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说牛

这个庚子年要过去了，过去的一年里地球上所有人都过得不容易，好在农历新年将要开始，生肖也要从鼠转到牛。牛在动物学上的分类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牛亚科牛族，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常见的是牛是黄牛、水牛和牦牛，其中黄牛和牦牛都是牛族下的牛属，水牛是牛族下的水牛属。在这里不得不跑个题，现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不太有机会看到活的猪和牛了，记得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一位同学的爷爷就说暑假要带孩子回安徽老家，让孩子看一下活的猪、牛、鸡、鸭都长什么样。在中国的农耕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重要的财产，农民不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随便宰杀，现代社会牛肉被中国人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用肉历史并不长，而且主要也是受到欧美的影响。人工饲养的牛作为一种“产品”常根据用途分为肉用、乳用和役用，并人为杂交出很多新品种，早在上上一个庚子年罗振玉就在他创办的《农学报》中提出应该引进荷兰的牛与本地牛进行杂交，改进产乳。中国原产的黄牛比较有名的蒙古牛、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晋南牛和延边牛，水牛有沼泽型和江河型，这些只能在老照片里看到了。

一位蒙古牧民在收集牛粪，后面是她的牛车，1920年代

上海的一处汲水装置，由一头黄牛提供动力，1870年代，威廉·桑德斯摄

烟台的一位农民正驱使他的牛拉着石碾为玉米脱粒，1910年代

英军入侵西藏时征集的牦牛车，1903年，约翰·克劳德·怀特摄

由水牛将小船拖过翻坝，1870年代

上海牛奶公司的送奶工们，1930年代

驯化的牛和人类共同生活的这差不多一万年时间里，有很多性格特质被升华为文化符号，比如南方的水牛，无论在沼泽型还是江河型，在水里都是一幅泰然自若的样子，《易经》里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于是牛就成为一种可以镇水的符号，最知名的例子可能就是位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岸，铸造于清乾隆二十年（1775年）的铜牛了，牛身上有乾隆皇帝撰写的《金牛铭》，其中就有“金写神牛，用镇悠永。巴邱淮水，共贯同条。”虽然昆明湖不会发大水，但放在湖边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河流都起作用。石景山西南，永定河岸的庞村，雍正七年建曾建有祭祀（永定）河神的北惠济庙，庙前不远的堤岸旁有座高2米左右的砖台，台上卧着一头铁镇水牛，我考证大概铸于清嘉庆年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被化了。永定河古称“无定河”，就是因为水患频发经常改道而得名，后来为了讨个好彩头才改为“永定”。就在永定河的上游，山西大同境内的御河（后流入桑干河）也有一头铁铸的牛立在河旁，同样是为了祈祷减少水患。四川灌县的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那里也曾有只铁牛，据县志铸造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水利佥事施千祥、崇宁知县刘守德、灌县知县王来聘、顺庆府通判张仁度设计都江堰铁牛鱼嘴。二月二十四日冶铁浇铸，一昼夜而铁牛成，用铁七万斤。”（这个用铁量从照片来看似乎不准确）

颐和园的铜牛，1920年代

永定河边的镇水铁牛，1930年代，伊莲娜·贺伯诺摄

山西大同御河边的镇水铁牛，1920年代

都江堰的镇水铁牛，1910年代，甘博摄

牛和宗教信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老子的座骑就是一头青牛，某画家的“老子出关图”千篇一律的都是老人、孩子和牛三个元素构成。最朴素的是东北一些地区萨满教供奉的“七圣”或“九圣”，其中有“牛王”，人们拜牛王祈祷牛少生病，不要影响耕种；再比如《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爸爸孙悟空的结拜兄弟牛魔王，就是一个牛形象的“妖怪”；还有阴曹地府里阎王的两位属下：牛头和马面，其中一位就是以牛的形象出现。藏传佛教里也常见“牛”，比如大威德金刚有九面，其中正面是牛脸并有两个牛角，代表幻身与明光的教法，也常以水牛为座。

土城子附近一座庙里供奉的牛王、虫王和马王（从左至右），1920年代

四川一座寺庙内的“牛头”像，手持一杆判官笔，1910年代，甘博摄

四川一座寺庙内的“马面”（左）和“牛头”（右）像，门上写着“方知到此”，1910年代，甘博摄

琼华岛白塔前善因殿内的大威德金刚像，已毁，1900年代

雍和宫的大威德金刚像，脚踩一头水牛，1910年代，甘博摄

雍和宫内带牛头面具的喇嘛，在为金刚驱魔神舞作准备，1910年代，甘博摄

辛丑年就要开始了，希望牛给大家带来好运，祈愿疫情早日结束，祈愿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