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苦之外：北池子

　　这条街在东华门大街路北，紧靠紫禁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北池子，多半是从南向北去沙滩、美术馆时路过，原路返回时，又多半到北池子南口，西折过东华门前，沿着文化宫后河，经午门再沿着中山公园后河，过西华门进南长街……没走过这条路的人不知道，这是紫禁城南墙根的一条路，过去汽车少，常是静静悄悄的，路边柳树傍着灰色的城墙，春夏秋冬，早午晚，微雨或雪晴，都是北京城里最美的地方。

　　我后来读秦兆阳散文，发现他也爱到这里散步，在他身体还好，腿脚还灵便的时候。他住在北池子二条路南一个独门独院里。他在世时我来探望他，他总是坐在南屋里，看书写字，烟好像戒不掉，但又胸闷呼吸不畅，就用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制造点海边森林草地空气清新的幻觉。有位老先生可能比我来得勤，那就是李清泉。一九五七年七月《人民文学》那一期特大号，就是他和秦兆阳两人“炮制”的。头条是李国文的《改选》，接着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诸篇，仿佛也还有黄秋耘的短论。从头年的四月号起，《人民文学》已经先后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秦兆阳本人又发表署名何直的大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以叫大文章，不仅以其长，且因它在当时打出现实主义的旗帜，向表现为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策粉饰现实的文学倾向挑战。

　　二十多年后归来，秦兆阳已满头华发，不复当年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院里谈笑风生、倜傥不群的神采了。他大约仅在八十年代初跟一群作家有一次黄山之游，后来体弱多病，又急于把蕴蓄已久的长篇《大地》写出，便不再外出了。

　　黄秋耘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写了名篇《丁香花下》，回忆“一二·九”运动后一次游行队伍被打散，他逃进北池子一条横胡同，一家住户的一个中学女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他说，就是像秦兆阳家这样的小院，说不定就是这个小院呢。但四五十年过去，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当时秋耘虽上了清华，也还不到二十岁。到了迟暮之年，回忆那位文静的小姑娘，把他满是尘土血污的衣服洗净，还给他那唯一的约会，不胜惆怅。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秋耘不久前也病逝了。

　　秦兆阳这个小院是他五十年代置下的私产。在反右派运动前那一两年，北京作家如艾青、周立波、萧殷都买了小院自住（萧殷一九五八年外调广东，他在赵堂子胡同那个小院就转卖给臧克家）。后来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秦兆阳一家从广西回来，还能住进原来的住宅，但因属私房，无力修缮，确也带着风吹雨打的伤痕残迹了。

　　在一切崇尚“一大二公”的年代，只有房管部门有瓦工木匠。在人们心目中，私房恰如大海中的孤岛，迟早要收归国有，即使房东有经济力量，想要修缮，找人买料都困难重重，多半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烂下去，何独秦兆阳家如此。因为没有暖气和卫生设备，保暖的条件差，着凉的“机会”多，秦兆阳一入冬就开始犯病，后来体质越来越差，开了春也好不了。曾经向所属单位申请，哪怕是找有暖气和卫生间的房屋借住过冬……但直到病逝，这个申请还压在行政部门没有解决。

　　北池子一带，据说为保存古都风貌，列名重点保护街区，大概是不会建高层楼房的了。像秦家小院以及还不如它的平民住房，今后的命运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