一天下后，作为泱泱大国的边防城镇，它的地位愈显重要，因为当时北方的契丹和高丽等少数民族不断构成対中原政权的威胁，是隋唐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为了确保国基巩固，边境无虞，隋唐两代统治者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幽州，加紧対幽州的建设。如长期在幽州设置重要的政治机构，其首长兼领军事，唐代时还以皇亲国戚遥领幽州“都督”或“大都督”，以确保幽州稳固；朝廷在幽州屯积大量兵力、物资，并经常派员到幽州巡视动向；隋唐还多次以幽州为基地，发起对契丹、高丽的战争，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亲临幽州督战。隋唐统治者在幽州的这些政治、军爭措施和活动，必然要促进南北文化的融合，带动幽州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幽州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隋唐统治者支持幽州佛教对幽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隋唐两朝统治者除唐武宗毁佛外，皆程度不同地崇佛、扶持佛教。隋唐统治者在经营幽州的同时，亦将他们对佛教的崇尚推及幽州，対幽州佛教频频施加影响：或修寺建塔，或布施财物。
首先影响幽州佛教的是隋文帝。隋文帝笃信佛教，曾谓群臣曰：“我兴由佛法即位后便大兴佛教，幽州佛教的恢复和发展与他的提倡密不可分。据史料记载，隋文帝在潜龙时，曾得舍利一囊，即位后于仁寿元年（601年）、 仁寿二年（602年）、仁寿四年（604年）三次下诏于全国百余州建舍利塔。幽州在仁寿年间一共兴建了三处舍利塔：一处为涿县智泉寺舍利塔，仁寿元年（601年）兴建；一处为幽州弘业寺舍利塔，仁寿二年（602年）三月兴建; 一处为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寿四年（604年）兴建。其中，弘业寺舍利塔所奉舍利是隋文帝派京都仁觉寺僧人释宝严亲自护送到幽州的，唐道宣在《续高僧传•释宝严传》中还对这次奉舍利之事作了生动记载：“（弘业寺）依峰带涧，面势高敞，自开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倾摇未曾休止。及安塔竞，山动自息。”现在这三处舍利塔今天已无一留存。
隋炀帝时，皇后弟内史侍郎萧瑀及朝野人士对房山云居寺刻经“争供舍施。他们布施的财物对刚刚开展起来的刻经事业支持很大。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皇帝为追荐征讨高丽阵亡将士，敕令于幽 州城东南隅建悯忠寺。唐时悯忠寺规模宏大，当时有谚云：“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唐武则天时，武后得十僧供献《大云经疏》，该经附会太后为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遂废唐立周，并诏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宣扬其篡位之合理化。当时幽州兴建的大云寺在悯忠寺东，即元魏尉使君寺，隋改智泉寺，武则天重修后改为大云寺。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玄宗因其八妹金仙公主奏请，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作为房山云居寺刻经蓝本，还施果园、土地于云居寺，并派《开元释教录》作者智升为送经使。此举对房山云居寺刻经和幽州佛教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幽州地方统治者崇佛护法是幽州佛教发展的根本保证 隋唐期间，统治幽州的地方官吏数以百计，其中幽州节度使唐代就达四十位。这些人大多信佛，并积极为佛教做功德。如朱希彩“捐地倾资”建龙泉寺；刘济舍宅建崇孝寺；刘总舍宅后，上表请求去官出家，“穆宗遣中使赐额曰报恩，封总为大觉师，赐僧腊五十”；张允伸敬佛延僧，为僧道宗树碑立传；李匡威出资建悯忠阁；刘仁恭为僧释亡名建塔;就连叛唐的安禄山、史思明也不例外，他们为悯忠寺也各建塔一座。幽州地方官吏対佛教的崇奉在房山石经中也有充分的反映。从唐代刻经题记看，参与刻经的地方官吏，贞元到元和年间（785年至820年）有刘济；大中咸通年间（847年至873年）有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张允伸等，其中统治时间较长的幽州节度使刘济和张允伸刻经尤为突出，石经中保存他们的刻经题记分别达21则和41则。幽州这些地方官吏不仅积极支持佛教，还大力维护佛教。据史载，唐武宗于会昌元年（841年）至会昌六年（846年）发起灭佛运动，当时全国大部分地方佛教遭受打击，而幽州与镇、魏、潞等四州节度使“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爭一切不动之”。当时诏敕频频下來察问，而这些节度使却义正辞严地抗拒说：“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做此班也。”为保护佛法，竟至违抗圣旨的地步，足见幽州地方官吏信佛之虔诚，护法之坚决。
基于上述原因，隋唐幽州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佛寺大规模兴建 隋唐前，幽州佛寺寥寥无几，到了隋唐时期，佛寺发展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建成，遍布城郊，数量大大超过前代。民国时曾有人作过考证和统计，《河北省通志稿》中列有八十余座，许道龄《北平庙宇通检》所记略同；20世纪50年代以來的文物普査和考古发掘中又有一些零星发现，如房山区万佛堂孔水洞（唐大历时建，初名龙泉寺）；再加之前人统计中的疏漏，如宝刹寺、兴禅寺、延洪寺等，总计应有近百座之多。从初步的统计资料来看，幽州佛寺的分布大致呈两种趋势：一是密集于城区，一是向山区发展。
城区佛寺分布以幽州城最为突出，城内有悯忠寺（今法源寺）、延寿寺、归义寺、大悲阁、崇效寺、天王寺、白马寺、淤泥寺、善化寺、胜果寺、宝刹寺、宝集寺、延洪寺、金阁寺等近二十座，分布之密集十分明显。山区佛寺分布比较分散，大凡名山都建有佛寺，如房山东峪寺和西峪寺（今云居寺）、卢师山圣感寺（证果寺）、翠微山龙泉寺（灵光寺）、马鞍山龙泉寺（潭柘寺）和慧聚寺（戒台寺）、红螺山大明寺（红螺寺）、香山兜率寺（卧佛寺）、盘山天成寺和感化寺、甘泉山普济寺、葛山龙福院，等等。另外，幽州佛寺在时间的分布上也反映出当时佛教的发展规律。通过对近百座寺庙调查，我们发现隋仁寿和唐贞观、开元、天宝等几个时期建寺较为集中，在《河北省通志稿》所列诸寺中，隋仁寿建寺6座，唐贞观建寺15座，唐开元、天宝建寺11座。这个统计表明，幽州佛教的发展与隋唐社会的发展、隋唐佛教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体现了“佛运随着国运昌”的佛教发展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幽州与政治中心的密切关系。
流行多种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我国佛教徒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融合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创立了八大佛教宗派，它们是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唯识宗、密宗、禅宗、净土宗。从幽州佛教僧侣的行迹看，隋唐八大宗派中有五个宗派在幽州流行，即律宗、禅宗、密宗、华严宗、天台宗，其中律宗和禅宗的影响较大。律宗以幽州城区为传播中心，代表寺庙有悯忠寺、金阁寺、延洪寺、宝刹寺等。当时不仅幽州境内的僧侣多从这些寺庙受戒纳具，而且幽州之外僧侣也奔赴于此受戒，如著名的禅宗巨匠雪峰义存大师就是來到当时悯忠寺受戒的。悯忠寺是幽州城区最大的寺庙，有法贞、明鉴等律宗大德，其他寺庙如众星捧月般环布在它的周围。另外，房山云居寺也是一处律宗道场，唐中晚期有著名律师真性在此住持弘律。
禅宗晚于律宗传入幽州，是由马祖道一的弟子隐峰和宝积率先传入的，既而有普化、道宗、晓方、存奖等禅僧相传不绝。禅宗原无固定道场，后来以盘山为基地，建立了感化寺、上方寺、云罩寺等近十所佛寺，形成了一个传播中心，构成了对律宗的分庭抗礼之势。由于禅宗盛行，当时幽州还出现了弃律入禅的现象。
同律宗和禅宗相比，其他三宗的传播要弱一些，仅有一些迹象而已。其中，天台宗的传播主要表现在静琬大师身上，因为静琬是天台宗三祖慧思的弟子，静琬与其弟子辈的思想自然与天台宗有关。华严宗的传播依据有二：一是当时有位华严和尚，“居幽州城北，恒持《华严经》以为净业”，唐道宣《续高僧传》有其传记；二是静琬大师刻经中有《华严经》，而且还将其开创刻经的洞窟命名为“华严洞”。密宗传播的依据也有两条：一条是房山石经晚唐刻经中有十余部密宗经典；再一条是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一座唐咸通九年（868年）雕刻的尊胜陀罗尼经幢，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以上这些佛教宗派在幽州的传播足以反映隋唐幽州佛教的发展水平。
房山石经刻经 房山石经由幽州沙门静琬发起，始于隋大业初（605年至607年）刻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备灭法。从隋大业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静琬刻经达三十余年，刻成“《华严经》等一十二部”。静琬圆寂后， 刻经爭业由其弟子辈继承。辽清宁四年（1058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记载：“静琬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没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暹公继焉；暹公没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玄法后，房山刻经仍继续进行，但主持刻经者不太明朗。自德宗贞元至文宗大和年间（785年至835年），主持人是持律大德真性，在幽州节度使刘济父子的资助下，主要续刻《大般若经》。真性之后，刻经事业主要由幽州地方官吏扶持，自大和元年（827年）至咸通四年（863年）30余年间，有杨志诚、史元忠、李载宁、史再新、史再荣、张允伸等地方官共襄刻经事业。唐末五代房山石经因战乱而暂告停顿。据1957年整理统计，隋唐刻经共计有4978块，分藏于石经山九个洞窟中，占房山石经全部刻经的三分之一。
与国内外佛教的频繁交流 幽州佛教对外交流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两京（长安与洛阳）、五台山、真定和南方等许多地方。如与两京佛教的交流，幽州先后有贾岛、惟增、可止、僧照等人赴两京弘法与求法，而两京也先后有宝严、章安灌顶被派往幽州奉行弘法任务。又如与五台山的交流，幽州有常遇、可止到五台山朝圣弘法，而五台山有邓隐峰等大批僧人为逃避法难来到幽州。又如与真定佛教的交流，幽州盘山和真定的临济可为代表，盘山的普化禅师和真定的临济义玄禅师经常聚首一处，机锋相对，他们之间近乎粗俗却极玄妙的问答在禅宗语录里留有记载。再如与南方佛教的交流，南方先后有静琬、宝积、隐峰、晓方以及来自襄阳的禅伯遵公，而幽州到南方的僧人也有不少，其中以云居寺道膺影响最大。道膺为蓟门玉田人，20岁从幽州延寿寺纳具。因不满律仪桎梏，赴豫章参洞山良价，并得其印可。后于洪州云居寺开堂度众，“所化之徒，寒暑相交，四方馈供，千里风从”，并得昭宗赐紫，终成一代宗师，为曹洞宗第三祖。 另外，幽州还与印度佛教有交流。唐咸亨二年（671年），范阳僧义净赴印度求法，经25年，历30余国，归国后主要在南方弘法，著书立说，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唐元和（806年至820年）时有吐火罗“禅和尚”普照來幽州建宝刹寺弘法。综上可见，幽州对外的这些佛教交流既是隋唐幽州佛教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幽州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些交流，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兴寺活动，也不可能有房山石经的开凿，更不可能有各种佛教宗派的传入和流行，特别是禅宗的传入和盛行。
三 辽金元时期的佛教
唐末五代后，北京先后由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个封建政权统治。三朝统治者为适应中原文化的特点，缓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对佛教采取了扶植政策。由于这些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和北京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一时期的北京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堪称北京佛教发展的兴盛期。
1 辽南京佛教
辽代是我国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原来不信佛教，而信萨满教。后來随着向外扩张，接触到佛教，并逐渐产生了信仰。天复二年（902 年）辽太祖在潢河之南的龙化州建立开教寺，这是辽代兴建的最早一座佛寺。天显二年（927年），辽攻陷女真人建立的渤海国后，又在上京建天雄寺，以安置俘获而來的崇文等五十位僧人。之后，随着辽代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不断繁荣，辽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一代比一代狂热，敬奉佛教成了帝王们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代时北京政治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天福三年（938年），辽将燕京定为辽的五京之南京。由于政治地位的提升，辽燕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得到辽帝王们的直接过问和重视，燕京佛教也直接得到了崇奉佛教的辽代诸帝的眷顾与支持。
据史料记载，最早垂顾燕京佛教的是辽太宗，他在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来到燕京。在大悲阁，他见到阁中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像，产生敬信，便将这尊观音菩萨迁往契丹的祖庙木叶山，建菩萨堂供奉，尊奉为家神。但是对燕京佛教发展贡献较多、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辽中后期的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
辽圣宗是第一位全面发展佛教的帝王。他在位时“锐志武功”，同时又“留心释典”。他曾多次在燕京寺院饭僧。如统和七年（989年）在延寿寺饭僧；统和十二年（994年），因造景宗石像成，又在延寿寺饭僧；太平二年（1022年），因宋真宗死，又在三京开展饭僧活动。他率先开始了对佛教文化的重视。太平七年（1027年），涿州刺史韩绍芳前往白带山游览，当得知房山石经刻经始末，特别是了解到唐末至辽未有续造，就奏请圣宗恢复刻经，圣宗特赐“普度坛利钱”予以资助，并派瑜伽大师可玄负责“补缺续新”，使唐末五代中断的刻经事业得以重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圣宗时还开始了《契丹藏》的刊刻，也与圣宗皇帝对佛教的重视有关。
兴宗对佛教的崇奉和扶持又进了一步。重熙十年（1041年）十二月，兴宗在宣献皇后的忌日与皇太后一起穿着素衣在三学寺、悯忠寺、延寿寺饭僧；兴宗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者多达21人。他不仅经常到佛寺饭僧，礼敬僧人，还为寺庙塑造佛像，支持佛教文化事业。如他曾为开泰寺铸造一尊银佛像，赐御府钱支持房山石经续造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兴宗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曾亲自从寺庙僧人受戒，并深入经藏，研究佛理，请有道高僧入内廷讲经。兴宗对佛教的信仰和研究兴趣，对后来的道宗皇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辽代佛学思想的全面发展具有开风代之先的重要影响。
道宗是辽代诸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史称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他为燕京佛教的发展也做了很多功德。如于燕京西山灵光寺建招仙佛塔，用以供奉佛牙；给懿德皇后施钱十八万贯帮助建大昊天寺；礼敬僧人通理、守臻、法均等名僧，并赐以爵位和名号。但最为突出的还是他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和重视。他精通佛法，尤其精通和喜欢佛教华严宗，他曾命著名高僧为华严宗重要论著《释摩诃衍论》一再进行注疏，他自己也撰写了一部研究华严宗的著作《御制华严经赞》。北宋苏辙在道宗时曾出使辽国，他在所著《栾城集》中说：“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辙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无数。”苏辙所指的北朝皇帝应当就是辽道宗。由于道宗皇帝对佛学的浓厚兴趣和重视，所以他在位时燕京佛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
辽帝王对燕京佛教的崇奉带来了燕京佛教的全面繁盛。其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为佛寺大规模兴建:：隋唐时幽州地区兴建的佛寺已然不少，城郊佛寺总数达近百座之多。辽代时在隋唐基础上又大规模兴建和重修了一大批寺庙，堪称北京历史上兴建寺庙的第二次高峰。据史料记载，当时燕京“兰若相望”，大的寺院“三十有六”，其中著名的寺庙有大开泰寺、大昊夭寺、宝集寺、悯忠寺、广恩寺、三学寺、仙露寺、永安寺等。这些寺庙不仅规模宏大，如开泰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而且寺庙的经济也很富裕，辽帝王专门赐“二税户”作为寺院经济來源。辽代兴建的这些寺院今天虽然大多不存，但是却留下了不少碑刻资料，在陈述先生编纂的《全辽文》中收录的辽燕京佛教碑刻、经幢资料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当时燕京兴建的全部重要寺庙，充分反映了辽燕京佛教和佛教寺庙发展的盛况。
其二为佛教文化是业的繁盛。辽燕京佛教文化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契丹藏》的刊刻和房山石经的续造。《契丹藏》是继我国北宋《开宝藏》问世不久出现的第二部佛教大藏经。它在《开宝藏》基础上补入新的佛教经典、论著, 重新编订而成，从圣宗时开始，至道宗重熙、咸雍年间完成。这部大藏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形式也极新颖，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形式，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1974年和1993年分别在我国山西应县木塔和河北丰润天宫寺佛塔中发现了《契丹藏》大字本和小字本的部分残卷。除刻印《契丹藏》外，当时的燕京还刻印了不少其他零星的佛学经论。
房山石经续刻于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辽圣宗、兴宗和道宗都在经济上给予了资助，续刻了《般若经》后80卷和《大宝积经》等佛典。但是大规模的续刻活动是由道宗时僧人通理发起的。通理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开放戒坛，集得银钱万余镪，交给弟子善定负责刻造，历时一年有余，共刻佛典62部431卷，经碑4080片。善定之后，通理的另一弟子善伏又主持刻造了石经，但规模不大，数量较少.总计辽代官方和佛教徒刻造的石经，几乎占房山石经全部刻经的三分之二，刻经数量多，内容丰富。
其三为佛学的高度发展。辽代从圣宗朝开始，便重视佛学的研究，当时还专门制定了促进佛学发展的考选制度，以选拔经、律、论三方面的优秀人才，合格者方能成为“指引学人”的法师。当时许多高僧享有显示其佛学地位的学衔，如“讲经论法师”、“讲律法师”、“讲上生经法师”等。正是基于这种考选制度，再加上后來兴宗和道宗对佛学的浓厚兴趣和大力提倡，燕京佛学异常兴盛。 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学流派纷呈，人才辈出，佛学成果丰硕。当时流行的宗派有华严宗、密宗、律宗、唯识宗、净土宗、三论宗、天台宗、禅宗以及小乘的毗昙、成实二派，几乎将隋唐建立的我国佛教八大宗派内容全部继承了下来，流行宗派之多、之全面甚至超过了当时以正统自居的北宋王朝。每个宗派都有著名的弘传宗师，如华严宗、密宗有觉苑、道㲀；律宗有法均、悟敏；唯识宗有诠明；净土宗有非浊；三论宗有守臻，等等。这些宗师不仅善于讲经说法，而且还都是著书立说的佛学大家，大多留下了佛学著述。辽大安三年（1087年）高丽僧人义天从北宋求法归国后，根据搜求的宋辽佛学著作撰成《新编诸宗教藏目录》3卷，书中收录了辽代僧人佛学著作58部 251卷，其中大部分为燕京学僧所著，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由此足见燕京佛学之昌盛。 二是形成了显密融通的佛教思想特色。在辽燕京各种佛学宗派中，可分为显教和密教两派，密教专指密宗，而密宗之外的其他大小乘宗派则属于显教，其中华严宗是显教的重要宗派代表。辽代时，这两派僧人并不是固守于自己的一宗一经，而是注重相互学习，如显教各派僧人大多能诵持密咒, 而密教僧人也精通显教。如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㲀就是一位显密兼通的高僧，他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4卷，提倡显密融通思想，是燕京佛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作。
在辽帝崇佛的带动下，燕京地区各族士庶几乎都信仰佛教。其中，贵族奉佛者如韩绍芳、董匡信、王泽、耶律汉宁、秦晋国大长公主、宋楚国大长公主、秦越大长公主等人。他们或出资建寺刻经，或持斋诵经。如耶律汉宁出资建大开泰寺；董匡信“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而一般老百姓则往往以结成邑社的形式，为寺庙做功德，如当时有念佛邑、舍利邑、贏钱邑、经寺邑、弥陀邑等。因其邑员多达千人，所以这种民间组织又称“千人邑”。另外，在辽燕京社会生活中，妇女喜欢用黄粉涂面，谓之“佛装”。在当时信佛的人群中，契丹贵族对佛教的信仰尤其值得注意。契丹贵族不仅奉佛者多，而且不少出家为僧为尼，如妙行大师等人就出身契丹贵族。契丹人对佛教的信仰还反映在一些人所取的名字上，他们往往以观音、菩萨、和尚、文殊等为小字，如圣宗小字文殊奴，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奴等。
2 金中都佛教
金贞元三年（1155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使北京正式成为我国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从总体來讲，金代帝王对佛教采取的是一种限制政策。金代从太宗开始后的历任帝王都有过限制佛教的言论和政令。如天会八年（1130年），太宗下令禁止私度僧尼；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下令禁止二月八日的群众性佛教活动；世宗对佛教的限制态度更加明确，曾对臣下宣称：“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三公之官，其惑深矣。”金章宗则对度僧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金代凡试僧、尼、道、女冠，三年一次，限度八十人。”由于金代诸帝对佛教的限制政策，金代中都佛教发展明显不如辽代兴盛。
但是，金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和解决国家经济困难，金代帝王也有一些兴佛的举措。就拿建寺來说，由帝王或皇亲贵族出资兴建的寺庙在中都就有多座：金天会年间太宗帝后所建大圣安寺、金大定四年（1164年）所建西山昊天寺、大定二十年（1180年）所建仰山栖隐寺、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所建大庆寿寺和大永安寺。金帝王对于朝廷敕建和赐额的寺庙也注意保护和支持，经常临幸，进行赏赐。如香山永安寺建成时，世宗亲临视察，“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金章宗多次临幸仰山栖隐寺，赐以良田，“环寺之地若干里”。章宗还为该寺划定四至：“东则羊头石，南则豆平石，西则铁岭道，北则塔地庵。刻之于碣，以为寺永业，民不得与焉。”
与此同时，由民间士庶和僧人兴建和重修的寺庙在中都城郊也有不少，如在中都城内兴建的寺庙有普济院、建福院、资福寺、义泉寺、永庆寺、十方观音院等；在郊区兴建的寺庙有昌平银山法华寺、怀柔大明寺、通州永庆寺、平谷净宁寺等；在中都城郊重修的寺庙有奉福寺、悯忠寺、大开泰寺、宝集寺、驻跸寺、延寿寺、千佛寺等。其中，兴建的寺庙也大多在金天会和大定年间，而重修的寺庙都是唐辽时旧刹。这些寺庙也有很大影响。金代对民间建寺有非常具体的限制性法令。根据法令，建寺分为院与寺两级，交纳相应的钱钞，由政府赐予寺额，才算合法。如金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下诏：“凡天下寺院无名额者，许以钱易之。”对于民间修建的这些寺庙，金统治者实行用钱买寺名，以解决国家财政的拮据。
金帝王对于有道高僧也十分尊崇，尊最高僧官为国师，国师“威仪如王者师”，“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国主有时而拜”。如圣安寺住持就被封为“圆通善国师”。而受赐紫衣和师号的僧人也有不少，如圆通国师弟子祖朗（1149年至1222年）受赐“圆通大师”尊号；盘山普济寺律僧法师（1099年至1166年）也受赐紫衣和“严肃大师”尊号。
由于金帝王对佛教的重视，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当时有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禅宗等宗派流行。在这些宗派中，以禅宗的影响最大，有曹洞、临济和云门三派传播。银山《宝岩寺碑文》称：“曹溪自南岳、青原而下，三派分流。于辽于金，燕独以三禅称。
曹洞宗最早由青州希辨传入, 继之有弟子法宝、行通、德殷、省端等八人，再传弟子万寿寺圆俊、性璞、教亨和三传弟子万松行秀等人，传播道场有仰山栖隐寺和中都万寿、报恩等寺。临济宗的传播有两个支系：一系为广慧通理所传汴京佛日圆证大师之法而开启的潭柘寺法系，后有弟子善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政言和相了等人继之弘传，传法道场有潭柘寺和竹林寺等；再一系为竹林庆寿法系，始传为海西堂容庵，继之有中和昭公、璋公等人递相弘法，传播道场主要以庆寿寺为中心。到金代中后期，潭柘和庆寿二系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在辽代一度沉寂的禅宗，到金代再度兴盛起來，成为金中都佛教思想发展的一大显著特色。
禅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基本继承辽代的遗绪，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和影响。如华严宗，它以宝集寺为中心，先后有传妙大师思愿、通圆圆照大师智遍、大觉圆通大师志玄相继主持该寺并弘扬华严宗。律宗则有京西慧聚寺的悟敏、悟铢和甘泉普济寺的法律等人。净土宗的弘传者有永泰寺的遵宝和祥定师徒。密宗的弘传者有蓟州遵化宝塔山龟镜寺的演秘大德义秉、澄辉和感化寺的知玲等人。
另外，在佛教文化事业上，金中都佛教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是《金藏》的刊刻。金代中期有潞州民女崔法珍发愿刻经，她自断其臂募化钱财，至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刻成全套大藏，并进献皇帝。金世宗命置弘法寺，并命在圣安寺设坛，剃度崔法珍为尼，又赐以“紫衣、 弘教大师”之号。与此同时，又召集各地有道高僧对崔法珍所献藏经进行校勘。全套藏经共688帙约7000卷。20批纪30年代在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发现了该藏4900余卷，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
3 元大都佛教
公元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人攻陷。1260年蒙古人建立元朝，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改中都为大都，作为元朝首都。这一时期的北京佛教实际包括元朝建立前的蒙古人统治和元朝统治两个时期。蒙元统治者虽然标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平等对待，但是实际上最崇奉的是佛教。蒙古宪宗皇帝蒙哥在1256年佛道辩论会上曾公开宣布：佛教犹如手掌，其他宗教如手指，手掌是基础，而手指都依附于手掌而存在。由于蒙元统治者将佛教推上了至尊的地位，再加上元代时北京政治地位进一步的提高，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北京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为笼络和稳定中原人心，就开始积极主动地扶持燕京佛教：如礼敬佛教高僧；恢复蒙古灭金战争中遭到损毁的寺庙。当时燕京的佛教以禅宗势力最大，因此禅宗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扶持的主要对象。如曹洞宗万松行秀长老在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曾受窝阔台皇帝赐予一颗佛牙和“万松老人”尊号。而临济宗宗匠海云禅师则先后受到多位蒙古统治者的尊崇，如蒙古太师木华黎授予他“慈云正觉大师”称号；太宗皇帝赐他“称心自在行”称号；定宗皇帝命他“统僧”，并赐金万两；宪宗皇帝命他“复统天下僧事”，海云死后又授予“佛日圆明大宗师”称号。其中，忽必烈对他尤为礼敬，曾三次召他访问道法，特别是在至元四年（1267年）建大都城时，海云舍利塔正好处在规划中的南城城垣上，忽必烈下令“迁三十步许而环之”。从万松行秀和海云印简受到的礼敬可见蒙古统治者对禅宗崇重之一斑。
在蒙元时期，北方宗教界发生了一桩震动朝野的事件，即“佛道之争”。争论的起因是当时燕京的道教全真派倚仗其教祖丘处机曾应聘雪山，受到成吉思汗的恩宠而肆意抢占佛教寺庙，扩大其影响，由此遭到燕京佛教徒的极大不满。为了平息争斗，蒙古统治者出面于宪宗五年（1255年）、宪宗六年（1256年）和宪宗八年（1258年）组织了三次佛道代表参加的辩论会。其中，佛教方面的代表燕京地区就占了一大半，如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延寿寺讲主道寿等人。这三次辩论都以道教败北而告终，佛教最终取得胜利，佛寺大部分得以归还，道教伪经被强令烧毁，参加辩论的道士被削发为憎。
由于蒙古统治者对佛教的倚重，燕京地区的佛教不仅很快得到了恢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禅宗。禅宗高僧辈出，如群星灿烂。元初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也曾说：“昔予在京师，禅伯甚多。”当时著名的禅师有报恩寺的万松行秀，庆寿寺的海云印简，圣安寺的澄公，崇寿寺的祖朗和志奥，大万寿寺的和公、润公，竹林寺的容庵等人，他们分别属于临济、曹洞和云门三派的代表。其中，万松行秀门下又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华严至温、耶律楚材等人；海云门下有可庵朗公和颐安儇公等人。他们都活动于蒙古国时期。由于禅宗的势力日盛，当时有一些律宗寺院革律为禅，如燕京名刹三学寺革律为禅后改名圆明寺；大觉寺也改为禅寺。
与此同时，燕京地区的教门在蒙古统治时期也有一定影响。主要有华严宗和律宗两派，代表人物有宝集寺志玄、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讲主善朗、崇国寺空明善选等人。其中，善选先后受聘主持大崇国寺、大悯忠寺、宝集寺法席，是一位弘扬华严宗和律宗的著名僧人。
元朝建立后，以元世祖忽必烈为首的元朝帝王将奉佛的重心转移到了藏传佛教上，尊奉藏传佛教首领为帝师，为藏传佛教大兴寺庙，大兴封赏，所谓“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使同属于教门的汉地华严宗、律宗等宗派受到重视而重新振兴起来。为了提高教门的地位，忽必烈还采取了重教抑禅的政策。 至元八年（1271年），“朝廷颁旨，选天下道德兼备者禅教师德，就燕都设会, 令二宗论议”；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忽必烈又召集江南禅教人物到大都问法，并让二宗迹行辩论，结果忽必烈作出了“升教居禅之右”的明确决定。这一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大都教门的发展。元帝王对教门重视的重要措施是对教门中人委以重任，并给予祟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华严宗僧人知拣受忽必烈诏请主持新建的大圣寿万安寺（即今白塔寺），知拣先后被授予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邠国公等职位和封号。皇庆元年（1312年）知拣圆寂，其弟子德严又受命主持万安寺，德严也享有大司徒之爵位。知拣的另一弟子德谦先后受诏主持大崇恩福元寺和大天寿万宁寺。世祖时，隆安善选的弟子定演被忽必烈赐予“佛性圆明大师”之号，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受赐大都土地新建大祟国寺，不久又受诏主持大昊天寺。元成宗时，五台山万圣寺住持惠印受诏主持大承天护圣寺。 在元帝的崇重下，不仅有知拣、妙文、定演、德严、德谦、惠印等一批教门人物脱颖而出，而且教门各派的传播也得到极大推广。如辽金时华严宗的传播中心道场大宝集寺，在元帝王崇重下衍生出16 个分道场，明《顺天府志》引《宗原堂记》记载曰：“……吾师白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潭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其中在大都就有宝集寺衍生的四个道场。这是大都教门重兴的一个最明显的体现。另外，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亲自组织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活动中，参与校勘编纂的有15位汉地僧人。这15位汉地僧人都是教门僧人，他们的学衔都与教门有关，具有教门的明显标志，而没有一位禅宗人物参与，这也是忽必烈实行的重教抑禅政策的具体反映。
大都教门有华严宗和律宗，其中主要是华严宗，像知拣、德严、德谦、定演等人都是华严宗僧人，而律宗则为华严宗僧人兼弘。如辽道宗抄写的金字《菩萨戒本》，就曾为华严道场宝集寺历代住持传承，而后在隆安善选任住持时传出宝集寺。隆安善选传弟子昊天寺雄辩大师，雄辩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北崇国寺建成后授予定演，定演后传大原教寺光教法闻，法闻传普明净慧大师智学，直至元末。
在忽必烈推行的重教抑禅政策下，教门日盛，禅宗势力有所减弱。但是由于禅宗具有雄厚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仍有一定的势力。禅宗三派仍都有流行，其中以临济一派势力最强。元贞元年（1295年），成宗下诏命海云禅师再传弟子西云子安主持大庆寿寺，成宗还赐予“临济正宗之印”及“佛光慈照明极净慧大禅师”、“荣禄大夫大司空”之德号和爵位。西云子安之后又有弟子北溪延公、鲁云兴公、秋亭亨公继续弘传此宗。他们以庆寿寺、竹林寺为中心，在当时大都和北方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曹洞和云门两派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曹洞宗的佛心宝印和云门宗的万山行满是当时两派最燿眼的人物，对各派的发展具有中兴之功。 大都佛教在文化艺术上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三项：一是佛教大藏经的刊刻。据史料记载，大都曾进行了多次刊刻大藏经的活动，目前学术界认为至少雕印了三种佛教大藏经，即《元官刻大藏经》、《弘法藏》和《元英宗铜版大藏经》。但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元官刻大藏经》。二是房山石经的补刻。它主要是高丽僧慧月完成的，共补刻了华严堂中的5块经碑。三是校勘编订了《至元法宝勘同录》。此著为佛教经录著述，共10卷，由忽必烈亲自召集的一批当时汉、藏、印、北庭等地第一流的佛教高僧、学者共同完成, 顺德府开元寺僧庆吉祥住持编订，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夏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结朿。它対我国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194人所译佛典1644部的经目，按照显密类别重新进行了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异同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等情况；每部佛经还有千字文编号。
四 明清时期的佛教
明朝建立后，明诸帝除世宗崇道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明太祖早年曾出家为僧，取得天下后对佛教采取了许多带有保护性质的政策。洪武元年（1368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掌管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三年（1370年）将天下寺院明确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仿宋制在京设立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限定各府僧人不得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等等。太祖时首都设在南京，当时北京佛教比较 沉寂，但太祖采取的这些政策对其后诸帝推行的佛教政策和北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佛教口成祖迁都北京后开始重新振兴起來。成祖十分尊崇佛教，其中对僧人道衍禅师的优礼尤为突出。他即位之初便授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的职位，第二年又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之后将一些国家大班交与道衍负责办理，如监修《太祖实录》，主编《永乐大典》，监造永乐大钟等。道衍圆寂后，又追封他“荣国公”、谥“恭靖”，为他建塔供奉，并亲撰神道碑，以称颂道衍功德。永乐迁都北京后，明僧录司设在道衍驻锡的大庆寿寺，当时庆寿寺地位很高，除有道衍驻锡外，当时右善世南洲亦住于此。除了敬僧外，成祖还编纂了《神僧传》9卷，主持刊刻了永乐南、北大藏经，在佛教文化建设上也给予了极大支持。
成祖之后的明代诸帝，大多崇奉佛教。英宗大兴佛寺，广赐寺额，曾于两个月内为80多所寺院敕赐寺额。代宗、宪宗时建寺高潮不减，京城已是梵刹遍地，僧尼无数。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统计，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以前，京城内外的官方所建寺庙多达639座。当时赐额的著名寺庙有妙应寺、广济寺等。武宗奉佛在明朝诸帝中最为突出，他自号“大庆法王”，在宫中创建佛寺，修学显密佛法。世
宗崇道，毁寺汰僧，佛教因此一度中衰。但到神宗时，因神宗及其母亲慈圣皇太后崇佛，佛教又得以重兴。其中，慈圣皇太后崇佛尤甚。慈圣皇太后姓李，是穆宗皇帝的贵妃，神宗万历的生母。当神宗于隆庆六年（1572年）登棊后，母以子贵，李氏被尊封为“慈圣宣文明皇太后”。由于万历皇帝年幼，朝廷乃至日常生活都由她总揽。李太后笃信佛教，被时人尊奉为“九莲菩萨”。《明史・后妃传》记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她倚仗政治上的权势，一生为佛教做了许多功德，如：兴建万寿寺、慈寿寺、慈恩寺、拈花寺等，重修妙应寺等，重刊《永乐北藏》，增入佛典400余卷，颁行天下，礼敬高僧德清、真可、遍融等人。
与此同时，明朝诸帝还往往在即位之时，度僧一人，名曰“代替出家”。皇室太子及诸王出生，也找幼童替身出家。
除帝王崇佛外，明代的宦官崇佛也非常突出，也是明代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太监们靠着亲近帝王的特殊地位和身份，趁着明朝政体的漏隙，大肆专权，牟取私利，但是他们又无以享受今生的幸福和快乐，于是便企图把希望寄托于來世，为来世积累功德，把为佛教做功德作为实现其來世幸福的主要途径。明代太监为佛教修寺建庙，北京现存寺庙大多为明代太监捐资或参与兴建和重修。如智化寺为正统九年（1444年）太监王振舍宅兴建，广济寺为成化二年（1466年）太监廖屏等人兴建，大慧寺为正德八年（1513年）太监张雄兴建，摩诃庵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太监赵政兴建，等等。其中，王振兴建的智化寺最为突出，共有五进院落，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建成后，王振还将宫廷音乐引进寺中，英宗亲赐寺名“智化禅寺”。宦官们不仅在城郊广建佛寺，而且还在官衙中设立佛堂，以供随时奉佛。当时官衙中设立的佛堂有司设监佛堂、尚衣监佛堂、酒醋面局佛堂、内织染局佛堂、大药佛堂等。
在帝王和达官显贵的崇奉下，明代北京佛学思想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明代初年，太祖整顿佛教时曾将全国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类，为明代佛教各宗派发展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当时实际流行佛教派别主要是禅和教两类，其中禅宗有临济、曹洞和云门三派，在这三派中又以临济宗势力和影响最大，乃至在当时有“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临济宗代表人物有遍融、笑岩德宝、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人，主要流行于明代晚期。而教门则有律宗、净土宗和华严宗诸派别，这三派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律宗主要流行于明代初期和晚期，中间有数十年的沉寂。初期弘律代表寺庙是西山万寿寺（戒台寺）和西便门外的天宁寺，当时这两座寺庙分别有帝王钦定的“万寿戒坛”和“广善戒坛”两个传戒中心，弘传律宗的有著名的“鹅头禅师”知幻大师。明万历时，文海律师受神宗诏请至悯忠寺开坛传戒，使北京律宗得以重兴。净土宗的传播主要在明代晚期，代表人物为遍融、憨山德清、紫柏真可和翠林等人。华严宗传播主要在明代初期，代表人物为京西感应寺的福海和京西宝藏寺的道深，但到明中后期便不太明显了。明代北京佛学派别虽多，但是并不像辽金元时期那样有着严格的门户之见，而且禅与教，尤其是禅与净土的融合已成为明代北京和全国佛教的主要佛学风气，像笑岩德宝、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人都是倡导禅教合一、禅净双修的重要代表人物。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明王朝覆亡。清朝建立后，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皆达于极盛，佛教也不例外。四朝帝王都尊崇和善于利用佛教。顺治帝入关不久，即下令对燕京地区的佛教加以整顿、清理，并订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大清律例》就专门开列了惩罚不法僧尼的条文。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清初诸帝也善于利用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顺治帝经常参访佛教界名宿，如海会寺禅宗高僧性聪，即曾屡次受诏入宫，讲授佛法，使顺治帝受到极大影响。顺治帝还遍诏天下名僧来北京。如顺治十四年（1657年），诏临济宗名僧玉琳通琇入京，初赐以“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之号，又封为玉琳国师，并赐以金印，选僧侣1500人从其受 戒。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诏临济宗名僧木陈道忞入京，赐以“弘觉法师”之号，并命其在京中名刹悯忠寺、广济寺等处弘传禅宗，还御书唐人岑参之诗，赠与道忞。
顺治年间，清廷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为佛沐浴日。届时，将佛像从坤宁宫抬至堂子。堂子内预先将黄瓷浴池贮满红蜜，并用净水搅匀。佛像到后，即将佛像放入浴池内，浴毕再抬回坤宁宫。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日延续不衰，京城百姓俗称之为“结缘日”。
清圣祖康熙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很深, 因而不好仙佛。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对于控制人心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対佛教也持保护态度。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与跋。康熙帝还多次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德高望重的僧人顶礼膜拜。圣祖対顺治时期的名僧也优礼有加，如他曾迎请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弘觉国师”。
清圣祖又曾于康熙四年（1665年）将皇城之内的明宫殿清馥殿改建 为寺，称弘仁寺，供奉著名佛宝旃檀佛像，并御制《旃檀佛西來历代传祀记》，记述其流传始末。
同时，康熙在位时重修前朝的古刹也极多，如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柏林寺、承恩寺等，康熙帝还亲自为之重赐寺额，并御书额、联和碑文。
雍正帝即位后，对佛教崇奉又胜过其父祖之辈。他所尊崇的仍为禅宗一派。他自号“圆明居士”，编纂有《御选语录》，还遍诏名僧超盛、超善等人至皇宫，参研禅宗之法，号称“同时证入者”。
雍正帝也在北京大兴土木，兴建佛寺。如雍正元年（1723年）创建于西华门外的福佑寺，寺额与佛殿之匾等，皆为其御书。又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京城西郊创建的觉生寺，命名僧文觉禅师元信为住持，并御制觉生寺碑，刻石立于寺中。同时雍正也修复了不少古刹，如前明所建巨刹千佛寺，他亲赐寺额“拈花寺”，并命名僧超善为住持；京西古刹卧佛寺重修后，雍正赐名为“十方普觉寺”，命名僧永觉禅师超盛为住持，并御制寺碑；再如南城名刹悯忠寺，也在雍正帝时得以重修，寺中也有御制寺碑，雍正以戒律为佛法之源，僧侣所必修者，故改赐寺额曰“法源寺”，成为北京佛教律宗一派的著名道场。
雍正之后的乾隆皇帝是清代帝王中奉佛最虔诚的一位，他在位时，北京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仅乾隆帝修建的佛寺，就有建于皇城及宫苑内的仁寿寺、西天梵境、大阐福寺、法渊寺、嵩祝寺、智珠寺等。特别是建于清漪园（即今颐和园）的大报恩延寿寺，规模之宏丽，冠盖京城。至于僧俗四众出资兴造的新寺，修葺的旧刹，京城内外，无处不见。正如时人汪由敦所说：“佛教流布中国3000余年，今世梵刹琳宫，照耀寰宇，京师尤盛。”
随着北京地区寺院数量的增多，僧侣也日众。据康熙六年（1667年）礼部统计，全国有大小寺庙79622座，僧尼有110292人。而到了乾隆初年，仅清政府颁发给顺天（今北京地区）、奉天（今沈阳地区）及直隶（今河北地区）的僧尼度牒，三年之间，就多达340112张。也就是说，每年新增加的僧侣就多达11万余人。这些新增加的僧侣，又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
清代北京地区佛教宗派的发展，总体而言是禅衰教兴。禅宗在清朝早中期还有一定的影响，有海会寺的憨璞性聪、善果寺的旅庵本月、圣感寺的海岫、拈花寺的超善、普觉寺的超感等名僧在北京活动.但是自清代中叶以后，已经很少见到禅宗名僧了，出禅宗一派占有的许多寺院这时也都被律宗一派的僧侣所占有。律宗一派的名僧频繁地开展各种佛事活动，著名代表如广济寺玉光宽寿、万中海禄、德光湛祥，古刹潭柘寺的高僧震寰照福、恒实源谅、静观圆瑞，以及法源寺的高僧文海福聚、静涵昌涛等。他们一方面广开戒坛，度僧授徒，数以千计；一方面或自筹资金，印制《大藏经》，建阁贮藏，或大办法事，建无量寿等法会。
清代北京地区净土宗一派也很活跃。民众信奉佛教，念涌佛经、佛号者日益增多，而禅宗、律宗及其他宗派的高僧，也多兼修净土之法。专以弘传净土为业的名僧，有盘山法藏寺的名僧百忍，以及京郊红螺山资福寺名僧彻悟际醒。红螺山资福寺为当时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净土宗道场。际醒之后，又有名僧瑞安、印光等嗣其衣钵，弘传净土。
华严宗、法相宗等教门各派，在北京也有其代表人物，如名僧达天通理、西峰印吉与慈云普德等皆是。然其势力，已远不如辽、金、元时期。
自从清代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人，国内又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先后爆发，清统治者内外交困，国力大衰，北京地区的佛教，受其影响最为明显，进入了历史上的衰落时期。
五 民国时期的佛教
1911年，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随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佛教传播与发展明显受挫。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机关部于北京法源寺。翌年，复开成立大会，法源寺名僧道阶被选为驻北京机关办事长。
北京地区的僧侣及信徒，为振兴佛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民国四年（1915年），由北京政界要人发起大乘讲经会，邀南方名僧谛闲、月霞北上讲经，影响极大。此后的民国八年（1919年）、十年（1921年）、十四年（1925年）、十五年（ 1926年）等，都有大规模的讲经活动举办。另一方面，积极创办各种佛学组织，如中华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拈花寺佛学院等，以及著名居士朱芾煌、王虚亭等人创办的佛经流通处，著名居士徐文爵等创办的北京刻经处等，大力普及佛教教育，弘传佛法。另外，信佛民众，又办有华北居丄林、北京佛学研究会及三时学会等组织，以参研佛法。
此外，各种宣传佛教的报纸、杂志如《觉世日报》、《佛教评论》、《北平佛教月刊》等陆续创办，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而众多的新办学校，如北京大学等高校，也都聘请佛学专家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周叔迦等讲授佛教史、佛教哲学及佛教文化等课程，从而使佛学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国年间，北京佛教界还积极参与社会教育普及工作，有十余座寺庙开办了小学。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的佛教界还踊跃投入抗日救国洪流之中，各寺院或成立治伤医院，或设立妇孺收容所，或组织救护队救死扶伤、超度英灵。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期间，组织了伪“佛教同愿会”，作为管理及组织北平地区佛教活动的领导机构，为巩固其法西斯统治服务。抗日战争胜利后，该组织被取缔。随之，在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下，北平地区的佛教日趋衰微。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四下散布“共产党不信神佛，勒令僧尼还俗”等谣言。于是，僧尼纷纷南下，甚至有漂洋过海者，无条件走的也是心存疑惧。这时，在一些爱国佛教徒的努力下，通过宣传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解除了广大佛教徒的恐惧心理。
六 新中国建立后的佛教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以崭新的面貌、优良的作风和施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贏得了佛教界的信赖和拥护。北京的佛教徒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积极声援抗美援朝运 1950年底，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美帝国主义 的非正义行径，激起了首都佛道教界的极大愤慨。当时佛道教僧尼、喇嘛、道士700余人在巨赞、圣泉法师带领下，游行至天安门前集会，声讨美帝侵略朝鲜。游行队伍最后聚集到冰盏胡同的贤良寺，经过商议，成立了“北京市抗美援朝委员会佛道教分会”，公推巨赞为主任，圣泉、王信缘（道士）为副主任，西四区玉山、慧明、静融、方瑞，西单区寂轩，东四区悟性、玉崇，东单区真慧，宣武区义安、宝林、隆衍，前门区弥璋、慧修，崇文区刚岩、松静、秀泉、悟光等任委员，会址设在贤良寺。该会下设三个小组：东城组，包括东单、东四，地址在贤良寺；西城组，包括西单、西四，地址在广化寺；南城组，包括前门、宣武、崇文，地址在法源寺。并确定每星期五为抗美援朝活动日，届时各组集会宣传志愿军的英雄来迹和辉煌战果，并组织慰问军烈属活动。
1951年1月，北京市佛道教界抗美援朝分会组织了支援前线的捐献活动，共募得人民币25000余元（旧币）及手套、袜子等大批物资。
1953年春，巨赞法师和首都宗教界人士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志愿军战上。回国后，巨赞法师在《现代佛学》上撰文，热情颂扬了最可爱的人。
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 1949年9月，北京市民政局组织举办了僧尼学习班。佛教界巨赞、周叔迦、股宽良负责会务工作，法尊法师、正果法师和潘怀素居士等出任教席，招收各寺庙青壮年僧尼30余人，在东城区羊管胡同的极乐庵开班授课，课程主要有时事政治、佛教知识，以及一些基础文化课。这种以提高僧尼政治觉悟为主的学习，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53年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北京市抗美援朝委员会佛道教分会改组为“北京市佛道教学习委员会”，圣泉任主任，义安、慧明为副主任，委员有圣泉、慧明、悟性、玉宗、普度、真慧、德俊、果莲、松泉、慈保、寂轩、西愿、照寂、宝林、图善、刚岩、悟光、慧修、能本、宝泉、秀泉、松静、宝祥、圣云、月朗、圣如、敏悟、盛明、祥林等。学委会下分四个学习组：东城组（东单、东四）：组长悟性，学习地点在贤良寺；西单组：组长寂轩，学习地点在广济寺；西四组：组长慧明，学习地点先在广化寺，后在嘉兴寺；南城组（前门、崇文、宣武）：组长义安，学习地点先在三圣庵，后迁圆通寺。学委会的委员们每周二下午在广济寺集中听报告，周四分组讨论。各组还经常派代表相互观摩，交流经验。1954年，学委会新增了茂林、显宗、圆觉为委员；1956年，又吸收广济寺新任方丈大悲法师及尼僧性因法师为委员。1958年，大悲回灵隐寺任方丈，广济寺继任方丈济广被选为学委会副主任。
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市宗教界在崇圣寺成立了北京市宗教界联合学习委员会，佛教界的学习委员有济广、慧明、义安、圆觉、性因、祥林、能本、寂轩、等慈、茂林、月朗、量源、良源、显宗、吕香光等，会址在广济寺，学习地点集中在广化寺、普济寺、通教寺、翠峰寺、兴隆寺、白云观等几个地方。每星期六，各教联合学习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和学习干爭集中汇报学习情况。
自1949年至1959年，北京市佛教界僧尼学习班历经抗美援朝委员会、北京市佛道教学习委员会、宗教界联合学习委员会，前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宗教政策、土改大纲、共同纲领、抗美援朝时事报告和英雄申迹、过渡时期总路线、北京市寺庙管理暂行办法、宪法草案、市政协组织的近代史十讲等课程。
成立互助小组与寺庙管理组 新中国成立初期，京城内外的大多数子孙庙依靠低廉的房租收入维持生计，根本无力修葺危旧房舍。1950年，从前门区开始，由弥璋、慧修、觉望三人组成互助小组，协助本区贫困僧尼管理寺庙。当时有山西街地藏寺、关帝庙，西河沿万寿关帝庙、福峰寺、关帝庙，北桥湾地藏庵、万佛寺等组成互助小组。鉴于寺庙危房较多，亟待修缮，以保居民安全，互助小组提出了调整房租和修缮房屋方案，并获得了市民政局批准。后來，互助小组通过学习房管政策后，挨庙召集住户开会，宣传“以房养房”；又组织技术人员，检查危房，作出工程预算，资金不足部分由大庙补助。实践结果颇有成效，影响逐渐波及全市各区。
1953年春，市民政局召集圣如、寂轩、体勤、慈保、慧明、义安、果莲（尼）七名僧尼，成立全市性的互助小组，把无人、无力管理的大而破的寺庙管理起來。这些寺庙是：宣武区的法源寺、三圣庵，米市胡同的关帝庙，西单区的显应观（太监庙）、静默寺，西四区的广善寺、宝禅寺，东四区的梓潼庙等。各区佛教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们纷纷组织讨论寺庙管理暂行办法，并派出调整租金小组，深入各寺协助召集住户宣传房管政策。经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危旧寺舍租户的居住安全和贫困僧尼的生活來源得到了基本保障。
在此基础上，1954年1月1日，北京市佛道教寺庙管理组在广济寺正式成立，人员组成及分工为：圣如担任组长，副组长由寂轩、体勤担任。寂轩负责行政，主要工作是处理产权纠纷，调整租金，催讨拖欠租金等，成员有慈保、悟光、法泰、普度、觉望。体勤主管财务，成员有照寂（尼）、松泉（尼）、盛明。慈保兼管文书，成员有德俊、弥悦及后増的悟性。寺庙管理组下设南城分组，在法源寺办公，人员有弥璋、慧修、显一、妙音等。
北京市佛道教寺庙管理组成立后，全市各区互助小组代管的寺庙均被纳入该组统一管理。当时的资金來源多是所管理寺庙的租金收入，收支基本平衡有余。
寺庙管理组成立不久，为了更好地贯彻“以庙养庙，以庙养僧”的方针, 动员了北京市的僧尼120余人，对全市各区财产进行深入调査并豎记造册。普査登记的内容包活：建寺年代、占地面积、平面图、房屋间数、佛像、法器、供器、家具、文物、字画、碑偈、树木数量等，历时四个月完成登记工作。各区寺庙财产统计表册交民政局加印后，政府留档一份，寺庙管理人员执一份; 另外全市各区寺庙财产还有汇总统计表一份。在这次调查中，整理定级并登记在册的珍贵佛教文物总数达到2600余件。
随着业务增多，后來寺庙管理组又増设了西城分组和东城分组。1956年夏，寺庙管理组的办公地址从西四广济寺迁至西皇城根崇圣寺。当时佛道教寺庙管理组工作人员有七八十人，瓦工木工100余人，管理有西城、东城、宣 武、崇文、海淀、丰台、朝阳七区寺庙500余所，房屋23300余间，月房租收人近50000元。
1958年，寺管组将西城区广善寺、弥勒院、翊教寺、玉佛寺、铁狮子庙，东城区柏林寺、大佛寺、贤良寺、净莲寺，宣武区长椿寺、圆通寺，海淀大钟寺交给民办集体工厂使用，先后办起了第一纸盒厂、第四纸盒厂、第五纸盒厂、民用灯具厂、第二绣花社、果脯厂等；寺管组还将部分房舍捐让小学和居民使用。寺管组留以自用的寺庙有广化寺、普济寺（后交西城橡胶厂）、嘉兴寺殡仪馆、翠峰寺（尼）、通教寺（尼）、白衣庵（尼）等。另外，广济寺为中国佛协的自管产，法源寺是中国佛学院的自管产，崇圣寺和西城兵马司无量寺是寺管组留用的库房。
除以上留用自管，支援生产、教育和经文物部门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庙房外，寺管组将全市七个区的寺庙房产全部移交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以租代管。登记造册佛寺有433所，道庙59所（其中包括太监寺两所）。月租收入49146元，房管局每月拨给寺管组经租费10745元。
1958年至1971年，寺庙管理组所收经租费及无保留价值的物品处理款, 扣除僧尼、道士、太监的生活费与自管房屋的修缮费开支外，共存人民币140000元。
1950年至1985年末，寺管组修缮寺庙计492所，支付修缮费1750 000元。修缮分为四个阶段：
1950年至1953年末，基本由寺庙管理人经手修缮，支付修缮费约 150 000元。
1954年至1958年9月末，由寺庙管理组统一规划安排，修缮费用开支约750000元。此时全市寺庙危旧房基本解决，所以投入费用较大。
1958年至1977年，对自管寺庙的修缮，开支约120000元。
1978年至198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因修缮价格上调，开支达730000元。
组织生产劳动 1950年春，首都佛教界通过口筹资金，包括居士们的自动捐助和对大刹方丈摊派分额的形式，在东四区羊管胡同开办大雄麻袋厂，参加生产的僧尼100余人，分梳麻、纺纬、织袋等车间。同年，僧人敏悟、静融，尼僧祥林、居士董永祥等效法大雄麻袋厂，又成立了大仁麻袋厂，招收僧尼30余人，向社会上招收工人20余人。车间设在德外清凉庵和西四区广善寺。大仁厂工人只纺经纬，为大雄厂加工。到1952年，中印建立了友好关系，大批价廉的印度麻袋进口，大雄、大仁这样的手工小厂没有能力抗衡，很快关门倒闭。失业的年轻僧尼由民政局介绍工作，走向社会。1950年正月，通教寺70余名尼僧组织缝纫组，能本负责业务，通愿主管设备。到1955年，正式成为第十八缝纫社。1961年，缝纫社与北京童装厂合并，能本被任命为车间主任。与此同时，在祥林主持下建立了翠峰寺的缝纫加工，主要承接来料加工。寺内尼僧在殿堂佛事之余搞缝纫生产，按件计价。此厂1958年后，并入第二绣花厂，祥林被吸收为车间主任，一般尼僧都是取活加工，并未吸收为正式工人。1952年秋，各寺集股在嘉兴寺创办印刷厂，定名为“第一印刷厂”。由上海请来两位技师指导生产，圣泉任经理，妙观任会计，招收30多位僧尼及社会上部分青年参加生产。三年后妙观充任经理。1959年，该厂与西城区印刷厂合并为国营企业，场地也由嘉兴寺迁往西皇城根西四印刷厂内。1959年春，由寺管组牵头，佛教界筹集资金，天主、基督两教各自派8人到西四塑料厂学得技术，并将普济寺内的僧人集中迁往广化寺，在普济寺原西城塑料厂的场地上成立了“卫星塑料厂”，各教人员共100多人成为职工，主要生产电器塑料配件。工人们分早中晚三班劳动，每周二、四学习文化知识等课程，每周六到厂义务劳动一天。
1960年，寺管组迁入广化寺办公，组织年老体弱的僧尼参加力所能及的来料加工生产，如给玩具厂组装零件，给床单厂印花，等等。“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小生产仍在继续。
另外，北京市佛教僧尼还参加了一些其他社会活动：如1951年春，北京僧尼、居士分批参加了南方各省的土地改革运动，参加的僧尼有目赞、昭暄、果莲（尼）、常荣（尼）、宏静（尼）、泉峰、海岑、宝林、莲果、居士吕香光等人.1950年至1953年间，佛教界僧尼中涌现出一批街道工作积极分子, 其中尤为突出者有三人：东单区贤良寺的真慧，被评为扫肓运动的积极分子; 崇文区清化寺的松静，出席了全国卫生模范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东四区极乐庵的澍培，被选为街道卫生先进工作者。北京佛道教界每年都要参加“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活动。
“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北京佛教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佛教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佛学院被迫停止招生；1950年创刊的《现代佛学》月刊在1966年停办；佛教文物、典籍大量被损毁、流失；许多寺庙被砸，经书被烧毁；许多爱国宗教职业人员乃至一般信教群众被当作“专政对象”；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开放寺庙，恢复爱国佛教组织，以及为佛教界人上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9月，北京市佛教寺庙管理组织恢复工作。1981年11月，北京市佛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宣告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正果法师当选为会长。同年，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还作出决定：把宗教房屋的产权（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献庙”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全部退还宗教团体，已被拆除的房屋折款交给宗教团体；将停发的宗教房屋经租费发还宗教团体，“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付的分批补还；同时政府还拨款对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用房进行了修缮。这些措施受到广大信教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北京佛教文化事业也重现生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现代佛学》于1980年复刊，改名为《法音》；北京地区佛教文物、典籍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得到加强；1983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法源寺成立；1993年广化寺文物博物馆又宣告成立；特别是1986年3月，北京市佛教协会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组建了北京佛教音乐团。
开展友好往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北京佛教界士开展了同世界各国佛教界人丄的友好往来。1955年和1961年，供奉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佛牙舍利，先后从北京迎奉到缅甸和斯里兰卡，供广大佛教徒瞻仰。1957年和1959年，北京佛教界人士参加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了在缅甸、尼泊尔、印度、柬埔寨等国举行的纪念“佛陀涅集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和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世界佛教领袖和学者会议。1980年4月，北京市佛教协会和佛教界人士组织欢迎鉴真和尚像冋国巡展。1986年，北京佛教团体配合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举行了“为和平祈祷”的大型宗教活动, 扩大了中国爱国教会在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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