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踪迹：俄文夜校

　　当时借用灯市口育英中学校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有一天梅益同志叫我到他办公室，说：“中苏友协办了一个俄文夜校，给我们两个名额，你和刘淮去吧。”

　　开学典礼在育英中学高中部举行。一九四八年暑假我才离开那里，传说是严嵩府。

　　俄文夜校校长王之相。那天到会讲话的有阎宝航和罗叔章。他们的官衔我没闹清，阎宝航我当时只知是东北籍知名人士，在大后方就从事中苏文化交流活动；罗叔章女士是那种典型的从职业妇女中产生的社会活动家，出口成章，说话得体，看得出十分历练泼辣，后来听说她当时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我原以为是党外人士，如确任此职，那就和阎宝航一样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了。

　　正式开学是在石驸马大街（今名新文化街）借一个女中的校舍。但头一天就遇到停电。后来转到灯市口育英中学，先在初中部临街的教室，接着固定在高中部头一进院子的教室了。

　　我每天下午一下班，匆忙吃过晚饭，就骑自行车从西长安街飞驰到灯市口，冬天一路昏昏灯火，有时还会冰雪载途，夏天太阳还没落，总要大汗淋漓。一直学了一年多，到一九五一年初有个什么借口，我就辍学了。在俄文夜校学得的俄文单词，已经所记无多，只是还认得字母，能拼读出来。不过当时上课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们班的老师是丘琴。班上的方成、钟灵就在同学期间开始合作，画国际题材漫画，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用漫画武器打击杜鲁门、杜勒斯、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歌颂的对象不多，记得有一个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办俄文夜校，如同当时广播电台也办俄文讲座一样，一方面是贯彻执行“一边倒”的政策，一方面也适应人们自发地了解苏联的需要。俄文热形成一时潮流，连我母亲也通过广播学俄文，她显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我，或者还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也还因为喜爱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没有坚持学到底是另外一回事。叶至美女士也在我们班上，她已经由英文译出了亚美尼亚作家的小说《萨根的春天》，她把俄文当作第二外语学，会比我这样的“半拉子”顺利也见效得多。

　　另一位在夜校结识的朋友叫蓝英，是从北平到解放区去时改的名字，人如其名，英气逼人。这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原先的地下党员，现在的技术人员，总穿一套工作服，宽宽的肩膀，坦诚痛快，我们很快就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他是我在五十年代接触的人里最早打破思想禁锢，正视西方先进，且不讳言中国落后的人。反右运动一来，我就截断了同他的联系，他虽没戴上什么帽子，该也变得“谨慎”了。

　　丘琴先生和我在夜校时只是师生关系，没有个人交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初，他忽然打电话来，原来他在中苏友协总会接待苏联访华的团体，其中有一位苏联对外文协的布洛夫点名找我。因我在当年春天随团访苏时他基本上全程陪同，相处甚洽。这让我为难了。那时所在单位的反右派运动正在“深入”，已经以支部扩大会的形式对我连续批判，但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愿对丘琴直说，只是支支吾吾，请他找借口说我不在北京，避而不见。

　　事过多年后，丘琴先生一定原谅了我。八十年代我们见过面，并曾互相赠书。直到九十年代末，他自费印刷了他译的《苏联诗选》增订本，还寄给我留念。我写《说起〈祖国进行曲〉》一文，就引用了其中的材料。

　　唉，苏联，苏联和俄罗斯文学、诗歌，中苏友好，俄文学习，俄文夜校……我仿佛回到赶赴夜校的途中，沿路时而灯火辉煌，时而灯火阑珊，一闪而过，五十年真像一个捉摸不定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