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答案 到明代去“露营”

（明）沈周《卧游图》册

　　“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又修指甲刀、锉、发刡等件。酒牌一，诗韵牌一，文诗筒一:内藏红叶或笺以录诗。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列出为山游夜宿准备的用品。其中“消息”是什么？消息原来是掏耳用的，“以禽鸟毛翎安于竹针头，用以取耳垢者，俗呼为消息”。明代士人出行，用度之精致可见一斑。

　　晚明士人多以“游癖”自诩。张岱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王阳明诗“平生山水已成癖”。袁宏道《西湖游记》、王世贞《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张岱《湖心亭看雪》此类的游记小品，又有《徐霞客游记》、《广志绎》这般的宏篇巨献，均可见证明人游兴之盛。

　　明代士人的“游癖”，特别在“造物”上。他们不再贬斥匠工，身体力行，把“风雅”注入寻常器具之中。

　　沈束得罪权相严嵩，在狱十八年，以琢磨文玩为乐。“旁攻匠艺，无斧锯，以片铁日夕磨之，遂铦利。得香楠尺许，琢为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锁二；棕竹数片，为箑（shà，扇子）一，为骨十八，以笋、以缝、以键，坚密肉好，巧匠谢不能事”。

　　传说梅湖仙人以梅为筏，钱塘黄汝亨以竹造船，名为“浮梅槛”，又遍邀名士题咏，汇辑成集，如汤显祖有句记之“黄郎新泛竹为编”。此后其儿媳顾若璞特造“读书船”，课子黄灿读书其中，黄灿成年后又造“破浪”并自号“破浪船子”，黄家诗文世代传承。

　　更遑论明代还出了明熹宗这样一位奇葩的木工皇帝。《明宫杂咏》有诗：“御制十灯屏，司农不患贫。沈香刻寒雀，论价十万缗。”皇上的手艺，谁不喜欢？

　　近来因为疫情，户外露营成为旅游热点，有网友趣评今年五一假期整个朋友圈都在露营。如何让露营拉满“氛围感”？明代人开发了不少户外生活黑科技。

　　明代出游都组队

　　《论语》中记孔子出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个规模算组团了。

　　宋代沈括在《忘怀录》中建议：“游山客不可多，多则应接人事劳顿，有妨静赏。”但是最好带三个仆人，“令为三人具诸应用，共物为两扇，二人荷之，操几杖持，盖杂使更三人足矣”。明人出游，如王世贞的《张公洞记》，袁宏道的《游盘山记》等述，一般不超过六人，应该算组队游。要想玩得舒坦尽得游兴，肯挑担子的不能少。

　　《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师徒四人组，猪八戒和沙和尚算两个挑夫。猪八戒总是抱怨担子重，唐僧的担子都挑了什么？书中交代，西行担子“四片黄藤篾，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扁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搬家最怕搬书，唐僧有夜读习惯，担子里装了经书和文房四宝。

　　徐霞客自叙“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说是这么说，他才不是“孤筇双屦”。徐霞客一路多雇佣差夫，有时四人，最多时六人。徐霞客行李重，一个担子不够用，要用“二肩舆”。徐霞客在日记中，总写到了某地要“换夫”，最多一天写了四次“换夫”。此外，他还随身携带家传之宝《晴山帖》六册，一路与友人共赏。徐霞客对担子的需求其实和唐僧的差不多。

　　唐僧是和尚，出行持禅杖。徐霞客拄的“孤筇”指竹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一句诗，定义了后世忘情于山水的潇洒。

　　明人出游什么打扮？穿野服。据张丑《野服考》，一套野服包括苔笠缁撮、鹿裘带索、草履、草裳、短褐、斗笠、蓑衣、纶竿、芒鞋、竹杖、柴担、耒锄等。想来一个个就像“诸葛村夫”。

　　《儒林外史》第八回，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蘧太守，“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拄著天台藤杖出来陪坐。”文人精神在达与隐中切换，换身衣服拄根棍就能实现了，这才是“装”的正解。

　　陆游当年得了一根老藤杖，吟诗“我有古藤杖，夭矫蛟龙形”，像不像庞麦郎的歌“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不过天台红藤杖才是陆游心中好：“明朝欲入天台去，试就高人乞一支。”徐霞客游天台山时，也曾费工夫在天台山上找过万年藤。没找到天台藤，只好用“孤筇”了。

　　吴敬梓想要一根天台藤竹仗，“一杖需数十金”，如买下“时或至于绝粮”。

　　提盒里面有乾坤

　　《广志绎》中说，明代北京人好游，清明踏青，“高梁桥盘盒一望如画图”。清代《燕京岁时记》也说：“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牀，携都篮酒具，铺氍毺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

　　盘盒都篮一回事，是明人出游的必备神器。“都篮”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主要是装茶具的，“以悉设诸器而名之”。到了明代，发展为提盒，大幅度扩容。

　　高濂曾自制“提盒”，可谓高配。高濂的提盒分上下两层，“式如小厨”，“远宜提，甚轻便，足以供六宾之需”。下层作小仓，可以“装酒杯六、酒壶一、箸子六、劝杯二”，上层分六格，“以四格，每格装碟六枚，置果肴供酒觞。又二格，每格装四大碟，置鲑菜供馔箸”。此外，又自制“提炉”，类似提盒样式，可以煮茶、温酒及熬粥。用一副担子挑着提盒和提炉，就可以出发了。

　　钱塘人许次纾著《茶疏》，其中有“游山具”：“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铜炉一，小面洗一，由副之。随以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不仅装茶具，还能装酒具、香具，容纳更多样化。

　　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为紫檀木质，可折叠，展开为桌，合闭为箱。可以放置64件套小巧精细的文房四宝及文杂器具，还包括宫廷画家周鲲的设色山水画小手卷和山水小册页及《类苑俪语》上下二册。在明代折叠桌就出现了。高濂《遵生八笺》中说，出外旅行建议携带两张叠桌”。一张大桌作饭桌，“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另一张小桌作供桌。“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说到折叠家具，不能不说胡床。胡床不是床。有靠背的叫交椅，没靠背的称交杌，还可以叫马扎。胡床有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改变了古人的坐姿习惯，从席地而坐，改为了垂足而坐，唐人称之为“逍遥座”。二是“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资治通鉴》），给古代家具带来折叠的设计思路。

　　一把交椅的革命性

　　胡床在东汉时传入，受到汉灵帝的喜欢。到了隋代，杨坚忌“胡”字，胡床就此改称交床。李白“床前明月光”一句中的“床”，一说就是胡床。

　　《清明上河图》上的交椅，结构简洁，椅子坐下设有交足，并有横向靠背。《诚斋诗话》中讲过苏轼的一个笑话。苏轼过润州，太守高会宴请他。席间歌伎唱“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一句，苏轼接了下句“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或是这事闹的，如在《金瓶梅》中这种有靠背的胡床就叫作了“东坡椅”。

　　大名鼎鼎的“太师椅”同样是交椅。《贵耳集》中说，“太师椅”是因秦桧坐过而得名。又一说认为来自文徵明的“文太史椅”。这把椅子后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所有。崇祯帝时文震孟入阁拜相，尊为太师，所用椅子称为太师椅。《金瓶梅》中已经有了太师椅的说法。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交床）携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如果带着“太师”去旅行，这个“太师”不能是秦桧。

　　最革命性的思路是，交椅被明人改造为飞行椅。《吴县志》载，明末清初时徐正明制成了人力驱动的飞车，其外形如太师椅，“下有机关，齿牙错合。人坐椅上，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风旋疾驰而去”，“离地尺余，飞渡港汊不由桥”。这个发明应名列明代器物发明的第一把交椅，其真正践行了东坡先生“我欲乘风归去”的畅想。

　　清代李渔设计过凉杌。凉杌杌面有如方匣，上覆方瓦，“先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务使下面着水，其冷如冰，热复换水，水止数瓢，为力亦无多也”。《金瓶梅》中提及“凉杌儿”，在西门庆家葡萄架下，李渔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观雪庵是纸帐篷

　　帐篷自古有之，《墨子》载“幔幕帷盖,三军之用”。古人一般夜宿于舟船、逆旅或古寺，露营常谓之“野宿”，野宿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浮家成野宿，时时策蹇作山行”，陆游的豁达是少见的。

　　古代有没有民用的露营帐篷？一个例子见于《武林旧事》，宋孝宗陪同太上皇宋高宗去钱塘观潮，临时搭建了五十间观潮屋，民众有样学样，“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

　　高濂载“观雪庵”造法，是纸帐篷。“长九尺，阔八尺，高七尺，以轻木为格，纸布糊之，以障三面。上以一格覆顶面，前施帷幔，卷舒如帐。中可四坐，不妨设火餐具，随处移行，背风帐之,对雪瞻眺,比之毡帐,似更清逸。施之就花，就山水，雅胜之地，无不可也，谓之行窝。”“观雪庵”并非高濂原创，最早出自沈括之手。到了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有“就花居”，也是纸帐篷，名字可能就来自高濂那句“施之就花”。

　　依学者孟晖的说法，观雪庵的设计来自唐宋时代的纸阁。纸阁置于室内，用于冬天取暖，一大妙处是在其中焚香，香气久聚不散。《遵生八笺》中有梅花纸帐：“上作一顶，用白楮作帐罩之，前安踏床，左设小香几，置香鼎燃紫藤香。”

　　至于行窝，典出北宋理学家邵雍，其居室名为安乐窝。邵雍好交游，友人仿安乐窝造屋接待邵雍，称为“行窝”。邵雍死后，有挽诗“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如今各地民宿，因为露营热而搭建帐篷揽客，很像行窝的思路。

　　《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任汝阴太守时，“作择胜亭，以帷幕为之，世所未有也”。苏轼有铭记择胜亭的造法：“乃作斯亭，檐楹栾梁，凿枘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十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宋代《云笈七籤》曾记武夷仙人传说，武夷山仙人“武夷君”每年设宴，“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因此武夷山又称“幔亭”。择胜亭的设计和幔亭的传说异曲同工。

　　奢华背后的时代变局

　　张岱在《陶庵梦忆》写“虎丘中秋夜”，万人合唱“澄湖万顷”，可以遥想晚明当年的露营盛况：“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晚明士风“纵情声色”、“物欲横流”，原因在于：

　　一是商品经济发展。明中叶以后社会渐以侈靡为尚，贱商之传统被遮掩。特别在江南一带，“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文人审美走向精致化，如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说的“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当代历史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论及：“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

　　二是晚明政局衰败。万历时顾允成始用“天崩地坼”来形容。庙堂之路越来越窄，士人便在山水之中开拓精神空间。明人范濂感叹“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当然，亦有钱谦益这般的，在亡国后仍缅怀当年“天下物力盛，风俗美”。

　　三是明末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来华，打开了明代士人的视野。徐光启和利玛窦编译《几何原本》，王徵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编译《远西奇器图说》。士人阶层重道轻器的固有思维开始转变，实学思潮抬头。

　　宋人曾给茶器加官晋爵，管茶帚叫“宗从事”、茶磨称“石转运”。明人则把竹茶炉称为“苦节君像”，而把都篮尊为“苦节君行省”。“苦节”指竹，“行省”指游具。国事维艰，士人追求物欲，既为心境的纾解，亦是气节的自况。只不过有人困于物内，有人超然物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