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夫妇蜜月旅行合影的再讨论

沙飞被称为“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 顾铮：“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沙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 《当代文艺到底缺什么 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集》. 2004，第319页），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拍摄的很多照片都堪称经典。一般认为，沙飞的摄影之路始于他与妻子王辉度蜜月期间买的相机，如他们夫妇的女儿王雁就曾说“父亲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改变了他的人生。”（王雁：“在沙飞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 2012夏》. 2012，第137页），这种观点也被广泛引用和认同。11日一位没见过面的朋友在微信里和我提起这件事，并发来一篇文章的链接，我仔细看了那组共9张他们夫妇蜜月旅行期间的合影照片。之前这组照片我都是眼睛一扫而过，这次看觉得有些问题没说清楚，值得再讨论。

首先介绍这组照片的背景。1933年3月30日沙飞和王辉在汕头登记结婚，他们请了一个月的假去蜜月旅行。两人先是乘汽车到广州沙飞家，停留三天后坐火车去了王辉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的香港；逗留两天后乘船经汕头去了上海，然后去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在杭州凭吊了岳飞、秋瑾的墓，期间拍摄了不少合影，蜜月后回到汕头。但是这些合影后来“在抗战时期全毁掉了。”（王辉口述，王雁整理：“沙飞夫人王辉的回忆”，长城小站，http://123.56.235.97/phpbbs/index.php?id=45375&forumid=1&threadid=45375，2021年12月12日访问）好在当时蜜月结束后沙飞送给电台同事劳耀民几张拷贝，并在照片背面标注了拍摄地点，1987年已在厦门退休的劳耀民写信给王辉提及此事，并将他保存的9张合影送给了王辉。（王雁著：《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2页）这9张照片分别是在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外、中央体育场游泳场旁、玄武湖畔美洲茶社、苏州狮子林石拱桥上、狮子林石舫上、留园濠濮亭中、虎丘园入口外、杭州水乐洞前、平湖秋月岸边。

沙飞夫妇在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外，1933年

沙飞夫妇在南京中央体育场游泳池旁，1933年

沙飞夫妇在南京玄武湖畔美洲茶社前，1933年

沙飞夫妇在苏州狮子林石拱桥上，1933年

沙飞夫妇在苏州狮子林石舫上，1933年

沙飞夫妇在苏州留园濠濮亭，1933年

沙飞夫妇在苏州虎丘，1933年

沙飞夫妇在杭州水乐洞前，1933年

沙飞夫妇在杭州平湖秋月，1933年

第一幅照片的问题

王雁在书中称这组蜜月合影“是他（注：即沙飞）的第一幅摄影作品”（王雁，2005，第42页）。这种说法应该是来源自王辉的口述，她说“这些相片唤起了我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这是现有的沙飞最早拍摄的几张相片。”（长城小站，地址和访问日期同上）很明显，王辉的口述中对这批照片有限定词“现有的”，这不等同于“第一幅”。而且据另一篇王辉的口述，“我们开始恋爱了，沙飞买了一个照相机，每当我们骑自行车到公园、海边或附近旅游时，他都给我拍照。”（王辉口述，王雁整理：“我与沙飞的悲欢离合”，《作家文摘》编：《作家文摘 4 家国往事 20周年珍藏本》，2013，第304页），以及王雁在回忆父亲的著作中也提到，“每当他们骑自行车到公园、海边或附近旅游时，他都给女友拍照。他的愿望就是把心爱女友的倩影永远留住。”（王雁，2005，第40页）也就是说两人在谈恋爱期间（1932年夏至1933年3月30日）沙飞就给王辉拍摄过照片。所以，现存的这9张两人蜜月期间的照片都不是沙飞拍摄的第一幅照片。

第一台相机的问题

大多数研究沙飞的文章都采信他的第一台照相机为蜜月旅行而买，但是根据王辉的口述，“我们开始恋爱了，我俩都是初恋。飞买了一个照相机，每当我们骑自行车到公园、海边或附近旅游时，他都给我拍照。”（长城小站，地址及访问日期同上）说明两人在恋爱期间沙飞就买了照相机。沙飞的女儿王雁则说他们在恋爱期间使用的照相机是沙飞从谭友六处借来的。（王雁，2005，第40页）借相机的说法我没能查到其它来源，但这至少和王辉的回忆有出入。另外，沙飞在1942年3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写过自传，其中有他开始摄影的叙述，从时间线上来看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不久从外国画报上看到了几张好的新闻照片，被感动后觉得摄影比木刻真实，“决定站在革命的前进的立场上，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而牺牲一己，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并决定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沙飞自传”，中国摄影家协会编：《穿越历史的回声 中国战地摄影师 1937-1949》， 2014，第276页）于是沙飞开始学习摄影了，但是“机子和材料不能不支出一笔钱，因而就不能不影响到微薄的家庭费用，以致引起父母弟妹和亲友的不满，他们也认为这是娱乐是消费，而我的妻子（一个比较进步些的知识分子，曾经同情并鼓励过我做一个文学青年的女友）和较相熟的前进的青年朋友也都反对我学习摄影，他们的理由是只有文学和木刻是前进而可以学习的。摄影是坏东西，没有前途，只是浪费。特别是我的妻子反对得最激烈，经常因此而吵闹，甚至以离婚来威胁，但她想不到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下了最大决心，以此为自己终身的革命事业和斗争武器，再不能随便改变志愿的了。”（同上）沙飞婚后是住在妻子家的，如果父母弟妹反对，似乎在婚后应该干预不到沙飞，但又说妻子曾经支持他做一个文学青年但是后来也反对，似乎又是婚后，总之他的这份自传有太多模糊的表达，没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他的女儿王雁也说 “由于各种原因，沙飞所写《我的履历》部分环节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比如他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电台工作五年，就完全没有提及。”（王雁，2005，第36页）

关于自拍的问题

在多份出版物中，沙飞夫妇蜜月旅行这9张照片都标注为沙飞自拍，究其源头，似乎这一说法来自当事人王辉的口述：“蜜月中，我们照了不少相片，都是夫妇双人照，沙飞自拍的。”（长城小站，地址及访问日期同上）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沙飞的第一台相机无论是在他们夫妇婚前还是婚后买的，时间范围可以确定在1932-1933年，以他150大洋的月薪，也买不了太高档的。我大胆猜测一下，沙飞的第一台相机很有可能是柯达的产品，因为当时柯达的市场占有率很高，耗材好买且相对价格低廉些，而且柯达上海公司及其它代理商可以处理冲洗这部分工作，这对摄影初学者来说非常友好。此外，从现在留存的这9张照片长宽比来看，非常接近柯达620胶卷的尺寸，即最大2 1/4×3 1/4英寸。更重要的是沙飞、王辉夫妇在南京玄武湖畔美洲茶室前拍的照片中，沙飞手里拎着一个装折叠相机的皮包，与柯达的产品非常相像。如果假设沙飞确实买的是柯达相机，根据他的收入以及1932-1933年这个时间段，最合适的型号是柯达六二〇（Kodak Junior Six-20 Folding Camera），镜头可折叠，快门支持1/25、1/50、1/100及T门和B门，配f.4.5镜头58元，配f.6.3镜头41元，配小双镜46元，配单镜头32元。（《柯达杂志》1933年一月号广告第一页。也可能是更便宜的丙种第二号鹰眼牌镜箱，即Kodak No.2 Folding Cartridge Hawk-Eye Model C，只要18元，性能要逊色很多，但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这款相机没有定时器，柯达当时在售的定时器是一种1918年就推出市场的弹簧驱动气动延迟的定时器，售价9.65元（《柯达杂志》1933年四月号广告），使用时需要连接快门线。而这9张照片里沙飞手里都没有快门线，说明不是用这种方法拍摄的。

柯达六二〇相机，图片来源：https://www.rubylane.com/item/1518436-TVC6647/Kodak-Junior-Six78-20-Folding-Camera?search=1

ebay上正在出售的一台柯达六二〇相机以及皮套和说明书，图片源自：https://www.ebay.com/itm/284548444125?hash=item424068afdd:g:WSIAAOSwk2Rhlwwc

沙飞夫妇合影中的相机皮套和这款在售皮套的对比

当年柯达的快门定时器，图片源自：https://www.ebay.com/itm/KODAK-SELF-TIMER-IN-ORIGINAL-BOX-ART-DECO-BOX-/400887326751

即使有定时器，从在狮子林和留园拍摄的3张照片看，沙飞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从相机的位置跑到被摄位置去。更重要的一点，即使有定时器，即使沙飞有时间从照相机跑到被摄位置去，也还需要把照相机安装到三脚架上才行。柯达有一款型号为1B的金属三脚架，从1911年推出市场以来，长销至少26年，收缩起来的长度是15英寸，分四节，打开后全长48 1/2英寸，重24 1/2盎司，售价2.5美元（The Photographic Times, Volume 43, 1911, Advertisements 第10页），这个重量大概0.7公斤。从这9张照片看，两人随身所带最大的物件就是遮阳伞了，王辉甚至连一只坤包都没有背，带着接近1公斤的三脚架去蜜月旅行似乎不太合理。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9张照片都不是沙飞自拍。

在苏州狮子林石拱桥的拍摄机位和方向

在苏州狮子林石舫的拍摄机位和方向

在苏州留园的拍摄机位和方向

柯达的1B金属三脚架与一台柯达六二〇相机，图片来源：https://blog.jimgrey.net/2011/03/31/kodak-metal-tripod-no-1/

至于是由谁拍摄，我偏向于认为是在沙飞确定构图后假他人之手。仔细观察这9张照片会发现一些共同点，即作为被摄对象主体的人物，只占据画面中较小的面积，更多的画面留给了背景，这种被称为“直男风”的构图让我想起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现在仍在进行的特别火的展览，即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其中有好几张梁思成为林徽因拍摄的照片，也都是背景大人物小，当时微博上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先生拍摄的照片是“直男风”，还说他不愧是学建筑的（拍摄对象从女朋友变成了建筑）之类云云。网上一些关于街拍的教程也都提醒大家不要这么构图，否则会被女朋友打。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不过，如此构图的图像叙事，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不合适的，就好比写小说，前八章都用来交代背景，最后两章瞬间把主角的故事讲完了，显然这样是很不均衡的。什么人喜欢这样拍照片呢？那些在旅游景点提供拍照服务的摄影师，他们必须拍出这种“到此一游”的，包含景点信息的照片客户才买帐，否则过两年哪里记得清照片的具体拍摄地点呢！所以，我有个猜想：这些照片会不会是靠这些旅游景点吃饭的摄影师拍的呢？

 从逻辑上说，“沙飞买了第一台自己的相机从而走上摄影的道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个似乎是个伪命题。当然，我完全不否认沙飞对中国摄影作出的贡献，从他在战地拍摄的那些照片中能看到超脱出一名战士一名记者一位摄影师的艺术家的审美，能看到他倾注到每张底片上的激情，我也非常认同他在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之后，从拍摄自己身边的爱人到拍摄同胞，从关注小我到关注大我的蜕变，但是，用一条不甚堪推敲的证据，也就是他的蜜月旅行期间的“自拍”来证明这个结论，反倒会让读者对这个结论产生动摇。我觉得，大可不必强调“自拍”，只要把他在战地的作品拿出来，就足以阐释沙飞的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