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答案 古代留学生来了学什么

周煌《琉球国志略》封舟图

　　秋风唯苦吟，举世少知音。

　　窗前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这是唐代新罗人崔致远留下的诗句，句句精炼，让人很难想到，它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崔致远12岁来中国，6年后考上“宾贡进士”，任溧水县尉（今属江苏省南京市辖区，县尉相当于今县公安局长，九品），后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因起草《檄黄巢书》名闻天下。在华16年后，以三品衔归国。

　　崔致远被称为“东国儒宗”，堪称留学生的代表。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自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新罗始遣派留学生起，至五代中叶，三百年间，新罗所派遣之留唐学生，最保留之估计当有两千人”。

　　新罗留学生之外，还有日本、渤海国、大食、百济、高昌、吐蕃、南诏等国留学生。宋代时，宾贡科举成单独考试，一直延续到明代。清代时，国子监延续明初政策，对琉球学生予以优待。

　　近日，世界大学排名中心（CWUR）发布了2022至2023年度世界大学排名，目前全球较知名的大学排名榜尚有QS（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榜）、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榜）、ARWU（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繁复如此，无非是为了生意——留学生是各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

　　与此相反，古代中国“厚往薄来”，招留学生不仅不赚钱，还要倒贴钱，所以宋代后，来华留学生规模再难与唐朝相比。

　　唐朝太学有8000学生

　　唐代招留学生，源于质子制度。

　　自春秋起，帝王、军阀便将子女、妻子等近亲送往敌国当人质，秦昭襄王（秦始皇的曾祖父）、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都当过质子。

　　唐太宗有三个身份：一是中原的天子，二是内亚的“天可汗”，三是代行佛法的转法轮王。作为“天可汗”，有权要求周边政权派质子入卫。早期到唐朝的新罗留学生都是“宿卫学生”，负责宫廷保卫工作，且在重大朝会时充任仪仗。

　　“宿卫学生”必须出身贵族，崔致远即属“六头品”。

　　新罗选官依“骨品制”，共8等级，即圣骨（有资格当王）、真骨（王族，无资格当王，后圣骨尽灭，真骨也可当王），六头品（不可当长官）、五头品、四头品、三头品、二头品、一头品。三头品（含三头品）以下皆平民，不可任官。

　　唐太宗有鲜卑血统，不重“华夷之辨”，他说：“自古帝王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到唐玄宗时，更是“开怀纳戎，张袖延狄”。

　　“宿卫学生”较清闲，平时在太学中读书。比如前面提到的崔致远，刚来华时汉语说得还不太好，不经学习，很难“登唐科第语唐音”。

　　唐代重教。据《唐会要》载：“贞观五年（631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房玄龄当年考砸了

　　唐太宗重视太学，与隋有关。

　　科举始于隋，但史籍无确载。褚遂良刻《房玄龄碑》中，有“年十有八，俯从宾贡”，意思是房玄龄18岁时考中“宾贡进士”。这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房玄龄不是外国人，为何参加“宾贡科举”？

　　其二，为何称“俯从”？

　　著名学者高明士认为，隋开皇七年（587 年）始置“贡举”（即科举，此说源自宫崎市定），此时隋朝已定江南，急需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替代旧门阀。隋文帝此前已将四门学、书学、算学提升为中央学校，它们面向平民招生，本属小学，如今与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太学同级。此时隋文帝力推“均田法”，急需数学、书法人才。

　　隋代科举分三档：秀才最高，明经低三等，进士又低三等。

　　早期“进士”称“宾贡进士”，地位极低，房玄龄中进士乙第，仅从九品下，所以称“俯从”。

　　“宾贡科举”未选拔出太多人才，后来隋文帝也不太重视了。

　　隋末战乱，门阀凋零，加上唐太宗刻意打压，唐代“宾贡科举”改名“进士科举”，已是一枝独秀。

　　《新唐书》称：“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最为盛焉。”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又 恢复了“宾贡 科举”，此时已和原来的“宾贡科举”完全不同，只面向外国留学生。

　　留学生“压力山大”

　　留学生到唐朝后，一般在国子监学习，分学问生、请益生和还学生三种。学问生长期留学，学制一般10年；请益生有一定基础，来华研修，可长可短；还学生随遣唐使来，并一同返回，是短期培训。

　　入学前有考试，据《唐会要》，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渤海国派来16人，只有6人获准入学；新罗派来216人，只有7人入学，其余都被遣回。

　　入学前，留学生要向先生献束脩（礼物），行拜师礼。入学后，“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衣）粮，唐自鸿胪寺供给”，即衣食由唐朝的鸿胪寺（相当于今外交部）典客署免费提供，如是留学僧（一般安排在长安的大寺庙中学习），鸿胪寺每年发四季衣服、粮料，并赐绢25匹。

　　据学者隽娅玮在《唐代留学生教育及其当代启示》钩沉，留学生与本土学生的学制相同：

　　《论语》《孝经》一年；

　　《尚书》《公羊传》或《谷梁传》各一年半；

　　《毛诗》《周礼》或《仪礼》各两年；

　　《礼记》或《左氏春秋》各三年。

　　教学方法分讲论、问难、诵读与读书指导四种。留学生和本土学生一样，也要参加旬考、岁考、毕业考。

　　旬考是每十天考一次，须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岁考是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以下为下等，即不及格。如果岁考三次都是下等，必须重修，再不及格，便勒令退学。毕业考则由博士出题，校长（祭酒）监考，题目则模拟科举。

　　由此看来，学业压力够大。

　　“宾贡科举”曾引发争执

　　唐穆宗开“宾贡科举”，给留学生们提供了一条科举成功的便捷通道。但“宾贡科举”是单独考试，还是与中原学生一起考，学界还有争议，学者郭丽的观点似更合理。

　　郭丽认为，唐代科举无糊名制（武则天时，吏部招考短期取糊名制），留学生们很可能和中原士子一起参考，单设考场（比如高丽士子康抚民便“召试舍人院”，而科举应在礼部贡院）。评卷时，考官会照顾留学生。唐代科举重诗赋，音韵要求严，留学生难免“海外音讹”，只要“文意稍可”，即可及第。

　　“宾贡科举”单列榜单，附在正榜末尾，即“十年观国，本望止于榜尾科第”。第一位及第的留学生是新罗人金云卿。

　　“宾贡科举”有照顾的性质，却引发渤海国留学生与新罗留学生争执。

　　渤海国在唐玄宗时内附，成羁縻州，大量派留学生入唐，因其历史上多次侵扰新罗，两国关系紧张。据学者党银平考证，渤海国乌昭度入唐科举，与新罗李同都通过了“宾贡科举”，乌昭度排名在前，回国后当了国相，让新罗大为不满，崔致远甚至写道：“既致四邻之讥，永贻一国之耻。”

　　崔致远后来科举成功，排名在前，他自得地写道：“光荣远播于三韩，自此以来，未之或改。”

　　后来乌昭度的儿子乌光赞也参加了“宾贡科举”，名列新罗留学生之后。乌昭度当时正好出使唐朝，请求调高儿子的排名，被唐廷拒绝。

　　到了宋代，因有糊名制，“宾贡科举”成了单独考试。

　　明代重视琉球学生

　　唐代以后，留学生数量锐减。

　　一是高丽光宗九年（958年），时中原战乱，在逃到高丽的文士双冀建议下，高丽王朝自办科举。自唐朝到明朝，在中国科举成功的朝鲜半岛（含新罗、高丽、朝鲜）进士共53人，远多于其他地区。本地也可科举，使留学中国的动力下降。

　　另一方面，招待留学生的负担重，唐代鸿胪寺每年招待费折合成粮食，高达一万三千斛，后来王朝减少了投入。

　　在中国学习后，大部分留学生回国服务，比如唐开成五年（840年），便有105名留学生离开。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高丽国金涛通过“宾贡科举”，朝廷授予他县丞之职，金涛却拒绝就任，反而与三名同乡回国了。第二年，高丽国申请再派留学生，朱元璋的回应颇为冷淡：“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

　　不过，明太祖很重视来自琉球的留学生。

　　明初琉球“地无货殖，故商贾不通”，“琉球最贫”，“不驾舟楫，惟缚竹为筏，急则群舁之，泅水而逃”。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起，琉球派留学生到中国便成定例。

　　明太祖很可能看出了琉球巨大的地理潜力，下令迁“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在一系列帮扶下，琉球果然发展成东亚海洋贸易的支点，被称为“梯航万国”，成了稳定东亚秩序的重要一环。

　　清代只教一门课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名琉球学生作为明代后第一批留学生，进入北京国子监学习，至同治七年（1868年）才不再派留学生。

　　对琉球留学生，明朝无人数限制，清朝则要求一任国王只派一批，学习年限也缩短成3年，最长不超过4年。

　　清朝这么做，可能是想节约成本。据学者许可在《琉球王国赴华留学生研究》中钩沉，清廷为每位琉球留学生日供白米二升，“鸡一只、肉二斤、茶五钱、豆腐一斤、花椒五分、清酱四两、香油四钱、酱四两、黄酒一瓶、菜一斤、盐一两、灯油二两”，此外“每年春秋赐锦缎袍褂，纺丝绸裤各一，凉帽各一，鞋袜各一双。夏赐纱袍褂，罗衫裤各一；冬缎面羊皮袍褂，棉袄裤各一，貂帽，皮靴，绒袜，被褥，席枕俱备”，且“每月硃墨纸笔银两五钱”。

　　唐代来华留学生可选算学、律学、四门学等，清代只有朱子学。留学生“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数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

　　琉球学生多次提出修改教学内容，从结果看，仍以道德教育为主。当时高丽王朝虽有科举，却未动摇贵族制，平民子弟机会少，仍希望留学中国来改变命运，可清朝教育如此封闭、狭隘，让人望而生畏。

　　留学教育有利于传播文化、增进感情、加强交流，但好事还要办好，效果无法量化，责权利不对等，就会越办越差。早点商业化，也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