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蒸鹅为何害了徐达？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

　　这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做出的研判，认为民间盛传的“徐达患背疽，朱元璋赐发物蒸鹅，致徐达病情恶化而死”是“无稽之谈”。

　　历史学家陈梧桐先生指出，赵翼引书有误，《龙兴慈记》并无相关记载，倒是《翦胜野闻》中提到：“徐魏国公达病疽，疾甚，帝数往视之，大集医徒治疗。且久，病少差（通瘥），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密令医工逃逸。”并没说赐的是什么膳。倒是《皇明传信录》称赐膳中“有马肉焉”，致徐达病死。

　　引书错误之外，“疽最忌鹅”是赵翼的发挥。

　　中医认为鹅肉性平味甘，入肺、脾经，能益气补虚、和胃止渴，用来治疗虚羸、消渴。《饮膳正要》称“鹅味甘平，无毒，利五脏”，《随息居饮食谱》称它“能解铅毒”“补虚益气”，对背疽患者来说，鹅肉是滋补佳品，怎成杀人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中认为：“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曾目击其害。”

　　历代食鹅均不称有毒，李时珍是如何“目击其害”的？徐达真死于吃蒸鹅？他患的背疽，究竟是什么病？凡此种种，值得钩沉。

　　朱元璋两年前就下过套

　　徐达（1332年-1386年），字天德，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22岁起跟随朱元璋。1367年，徐达任征虏大将军，率大军北取燕京，此后镇守北疆多年。

　　朱元璋早期在红巾军中非首领，密结24将为班底，即“濠州旧将集团”，其中便有徐达。

　　一次，红巾军首领郭子兴与孙德崖冲突，郭扣留孙德崖，孙的属下也扣留了郭子兴的女婿朱元璋。情势危急，徐达亲往孙营，以自己换朱元璋，朱得以脱难。所以朱元璋特别信任徐达。

　　明朝首次分封，“濠州旧将集团”除战死者，余皆封侯，占全部受封者的1/3。徐达被封为魏国公（六国公之一），成“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出身贫农，文化程度低，统兵后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使他从一介武夫成长为将才，进而成长为帅才。

　　朱元璋说：“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无如大将军（徐）达。”

　　朱元璋对徐达也有猜忌。

　　洪武十七年（1384 年），“太阴数犯上将，上（朱元璋）心恶之，召王（徐达）还，尝留王夜饮，命左右强使之醉”，留徐达睡在皇帝的床上。半夜酒醒，徐达马上起身，“北面四拜三叩头而出”，朱元璋“闻之喜，自是疑心稍释矣”。

　　徐达一生谨慎，关键时做出了正确反应。朱元璋杀李善长前，也是“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

　　朱元璋晚年多疑，官员“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由此看，两年后徐达暴毙，确有些蹊跷。

　　“发物”满天飞

　　在传说中，让徐达暴毙的食物有鲤鱼羹、马肉等，蒸鹅说似乎清代才出现。三者都被视为“发物”。

　　“发物”说或源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称：“凡诸恶疮瘥（chài，意为病愈）后，皆百日慎口，不尔即疮发也。”“发物”即让疾病发作的食物。可谁是“发物”，却是笔糊涂账。海鲜、鹅、羊肉、鸡、杨梅、猪肉、胡椒、黑豆、荞麦等都曾被记为“发物”，连黄瓜也算“发物”。

　　“发物”可能指三种食物：

　　其一，引发口干、发热的食物，如韭菜、鸡肉、蛋类等。

　　其二，让人过敏的食物，如大豆、牛奶、花生等，甚至面粉也能引起过敏反应。

　　其三，刺激性食物，如辣椒、胡椒、大蒜等。

　　古人未具体分类，只要造成过不良反应，都算“发物”，结果是“发物”满天飞，让人无所适从。

　　以过敏为例，与个人体质密切相关。同种食物，有人反应强烈，有人毫无感觉。对黄瓜过敏者，吃黄瓜会呼吸困难、皮肤湿疹、腹泻；对面粉严重过敏者，甚至脸上的肉都会掉下来。从DNA看，人类体质分400多种，单一说“发物”有害，有悖科学。

　　“发物”的概念混乱，则对“发物”的禁忌也常出错。比如鸡肉、羊肉、黄鱼，一直被视为“发物”，遭患者忌惮。实验表明，母鸡肉对肝癌患者的抑瘤率达39.9%，羊肉是35.2%，黄鱼则是﹣26.3%（不同实验结果不同，此数据仅供参考，非定论），可见，“发物”和“发物”也不是一回事。

　　不过，鲤鱼、马肉一直名声欠佳，鹅肉倒很少被牵扯进来。

　　抢民田被说成下棋赢的

　　在《明史》中，对“徐达之死”的记载是：“（元至正）十七年（1385年），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

　　《明史》写于清代，如徐达真是被朱元璋害死的，作者没必要隐讳。从以上记录中，无谋害的痕迹。

　　其实，“朱元璋用食物谋害徐达”一说，可能与徐达后代编造谎言有关。

　　据学者胡箫白《莫愁湖与南京徐氏》一文钩沉，朱元璋曾提出将自己的“旧邸”赠给徐达，徐达坚不敢受。徐达去世后，徐达的儿子们在靖难之役中立场相反：

　　大儿子徐辉祖率军抵抗，南京失陷后，仍视朱棣为反贼，被削爵，但朱棣后来恢复徐家爵位，给了徐辉祖之子。

　　四儿子徐增寿则暗中给朱棣军通情报，被建文帝所杀。朱棣登基后，将徐增寿后代迁至北京。

　　徐家是“洪武诸功臣”中，唯一子嗣“分居两京”的。

　　明朝中枢迁到北京后，南京徐家开始违反明初“勋禁夺田”的禁令，豪夺民间土地。徐达的玄孙徐俌甚至扩张到无锡，一度下狱，他的弟弟徐天赐和他的小儿子徐鹏举更狠，干脆占据莫愁湖，建成“东园”。为掩人耳目，徐天赐编造出“徐达下棋讨朱元璋开心，赢得莫愁湖”的谎言，还特意建了胜棋楼。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明初残暴颇有反省，认为朱元璋是造成明代种种问题的祸首，致“胜棋楼”的故事与“徐达被害死”相互勾连，广泛传播。不过，初期未提蒸鹅，而是泼污于马肉、鲤鱼。

　　明代食鹅风气盛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养鹅的国家（中国家鹅从鸿雁驯化而成，欧洲家鹅从灰雁驯化而成，二者迥异），明代则堪称中国食鹅的最高峰。

　　据王赛时先生钩沉，中国自汉代即喜食鹅，《盐铁论》称：“今富者……春鹅秋鶵（音如雏，意为雏鸟），冬葵温韭。”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两种烹法：一是“缹（音否）鹅”，一是“捣炙法”。缹即蒸，捣炙是烤鹅肉串。可见，最迟到北魏，已有蒸鹅。

　　唐代皇家设专门机构养鹅，即“钩盾署，掌薪炭鹅鸭。”

　　在李时珍之前，少有人称鹅是“发物”，可能是鹅肉贵，人们不常吃。宋人赵叔向在《肯綮录》中说:“今自淮而北极难得鹅，南渡以来。虏人奉使，必载之以归。予谓晋宋以前，虽南方亦不多得，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按晋宋南方亦不易得鹅，则鹅之价必不减于唐时。”

　　明代食鹅之风突盛。

　　祝允明在《野记》中说：“（成化皇帝）御膳日用三羊八鹅。孝宗即位，减，羊一鹅三。”末代皇帝崇祯与皇后每月吃斋10次，“嫌膳无味”，御厨把蔬菜塞入鹅中，煮熟后取出，用酒洗净，再用麻油做成菜，帝后“遂甘之也”。

　　明代鹅价也贵，一只相当于10多斤猪肉。据沈榜《宛署杂记》记“乡饮酒礼”菜品：“上席六桌，每桌用猪肉八斤，羊肉八斤，牛肉八斤，大鹅一只，鲜鱼一尾。”而“中上席”则以鸡易鹅，可见，吃鹅相当于今天人追捧的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属贵宾专享。

　　鹅肉渐被鸡肉替代

　　据《宛署杂记》，明代一只鹅值银一钱八分，当时两石大米（约380斤）也才一两银子。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定《督抚条约》三十六条，其中一条是：“本院别处下程，止鸡、肉、鱼、小瓶酒等件，不用鹅。”

　　明朝人多吃鹅肉，但鹅肉的缺点渐渐暴露——太肥。

　　清代美食家李渔说：“（鹅肉）无他长，取其肥且甘而已矣。肥始能甘，不肥则同于嚼蜡。”明代菜谱《易牙遗意》中记“盏蒸鹅”，明确要求“用肥鹅肉”。

　　鹅肉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白肉，但为了口味，明人刻意选育肥鹅（固始鹅），鹅肉含脂率是20%，超过羊肉的14.1%。不过，鹅肉脂肪中66.3%是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含量达4%，属较健康的肉类。

　　明人吃鹅肉法不合理，明末京城盛行“烧鹅掌”，将鹅放入铁笼，下用炭火，鹅掌受热后膨大数倍，再割食，残忍且营养不均衡。

　　明代食鹅风到清初尚存，渐被较健康的鸡替代。

　　为平衡“鹅肉无毒论”和“鹅肉有毒论”，《本草求真》使用调和的观点，称鹅肉性凉，体热者“可以解五脏之热，于服丹之人最宜者”，而患疮毒者“其病多湿热”，鹅肉会增加体内湿气，加重病情。

　　此说也不靠谱。从现代医学看，创伤愈合分渗出、纤维组织形成和疤痕收缩三阶段，都需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鹅肉的蛋白质含量高，有利于伤口愈合。

　　常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不利于慢病患者。徐达的背疽可能是患了糖尿病的表征，不应多吃蒸鹅，但吃一次就死，未免太夸张。

　　徐达可能没得背疽

　　《明史》称徐达死于背疽（又称发背，因患者手臂反搭才能摸到患处，又称“搭背”），《备急千金要方》称：“人皆初不以为事，日渐长大，不过十日遂至于死。”

　　学者潘务正在《“疽发背而死”与中国史学传统》中，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患背疽而死者，多达57人，从西楚军师范增，到三国刘表、曹休，及唐代孟浩然、张守珪，宋代王雱、宗泽，明代徐达、杨一清、仇鸾，清代姚启圣、张曜等，几乎无代不有。

　　背疽这种小病为何也能死人？

　　今人多用“古代无消炎良药”解释，其实烈酒、黄豆粉、蒜等的消炎效果极佳，且价廉易得。古人治背疽，常用针灸将一瓣蒜插在患处，效果可观。

　　潘务正先生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在古代历史书写中，患背疽有悲壮的含义，是史笔表达“隐”的方法。

　　在正史中，患背疽而死的人大多壮志未酬、胸怀忧愤，比如孟浩然，初在张九龄幕中还算愉快，“与之唱和”，一年多后，诗中便出现“羞逐府寮趋”“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等句。

　　患背疽后，他辞职回乡，一度“病愈”，恰好王昌龄来访，酒后孟浩然因“食鲜疾动”去世。

　　最离奇的是唐将韩简，《实录》称他“为部下所杀”，《新唐书》《旧唐书》却记为“疽发背而卒”。

　　可见，许多因背疽而死的人可能未患此病，只是史家不便谈实情，或想烘托气氛，才在他们的后背添上了背疽。如《明史》作者真存此念，则徐达晚景如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