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灯火：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接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哥，曾经指着那棵树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儿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儿，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的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委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的“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的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军中另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看来母亲从邻里处耳食之言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