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春秋：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大街，无论它的沿革，还是它风貌的变迁，都可以写成书，不止一本。但那不是我的工作。

　　在没有改造成步行街之前，它两侧的店面，虽略有兴替，但总的格局维持了几十年大致不变。

　　路西有个一间门面的瑞士钟表店，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我并没上那儿买过钟表，也没在那儿修理过钟表。只因为我知道这家店是我们育英小学（敌伪统治时一度改称为灯市口小学）的郭先生家里开的。

　　郭先生名宗渊，他不教课，但管理“儿童生活园”。名为“园”，并不是露天的园地，而是高台阶上一个大开间的厅堂，类似图书阅览室。每逢下课，就从儿童生活园的扩音器里传出唱片上的音乐，校歌或其他我们熟悉的乐曲。

　　从小学二年级起，就可以办借书证，下课后到儿童生活园借书回家，每证一册，借期一周。生活园中有一半地盘设短脚桌椅，可从架上随意取阅报纸杂志。另半间，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玻璃书柜隔开，里面顺墙排放着书架，分类陈放着薄薄厚厚的儿童少年读物。自己选好以后，拿到“万有文库”书柜一头把口坐着的郭先生那里，他把书里的书名卡取出，跟借书证用曲别针夹在一起，放进卡片柜，从周一到周五分成多格，该星期几还书的就插进哪天的格子；然后再在书的封三处盖章，章上是应还书的年月日。看加盖的日期章多少，就知道有多少人先我读过这本书了。

　　我最初一批课外读物，主要是从郭先生手里借阅的。家里有时也给我们买书，一年不过一两次罢了，就像压岁钱，哪能指望经常不断呢。

　　郭先生总是穿着一身长衫，灰色的或蓝色的，冬天则是棉袄或皮袄。他不多言语，但我敬重他，因为我喜欢他管理的书；他好像逐渐熟悉了经他手借书的孩子，虽然也不说什么，我们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的善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三四年，自以为不是小学生了，有一天路过灯市口就想进油房胡同回母校看看。并没受到阻拦，一径走进儿童生活园。全校都在上课，儿童生活园里，只有郭先生一人，我叫郭先生，他还认得我，并且像跟大人说话一样，跟我这个十四五岁的“老校友”谈天。谈些什么我全忘了，谈过以后我也没再去校园的别处看看，就走了。

　　从这回以后，也没再拜望过郭先生。一九五六年瑞士钟表店当然也“公私合营”了，不过郭先生似乎还继续在小学里供职。到了八十年代，听说他已退休，搬了家，可能是住到儿女的宿舍去，离开王府井邻近瑞士表行的旧居了。

　　每想到童年，想起童年的读书生活，我老想问候一声：“郭先生，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