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澜青春 阳太阳的上海岁月

作画中的晚年阳太阳。

　　上篇

　　阳太阳先生画了一辈子的画，保存下来的，却无多，这是他最为遗憾的。这，也是他虽已八十四岁高龄，却仍画画不辍的原因之一。阳先生是个豁达的人，但凡见过他的人，均能从他健康的心态和身体，得到此证。但是，一想到自己视若生命的画的散失，他却仍不免在心里隐隐作痛。

　　阳先生的画有两次散失。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频繁的迁徙和动荡的生活，使他早年的作品流失不少，但当时年富力强的他，作画、写诗……举凡能表达自己爱国热忱的活动，他一概积极参与。那时的他，仿佛还无心对散失的画懊丧。

　　第二次散失，是在他任广西艺术学院院长任上。其时，“文革”风起。在广西，阳先生是当仁不让的美术界权威，于是，“革命小将”们在他的权威之前，冠之以“反动”定语，修饰主语。多了两字，性质则截然不同了。由此，阳先生被打入另册，他的家，也被连续抄家八次。可以想见的是，他的经过抗日战争所幸存的作品，和之后所精心创作的画，被一网打尽，从此，如黄鹤远去，再无消息。画的下场，无非两种：一种是被毁被焚，被彻底消灭；另一种或被“小将”中的爱画者，偷偷收藏起来，据为己有……

　　阳先生于悲愤中可能还希冀画的下落，是属于第二种可能，因为，只有如此，那批画还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现世间。

　　在那时，阳先生的名字，出现在当时南宁的大街小巷上，一律是七歪八倒，一律是打上了红×。他曾和广西的“分子”们一起被游斗，脖颈上悬之以十几斤重的大牌子，写明是某某类“分子”某某人。围观的儿童们觉得阳太阳的名字很有趣，因为无论自左往右，还是从右向左，念起来都是“阳太阳”三字。于是，天真的儿童们不顾“小将”们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大声地念着阳先生的名字，有节奏地，就像念儿歌，念着念着，儿童们就笑了。于是，一边念，一边笑，还一路追着缓行的载着“分子”们的卡车跑。阳先生也被孩子们的天真所感动，也笑了。这是阳光下的黑暗中最无畏的傲笑。这微笑蔑视无知、残暴和死亡。

　　十年噩梦之后，阳先生重新拾起了画笔。历经苦难的他，对雄伟壮丽的山脉，和清秀淡雅的河流，都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把对真、善、美的追求，倾注到了酣畅淋漓的笔尖之下。

　　阳先生有七个子女，他们的名字多与其姓相合，如阳日、阳云、阳山、阳辉、阳光等等。尤为可喜的，是子女中多有擅长丹青者。阳家曾多次举办过家庭画展，全家祖孙三代，最多有十三位成员有作品参展，蔚为奇观。对阳先生而言，这是很使他安慰的。对子女，他说他从未刻意去培养他们伺弄色彩的兴趣，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多年的耳濡目染，终于多有子承父业者。此为艺坛增一佳话。

　　美术评论的宿将蔡若虹先生是阳先生的“同龄同学更同班”（蔡氏诗句）。年轻时，他们都曾痴迷于西方现代艺术。阳先生所参与发起的“决澜社”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美术团体。蔡先生对现在的阳氏有八字评论，可谓精彩之极：“青春浪迹，白首还乡。”

　　其中，暗含的蕴意有二，一则阳先生年轻时，为求艺术真谛，曾东蹈日本，漂泊四方，在艺术上进行了多层面的尝试和创作，而现在，阳先生则更注重民族风格和精神的发扬，更多的画起了水墨小品，往往只用寥寥数笔，营造出一个意味无穷的境界。

　　故乡在桂林的阳先生，终于在晚年定居于兹。这距他于1927年离开故乡，已然逾半个世纪了。阳先生自称自己有一颗童心，他把自己号为：“画童”。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多创作、多创新。他很有信心地宣布：“我想活到一百岁，再向一百五十岁进军。”

　　阳先生在桂林的家，地处闹市，却幽静的很。周围，种满了花草树木。阳先生说：“在暮春、秋初，这里最美！”斑驳陆离中，有松树长青，有修竹常碧，当然，少不了有桂林象征的桂花树。这些桂花树，平时并不起眼，但一旦花开，桂香就能轰轰烈烈地，直到将阳先生的家，如铁壁合围。作于1993年11月7日

1933年决澜社第二届画展外景。

　　下篇

　　阳太阳自述，1926年在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就学期间加入共青团，次年国共分裂，他为避难，于1928年下半年与同学杨秋人结伴到上海。翌年春，考入在法租界菜市路上的上海美专。是年3月8日《申报》第5版上，有一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本学期录取新生揭晓》的广告，刊登在该版头条。其中，西洋画系一年乙级班录取名单中，“阳雪坞”与“杨工白”两个名字赫然在焉。“阳雪坞”者，即本名阳焕、后来的阳太阳。“杨工白”者，即杨秋人。

　　那一年，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轫，以上海最为开风气先。就在刊登“阳雪坞”与“杨工白”录取名单的报纸版面上，同时刊登招生与开学广告的艺术类学校，有上海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新华艺术大学与上海美术函授学校。在阳太阳的记忆中，“上海美专招收很多来自内地的学生，学生要交纳可观的学费，入学考试并不严格。”

　　两个初登浦江码头的广西青年，在春风蹄疾、乱花迷眼的众多学校中，缘何偏偏选择了上海美专，不得而知。在阳太阳晚年的回忆中，未见他对此做出直接的说明。但他与杨秋人后来从另一所美术学校毕业，关于离开上海美专的原因，他倒是间接地有过解释。

　　在校学习两年，阳太阳从未见过校长刘海粟，刘校长此时正在欧洲游历。因为看到另一所美术学校——上海艺专“空气浓厚，朝气蓬勃”，还有一位好教师陈抱一，他遂与杨秋人在1931年春转学该校。上海艺专的校长是王道源，阳太阳晚年评价王校长“画也不错”。学校地址，是在“左拥江湾，右抱虹口”的北江湾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前。从招生广告上可以获见，陈抱一还有着该校主席校董的头衔。

阳太阳《花桥》（国画，1938年）

　　阳太阳在进上海美专时改过一次名，进入上海艺专后，又因为住在北四川路的房东再次改了名字。由于他与杨秋人姓氏的发音完全相同，房东马老太太为了便于区分，便独出心裁将两个年轻人中的小阳称为“太阳”，另一个则称为“杨柳”。自此，阳太阳以此名用了一生。

　　阳、杨所住之处在学校旁边，与陈抱一的画室很近，距离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也不远。阳太阳回忆：“在书店，抱一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景仰已久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经常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翻看画册，有时也谈论艺术上的问题，使我得到启迪。”

　　阳太阳在提及鲁迅时，特意强调鲁迅时住“锦云里”。所以，可以推断当在1931年中。但此处亦有一点小小的讹误，即“锦”应为“景”。景云里的正门在横浜路上，但若是从弄堂的东门出，便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内山书店的位置，就在北四川路与施高塔路交界处。1932年发生“一·二八”事变，鲁迅搬到拉摩斯公寓，此处离内山书店几乎近在咫尺。之后，他又举家搬到施高塔路上的大陆新村，距离阳、杨毕业后租住的恒丰里更近。倘以内山书店为轴心，年轻的阳太阳，与鲁迅基本是在同一个社区中活动，故而邂逅的机会应该是不少的。

　　1931年底，阳太阳从上海艺专毕业，与杨秋人同赴香港，和同道画友在港举办了联合画展。次年“一·二八”事变后，两人接到陈抱一电报返身沪上，进入出版机构世界书局做美术助理编辑，时陈为美术部编辑主任，“工资大约三百大洋左右”（阳太阳语）。虽然离沪时间很短，但此时的上海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江湾的母校上海艺专和陈抱一令同行艳羡的大画室均毁于战火。

1932年決澜社第一屆画展合影。后排左起：庞熏琹、杨秋人、阳太阳、倪贻德、王济远、周多、李仲生；前排左起：梁锡鸿、张弦、段平右。

　　阳太阳在缅怀陈抱一的文章《恂恂长者谆谆教诲》中回忆说，“战争使抱一先生心爱的画室成为一堆瓦砾，也使他的身心遭受很大创伤。他搬到了施高塔路（即今北四川路）瓦丰里。路口便是内山书店，我和杨秋人则在后面的一栋楼合租了一小间房。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前栋陈抱一先生的家庭生活。.……从1932年到1934年的三年间，我和抱一先生同住一个弄堂里，每天同到杨树浦世界书局上班，早出晚归经常在一起。一路上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当然仍是艺术。”回忆难能可贵地细致。虽然不能确定陈抱一或阳太阳旧居的门牌，但可以推断，阳、杨两人合租的“一小间房”，应该是沪上石库门建筑所特有的“亭子间”。通常在一楼往二楼的楼梯转弯处，窄小、朝北。另，需更正阳文中的施高塔路并非“今北四川路”，而应是今山阴路。“瓦丰里”则是“恒丰里”之误。

　　1932年注定是值得纪念的。这一年，决澜社成立，阳太阳与杨秋人成为创始会员。当年10月9日，决澜社第一届画展在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举行。画展期间的某天，摄影师给参展的决澜社八位成员和两位社友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其中，就有阳太阳年轻的面容。

　　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年轻画家，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有艺术。那一年的初冬，阳太阳与杨秋人还为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捐了款，名字被刊登在11月26日的《申报》上。此事，在阳太阳研究中似乎从未被人提及，包括在他本人的回忆中。从当年的版面上可以看到，紧接着“杨秋人”名字下的“汤太阳”，显然就是阳太阳。因阳姓在江南一带极为罕见，故将“阳”字误植为了“汤”。

　　决澜社成立后，发展成员始终抱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关于决澜社，及其各自成员的形象，多出于内部的自画。如，周多在1933年曾用极简约的文字为他的决澜社同志们写过速写，提及阳太阳他这样写：“说话像闺女般的温柔，而且常常露出笑容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呵！”而在倪贻德的笔下，他在1935年《决澜社的一群》中写道：“……那么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一对广西人的伙伴。他们也是具有清新的头脑和优秀的画才的青年作家。因了时常在共同研究，他们的作风是有些相近的，他们都在追求着毕加索和契里珂(Chirico)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

阳太阳《雨》（水彩画，1954年）

　　决澜社从1932年起，每年一次画展。至1935年止，一共举办了四届。阳太阳参加的作品，分别是《二裸女》《风景》（1932）、《烟通与曼陀铃》《灵隐山道》（1933）、《宇宙的沉思》《鸡鸣寺》（1934）、《L女士画像》《海边裸女》《静物》（1935）。1935年秋，阳太阳赴日本留学，决澜社也在当年的画展后宣布解散。

　　作为一个先锋美术团体，决澜社存在时间仅四年。其社内同志的艺术主张，也主要是通过每年一届的画展来具体呈现。坦率地说，囿于各种条件，决澜画展的规模与影响力都不算很大。但在1933年十月举办第二届时，《申报·自由谈》刊登的一篇观展记意外地引发了争论，受到文化界的关注。

　　先是魏猛克观看了画展后，写了一篇《读“决澜”画展》，文中提到：“然而抱歉得很，这么多的作品，我看得懂的真少，——阳太阳君的‘果物与烟突’，我就不懂苹果之类何以能摆在有烟突的屋顶上；丘堤君的‘静物’，也使我奇怪花瓶里的花是绿的，而叶儿倒反是红色；王济远君的‘风景’上的大红大绿，我曾几乎以为是树林子起了火；此外许多头小腿胖的人体，又使我疑心中国的模特儿个个都是生了水肿病。……”进而魏猛克论断：“决澜社是一群年轻的艺术学徒所组织的画社。”

　　因魏氏是上海美专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在行文中语带讥刺，引起了曾是他老师与学长的决澜社成员的不满，遂在隔几日的《申报·自由谈》版面上刊登了以广告形式出现的《决澜社启事》。启事指出，魏氏既为二十一年度（1932年）毕业之学生，而决澜社中不仅王济远、张弦、倪贻德等均在该校任教，是为魏氏师辈，且其他成员，也是他的前辈。因此，启事对“一出校门，遽大言不惭、目空一切”的魏氏文字，表示了强烈不满。

　　不料启事一出，魏猛克尚未回应，又引来署名“于时夏”所写的《新“师说”》一文。文章很短，但为魏氏维护之意鲜明。

第二届画展旧址（吴霖摄于2022年1月28日）。

　　于时夏文一出，又招来施蛰存的加入。他的观点是批评魏猛克和反驳于时夏的。施蛰存在《“新师说”异议》一文中指出：“魏先生对于决澜社诸画师的那种把‘红花绿叶’画做‘绿花红叶’，水果与曼陀铃放在大烟囱旁边的绘画简直以为没有方法能够了解，所以他所最赞誉的只是刘狮的一幅画着一个工人的画。”对此，施蛰存继而总结为：“以为像魏猛克先生那样的口吻，非但失去了批评者的正态，而且不免有点象是现代智识阶级中的轻薄青年。”

　　此篇甫一发表，次日，在《自由谈》上紧接着刊登了于时夏的又一篇回应——《“新师说异议”之异议》。但该篇文章的主旨已经去决澜社与魏氏之争远，行文主题直接指向施蛰存。除了反驳施氏《“新师说”异议》观点外，还在短文中特意提及：“施先生被尊为‘遗少’‘洋场恶少’，谦让未遑，不免作出洋洋洒洒之大文来抗辩。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我也同情”云云。争论文章一来一去，甚是热闹。其中，双方都有话要说不吐不快固然是根本，但《自由谈》编者黎烈文的从中运筹擘画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同人艺术社团，当年因为展览，而引出的议论——批评与反批评，在光阴如箭般过去了九十年后，大约早已被人遗忘。只是其中的参与者在数十年后，都成为了文化领域的耆老。其中，决澜社的庞薰琹（1906—1985，中央工艺美 院副院长）、倪贻德（1901—1970，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杨秋人（1907—1983，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阳太阳（1909—2009，广西艺术学院院长）悉数成为新中国美术院校的掌舵人。而曾经为画展发声的魏猛克（1911—1984，湖南省文化局局长）、施蛰存（1905—2003，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于时夏（陈子展，1898—1990，复旦大学教授）也都成为在各自领域掌握不可小觑话语权的尊者。他们当年所争论的，虽然时过境迁，但以今天的标准，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即艺术的真实，并非只是眼见的真实，诸如果物、曼陀铃置放在有烟囱的屋顶、花是绿的叶是红的等等。再如，艺术批评的理性与遵守尊师重道的公序良俗等等。

　　对“决澜”一词，有人释义，谓之“决堤的波澜”。如确如此，则符合了由倪贻德当年写的《决澜社宣言》中的句子：“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样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在短短的宣言中，这一句话被前后重复了两次。

　　只不过，在当时和很长时间以后，决澜社所代表的先锋艺术作为“决堤的波澜”是不曾出现过的。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决澜社或谓“波澜不惊”，抑或谓“死水微澜”。然而，就是这历史记忆中所漾起的细细微澜，终究会被一探究竟的有心人去探索、去发现，并洞悉当年那队伍并不雄壮者赤忱的艺术理想。

　　阳太阳的上海岁月，1928年冬起，1935年秋终，在其百年一生的漫长生涯中，确乎只是短短的一瞬。其中，参加决澜社，更是如烟火一般划过夜空，虽然短促，但灿亮非常。他的生命中，上海的特殊位置无可替代，这里不仅是他艺术人生的起点，也是他终极一生幸福婚姻的起点。1935年1月，他与李衣尼在此结婚（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与妻子生育了七个同样热爱艺术的子女）。是年秋，他小心捧着老师陈抱一送给日本画家中川纪元的一瓦罈黄酒，蹈海东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从扶桑归国，却因“八·一三”的炮火正隆，海轮无法停靠上海，只能直接转道香港。自此，他与上海远远的揖别。

　　与阳太阳曾在“六十年前上海滩，同龄同学更同班”的蔡若虹先生，在《太阳八十寿辰志喜》（浣溪沙二首）中，把那永逝的青春岁月，喻为“短梦一宵”。2022年4月3日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