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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蒸鹅为何害了徐达?

2022-5-16 10:3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黄逸|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  这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 ...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

  这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做出的研判,认为民间盛传的“徐达患背疽,朱元璋赐发物蒸鹅,致徐达病情恶化而死”是“无稽之谈”。

  历史学家陈梧桐先生指出,赵翼引书有误,《龙兴慈记》并无相关记载,倒是《翦胜野闻》中提到:“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甚,帝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且久,病少差(通瘥),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医工逃逸。”并没说赐的是什么膳。倒是《皇明传信录》称赐膳中“有马肉焉”,致徐达病死。

  引书错误之外,“疽最忌鹅”是赵翼的发挥。

  中医认为鹅肉性平味甘,入肺、脾经,能益气补虚、和胃止渴,用来治疗虚羸、消渴。《饮膳正要》称“鹅味甘平,无毒,利五脏”,《随息居饮食谱》称它“能解铅毒”“补虚益气”,对背疽患者来说,鹅肉是滋补佳品,怎成杀人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中认为:“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曾目击其害。”

  历代食鹅均不称有毒,李时珍是如何“目击其害”的?徐达真死于吃蒸鹅?他患的背疽,究竟是什么病?凡此种种,值得钩沉。

  朱元璋两年前就下过套

  徐达(1332年-1386年),字天德,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22岁起跟随朱元璋。1367年,徐达任征虏大将军,率大军北取燕京,此后镇守北疆多年。

  朱元璋早期在红巾军中非首领,密结24将为班底,即“濠州旧将集团”,其中便有徐达。

  一次,红巾军首领郭子兴与孙德崖冲突,郭扣留孙德崖,孙的属下也扣留了郭子兴的女婿朱元璋。情势危急,徐达亲往孙营,以自己换朱元璋,朱得以脱难。所以朱元璋特别信任徐达。

  明朝首次分封,“濠州旧将集团”除战死者,余皆封侯,占全部受封者的1/3。徐达被封为魏国公(六国公之一),成“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出身贫农,文化程度低,统兵后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使他从一介武夫成长为将才,进而成长为帅才。

  朱元璋说:“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徐)达。”

  朱元璋对徐达也有猜忌。

  洪武十七年(1384 年),“太阴数犯上将,上(朱元璋)心恶之,召王(徐达)还,尝留王夜饮,命左右强使之醉”,留徐达睡在皇帝的床上。半夜酒醒,徐达马上起身,“北面四拜三叩头而出”,朱元璋“闻之喜,自是疑心稍释矣”。

  徐达一生谨慎,关键时做出了正确反应。朱元璋杀李善长前,也是“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

  朱元璋晚年多疑,官员“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由此看,两年后徐达暴毙,确有些蹊跷。

  “发物”满天飞

  在传说中,让徐达暴毙的食物有鲤鱼羹、马肉等,蒸鹅说似乎清代才出现。三者都被视为“发物”。

  “发物”说或源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称:“凡诸恶疮瘥(chài,意为病愈)后,皆百日慎口,不尔即疮发也。”“发物”即让疾病发作的食物。可谁是“发物”,却是笔糊涂账。海鲜、鹅、羊肉、鸡、杨梅、猪肉、胡椒、黑豆、荞麦等都曾被记为“发物”,连黄瓜也算“发物”。

  “发物”可能指三种食物:

  其一,引发口干、发热的食物,如韭菜、鸡肉、蛋类等。

  其二,让人过敏的食物,如大豆、牛奶、花生等,甚至面粉也能引起过敏反应。

  其三,刺激性食物,如辣椒、胡椒、大蒜等。

  古人未具体分类,只要造成过不良反应,都算“发物”,结果是“发物”满天飞,让人无所适从。

  以过敏为例,与个人体质密切相关。同种食物,有人反应强烈,有人毫无感觉。对黄瓜过敏者,吃黄瓜会呼吸困难、皮肤湿疹、腹泻;对面粉严重过敏者,甚至脸上的肉都会掉下来。从DNA看,人类体质分400多种,单一说“发物”有害,有悖科学。

  “发物”的概念混乱,则对“发物”的禁忌也常出错。比如鸡肉、羊肉、黄鱼,一直被视为“发物”,遭患者忌惮。实验表明,母鸡肉对肝癌患者的抑瘤率达39.9%,羊肉是35.2%,黄鱼则是﹣26.3%(不同实验结果不同,此数据仅供参考,非定论),可见,“发物”和“发物”也不是一回事。

  不过,鲤鱼、马肉一直名声欠佳,鹅肉倒很少被牵扯进来。

  抢民田被说成下棋赢的

  在《明史》中,对“徐达之死”的记载是:“(元至正)十七年(1385年),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明史》写于清代,如徐达真是被朱元璋害死的,作者没必要隐讳。从以上记录中,无谋害的痕迹。

  其实,“朱元璋用食物谋害徐达”一说,可能与徐达后代编造谎言有关。

  据学者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一文钩沉,朱元璋曾提出将自己的“旧邸”赠给徐达,徐达坚不敢受。徐达去世后,徐达的儿子们在靖难之役中立场相反:

  大儿子徐辉祖率军抵抗,南京失陷后,仍视朱棣为反贼,被削爵,但朱棣后来恢复徐家爵位,给了徐辉祖之子。

  四儿子徐增寿则暗中给朱棣军通情报,被建文帝所杀。朱棣登基后,将徐增寿后代迁至北京。

  徐家是“洪武诸功臣”中,唯一子嗣“分居两京”的。

  明朝中枢迁到北京后,南京徐家开始违反明初“勋禁夺田”的禁令,豪夺民间土地。徐达的玄孙徐俌甚至扩张到无锡,一度下狱,他的弟弟徐天赐和他的小儿子徐鹏举更狠,干脆占据莫愁湖,建成“东园”。为掩人耳目,徐天赐编造出“徐达下棋讨朱元璋开心,赢得莫愁湖”的谎言,还特意建了胜棋楼。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明初残暴颇有反省,认为朱元璋是造成明代种种问题的祸首,致“胜棋楼”的故事与“徐达被害死”相互勾连,广泛传播。不过,初期未提蒸鹅,而是泼污于马肉、鲤鱼。

  明代食鹅风气盛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养鹅的国家(中国家鹅从鸿雁驯化而成,欧洲家鹅从灰雁驯化而成,二者迥异),明代则堪称中国食鹅的最高峰。

  据王赛时先生钩沉,中国自汉代即喜食鹅,《盐铁论》称:“今富者……春鹅秋鶵(音如雏,意为雏鸟),冬葵温韭。”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两种烹法:一是“缹(音否)鹅”,一是“捣炙法”。缹即蒸,捣炙是烤鹅肉串。可见,最迟到北魏,已有蒸鹅。

  唐代皇家设专门机构养鹅,即“钩盾署,掌薪炭鹅鸭。”

  在李时珍之前,少有人称鹅是“发物”,可能是鹅肉贵,人们不常吃。宋人赵叔向在《肯綮录》中说:“今自淮而北极难得鹅,南渡以来。虏人奉使,必载之以归。予谓晋宋以前,虽南方亦不多得,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按晋宋南方亦不易得鹅,则鹅之价必不减于唐时。”

  明代食鹅之风突盛。

  祝允明在《野记》中说:“(成化皇帝)御膳日用三羊八鹅。孝宗即位,减,羊一鹅三。”末代皇帝崇祯与皇后每月吃斋10次,“嫌膳无味”,御厨把蔬菜塞入鹅中,煮熟后取出,用酒洗净,再用麻油做成菜,帝后“遂甘之也”。

  明代鹅价也贵,一只相当于10多斤猪肉。据沈榜《宛署杂记》记“乡饮酒礼”菜品:“上席六桌,每桌用猪肉八斤,羊肉八斤,牛肉八斤,大鹅一只,鲜鱼一尾。”而“中上席”则以鸡易鹅,可见,吃鹅相当于今天人追捧的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属贵宾专享。

  鹅肉渐被鸡肉替代

  据《宛署杂记》,明代一只鹅值银一钱八分,当时两石大米(约380斤)也才一两银子。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定《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其中一条是:“本院别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

  明朝人多吃鹅肉,但鹅肉的缺点渐渐暴露——太肥。

  清代美食家李渔说:“(鹅肉)无他长,取其肥且甘而已矣。肥始能甘,不肥则同于嚼蜡。”明代菜谱《易牙遗意》中记“盏蒸鹅”,明确要求“用肥鹅肉”。

  鹅肉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白肉,但为了口味,明人刻意选育肥鹅(固始鹅),鹅肉含脂率是20%,超过羊肉的14.1%。不过,鹅肉脂肪中66.3%是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达4%,属较健康的肉类。

  明人吃鹅肉法不合理,明末京城盛行“烧鹅掌”,将鹅放入铁笼,下用炭火,鹅掌受热后膨大数倍,再割食,残忍且营养不均衡。

  明代食鹅风到清初尚存,渐被较健康的鸡替代。

  为平衡“鹅肉无毒论”和“鹅肉有毒论”,《本草求真》使用调和的观点,称鹅肉性凉,体热者“可以解五脏之热,于服丹之人最宜者”,而患疮毒者“其病多湿热”,鹅肉会增加体内湿气,加重病情。

  此说也不靠谱。从现代医学看,创伤愈合分渗出、纤维组织形成和疤痕收缩三阶段,都需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鹅肉的蛋白质含量高,有利于伤口愈合。

  常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不利于慢病患者。徐达的背疽可能是患了糖尿病的表征,不应多吃蒸鹅,但吃一次就死,未免太夸张。

  徐达可能没得背疽

  《明史》称徐达死于背疽(又称发背,因患者手臂反搭才能摸到患处,又称“搭背”),《备急千金要方》称:“人皆初不以为事,日渐长大,不过十日遂至于死。”

  学者潘务正在《“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患背疽而死者,多达57人,从西楚军师范增,到三国刘表、曹休,及唐代孟浩然、张守珪,宋代王雱、宗泽,明代徐达、杨一清、仇鸾,清代姚启圣、张曜等,几乎无代不有。

  背疽这种小病为何也能死人?

  今人多用“古代无消炎良药”解释,其实烈酒、黄豆粉、蒜等的消炎效果极佳,且价廉易得。古人治背疽,常用针灸将一瓣蒜插在患处,效果可观。

  潘务正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在古代历史书写中,患背疽有悲壮的含义,是史笔表达“隐”的方法。

  在正史中,患背疽而死的人大多壮志未酬、胸怀忧愤,比如孟浩然,初在张九龄幕中还算愉快,“与之唱和”,一年多后,诗中便出现“羞逐府寮趋”“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等句。

  患背疽后,他辞职回乡,一度“病愈”,恰好王昌龄来访,酒后孟浩然因“食鲜疾动”去世。

  最离奇的是唐将韩简,《实录》称他“为部下所杀”,《新唐书》《旧唐书》却记为“疽发背而卒”。

  可见,许多因背疽而死的人可能未患此病,只是史家不便谈实情,或想烘托气氛,才在他们的后背添上了背疽。如《明史》作者真存此念,则徐达晚景如何,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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