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继室邓夫人

最近我在看《那桐日记》，内容时间跨度很大，从1890年到1925年。那桐（1857-1925）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1900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晋理藩院左侍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任留京办事大臣，参与议和。次年以户部右侍郎，赏给头品顶戴，授为专使大臣，前往日本。1902年又派充赴日本观博览会大臣。1903年升户部尚书，调外务部兼步兵统领，管工巡局事，创办警务、开辟新式马路、兴办东安市场。1905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省会办大臣。1906年，兼属民政部尚书，晋东阁大学士，督办税务大臣。1909年任军机大臣。1911年为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与奕劻、徐世昌一起保举启用已被罢职的袁世凯。袁世凯内阁成立时，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可以说那桐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但他日记的内容主要是他的各种人际交往，极少涉及公事或大的历史事件，家事部分对他第二任妻子的生育状况有很详细的记录。并不是我八卦，只是这部分内容总是保持以一个大体固定的周期出现，很难不让人注意到。我读过的清人日记不多，似乎家庭中的女性都很少被提及，那桐的继室不仅在日记里被多次提到，而且伊还留下很多照片，值得整理和记录下来。

那桐的原配赵氏因病去世，留下了三个女儿。在他日记里最初提及原配赵氏生病是在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6月19日），症状“呕吐便血”，而且不是刚有症状，已经“连日延医无效”，请了数位医生，甚至包括一位太医，最终赵氏经二十多天的煎熬去世，那桐在日记中写道“心续恶劣，无暇细述。”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891年11月25日），那桐在日记里说经人介绍确定了继室，“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原任六部郎中祥蔼亭先生之孙女、继三老爷之女……新妇年命甲子丙子乙卯己卯”，还听说“人甚贤能”。同年十二月十八日（1892年1月17日）“续娶邓氏”，这位邓氏就是今天我想说的。

 那桐继室邓氏

先罗列那桐在日记中邓氏生育的内容如下：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892年10月16日，午正一刻内人生一男

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1893年4月14日，卯刻内子小产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93年11月28日，卯刻内人小产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94年7月30日，内人小产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六日，1895年6月28日，巳正一刻内子生一女，十三天后夭折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896年7月11日，巳正内子产一女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1897年8月14日，丑刻内子小产一女胎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巳正二刻五分，内子得一女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廿六日，1900年5月24日，内子亥刻小产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八日，1901年9月20日，内子亥正三刻产一女

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1902年3月3日，内子今日小产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九日，1903年7月3日，巳初二刻内子产一子，四天后夭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1907年8月15日，内子于酉正二刻生一女

 从上面这个列表可以看出来，自从邓氏嫁入（时年27岁）那桐家后的最初十二年简直就被当作是生育机器，婚后她共怀孕十三次，五个孩子存活（一男四女），婴儿的成活率不到50%。姜鸣老师在他的新书《却将谈笑洗苍凉》里有一篇文章“旧时代生儿育女的艰难历程——从张佩纶的子嗣说开去”，他从张佩纶的书信入手，引出清代婴儿成活率的问题。公共卫生的恶劣、错误的保健观以及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都是造成婴儿成活率低的原因，以现代人的立场来看，实在是对女性身体的严重摧残，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和盘剥！ 

虽然从那桐日记里看邓氏的怀孕频率觉得很残忍，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可能就是那样，婴儿成活率不高只能靠生生生，不完全是那桐一个人的锅。而且那桐似乎不能被归类到视女性为“低级玩物”的那种人，处女座的他非常自律，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这样要求家人，甚至曾经因为自己的一个晚辈酗酒赌钱不听劝被他赶了出去。他很爱家人，自从“退休”后觉得含饴弄孙是最幸福的事情，除了在戴孝期间，每年都要给邓氏办生日会（农历十一月十八日），请戏班、吃大餐，会带着邓氏以及孩子们旅游、看戏、下馆子，甚至去参观自己的工作单位。邓氏毕竟为那桐家续了后，生了唯一一个儿子，家庭地位比较高，光绪二十三年那桐为原配和继室都申请到了二品诰命夫人。 

那桐与家人合影，前排坐者左为邓氏，右为那桐。右一长子绍曾，右前长孙绵格，后排中立两女右为七女，左为长儿媳，抱着三孙女藻妞，后排最左为八女，前为二孙女菊妞，那桐夫妇中间右边的是大孙女苹妞，左为二孙子联格

正如在娶邓氏前那桐听说的那样：贤惠能干，邓氏在那桐的工作上也确实出力不少。庚子之后慈禧太后带头搞“夫人外交”，频频邀请在京的外国女眷游园子、聚餐，作为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财务部长那桐大人必然也要为皇上和皇太后分忧，如他在光绪三十年二月十六日（1904年4月1日）的日记里就写道：“晚内子请康使、内田使夫人等十人便饭，亥刻散。”康使夫人就是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莎拉，算是这些在京外国女眷的头头吧，内田夫人是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夫人，当时那大人和日本方面走得比较近。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六日（1904年7月18日）的日记里再次记载了请康格夫人等人：“今日内子请康格之夫人等在养年别墅早饭。”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905年9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日本妇人会清藤秋子服部繁子访内人谈。”服部繁子是著名日本汉学家服部宇之吉的妻子。这些女士们此行访华拍了很多照片，回国后出版了画册《清国杂观》。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妹妹访华，也是邓氏出面张罗作陪，宣统二年二月二十日（1910年3月30日），“内人约美国前总统罗式福之妹（由美来中国）及李姑娘等四人、英朱使、麻参赞夫人、朱小姐、日伊集院夫人等五人、中国陪客八人，照相晚饭，主客甚乐，亥刻散。”总之，邓氏为了那桐，为了大清国的外交还是出了不少力的。

邓氏（前排左二）在家宴请外国女眷后众人合影

邓氏（前排左三）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妇人会一行

那桐长女，嫁给了崇厚的孙子希贤，1924年，也就是那桐去世前一年病逝，那桐在日记里说“老年丧女，悲痛之至”

那桐次女，嫁给舒舒觉罗氏延鸿，晚婚女青年

邓氏（右）与次女（左）在那家花园

能被文字记录下来，能留下丰富的影像，是那桐妻子的幸运，但被作为“生育机器”也看得出那个时代女性的不幸。好在如今的大多数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有条件决定自己想走哪条路想要怎么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