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哀乐：太庙图书馆

　　太庙在天安门之东，与西边的社稷坛——中山公园遥遥对称。中山公园是民国年间向公众开放时的命名（日本占领期间忌称孙中山，一度改名中央公园）。公园一进门正面的汉白玉牌坊，即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后，清廷被迫在东单牌楼以北竖立以示道歉的。“一战”德国战败，移入公园，榜书“公理战胜”，这在积贫积弱、战后犹被宰割的中国人来说，很有点阿Q意味。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改用郭沫若题“保卫和平”四字。保卫和平固然不错，公理战胜又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当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按权威解释是帝国主义战争，虽说从中挽回一点面子也不值得矜夸吧。不知是谁的决定，显然不是公园管理处做得了主的。

　　差不多同时，太庙也改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我小时却只知那叫太庙，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地方（不知清朝入关后，把明朝皇家的祖宗神主牌怎么处置的）。哥哥燕平常在星期天去太庙的图书馆读书。他一九四七年初离开北平以后，我有时也去那儿借阅图书了。

　　记得头一次去，是从《辞源》查出《夸父逐日》的故事出自《列子》，家中无此书，便想到太庙，一去果然借到，手续简便。以后也去借看现代书籍，胡适的《四十自述》、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就是在太庙看的。

　　进太庙正门，往东拐，一小院内，一排平房，貌不警人，按现在习惯应该叫作阅览室。但藏有时下一般阅览室所没有的古籍。管理员似只一人。室内虽在星期日也坐不满。十分阒静，唯日光射入南窗，无声移动。

　　若不是社会的动荡吸引我的参与，我是很依恋这个读书环境的。后来想想，以北平之大，为什么这个好去处竟只有稀稀拉拉的访客？也许当时真正的读书人全都家有藏书，家里无书的也就不找书读了吧。

　　一九五一年筹办“首都介绍”节目，曾经查阅过一些资料。明初为了修建太庙，从这一带赶走了几百户平民。可见紫禁城也有个逐步形成扩大的过程。今天太庙所遗除三大殿外，最可贵的是一片蓊郁的松柏树林，每棵都是合抱古木，树龄在五六百年。那时有一张艺术摄影，一群幼儿列队从这里的高高古树下走过，题为《老树新苗》。

　　也是在一九五一年，三大殿举办规模盛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展览会”，热闹恍如集市。展览会现场广播站有一两位年轻女播音员本是中学生，就此被选到中央台工作了。

　　太庙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那几间图书馆不知是否还在，那里的藏书不知无恙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