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歌哭：二七剧场

　　二七剧场在二七剧场路：这像是同义反复。其地在复兴门外大街北侧，三里河路之东。这个剧场离广播电台不远，离我住的真武庙电台宿舍更近，但仔细回想，我只去过有数的几次。

　　二七剧场属于铁道部，大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修建的。我从劳动改造的场所回来，不几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这几年里，不用说我没有进剧场的心境，就是有了闲情，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文艺界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后，动辄得咎，还能放开手脚创作、演出什么新节目呢？

　　一九六一年的秋冬，我在电台文艺部资料室打杂，从广告上看到铁路文工团排了李劫夫的歌剧《星星之火》，决定去买票看看。

　　饿着肚子的时候看什么好？《白毛女》都嫌影射，像《星星之火》这样的革命历史题材大概最合适了。杨靖宇的遗体，日本鬼子解剖了，发现胃里没有粮食只有草根。

　　我那天草草吃过晚饭，就到二七剧场去。票好买。我来看这歌剧，不是来接受艰苦奋斗的教育，是因为呼延生主演，呼延生是十多年前我的小学同学。盔甲厂小学男女不同班，可我一转学到那儿就听说有个女生唱歌特别好，名叫“胡燕生”，后来才知道她双姓呼延。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们小学毕业，一晃十六年过去了。

　　右派斗争高潮之后，我已经被潮水搁在浅滩上，等待着茫然不可知的命运安排。偶然的机缘看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一曲宛转的有时是激越的长歌打动了我：“九九那个艳阳天呐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十八岁的小战士要走上前线了，风车在河边吱呀呀地转，你何时回还……不回还……回还……不回还……

　　命运不由人啊，还真是个问题。

　　接着去十三陵，去沧县，去黄骅，我心里重温着这支歌，喉咙里常就哼出来。尽管我不是“十八岁的哥哥”了，尽管自知身份也不是革命战士。

　　这支歌，还有那首夏威夷的《骊歌》，成了那段岁月里与我生命相伴的“主题”歌曲。

　　后来，我才知道，听过许多遍的《九九艳阳天》就是呼延生的录音。

　　这回我要从舞台上一瞻呼延生的丰采，久违了的有一副嘹亮嗓子的红脸蛋小学女生，经过科班训练，曾以民族唱法的一曲《艳阳天》唱进多少人心里，果然，又在《星星之火》里唱响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当时，听梅益说“人民的物质生活匮乏，应该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一些”，这显然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在收拾大饥荒残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里，文艺方面酝酿“八条”“十条”时的共识。人们余悸犹存，也许会想到革命历史题材比较保险吧。我看着台上的《星星之火》，心思跑到戏外，像我这样想的恐怕不止我一个。

　　再一次到二七剧场去，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下旬，看中央实验话剧院《叶尔绍夫兄弟》一剧的连排。那天田汉也被导演孙维世请来了。连排结束，又请田汉上台跟演职员合影。我目击田汉始终一言不发，而且脸色难看，一丝笑容也没有。在这个戏即将内部公演的喜庆气氛里，在性格爽朗的孙维世嘻嘻哈哈的衬托下，显得非常奇怪。是田汉年老有病过度疲劳了？是他同孙维世他们极熟，可以不必拘礼强打精神？抑或他对这一改编不满，以他剧作等身的宏富经验，实在看不上此剧的改编和导表演？……我当时这样寻思。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虽有生活气息，却意在追怀斯大林，对揭露个人崇拜持反对态度的戏，出现在与赫鲁晓夫争论明朗化的时刻，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也许田汉是当时在场意识到这一点的唯一的人，但形格势禁，不容明言，他既不便在人们兴头上泼冷水，更不能再加油打气，这就是他紧锁双眉的为难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