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小忆

　　我只过过一次儿童节。

　　我3岁上的幼稚园，那是1938年。因为姥姥姥爷都在“华美学校幼稚园”当工人，我沾他们的光，免费进了这家大型幼稚园。

　　幼稚园毕业的前半年，老师开始教小朋友做蛋糕，原材料由每个孩子从家带，只有我除外。因为我姥姥家用的是柴火灶、大铁锅，熬粥贴饼子，当然不会有烤箱和蛋糕配料。

　　幼稚园毕业联欢会，是在当年的儿童节如期举行的。我们穿着幼稚园的小西服、小纱裙表演完节目，就坐在了用课桌摆好的长条桌两边：南边一大排是小孩儿，小孩儿对面，北边一大排坐着家长。家长基本都是医生、护士、中学教师；只有我，对面坐着的是姥姥，上身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夹袄、下身穿着破旧的夹套裤，但我丝毫没有自卑——我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过的儿童节。

　　5岁，我离开姥姥家，回到爸妈家，进入西绒线胡同小学读一年级。我的小学阶段，正逢日本侵华时期，我每天上课前带着比我小两岁的二妹和小五岁的三妹，背着破口袋，踢拉趿拉去学校。放学回家后，撂下书包，我就挎上篮子去胡同口北边高线铁路捡煤核。当时我家住的四合院里，有三户人家的孩子都去捡煤核，而这三家的吃喝烧煮，真就靠孩子捡来的煤核维持。捡完煤核回到家，匆匆洗手，做完作业。待爸爸下班，吃完晚饭，妈妈开始给摊派的制服锁扣眼；而我，他们的大女儿，则要把七个大扣子、六个小扣子（袖口）结结实实地缝上。只有负责人检查合格了，才能拿到工钱。

　　周日，我的父母在家用小石磨帮东院做豆腐脑的大伯磨豆瓣儿，而他家给我家的酬劳，只是一些豆腐渣和偶尔卖剩下豆腐脑。

　　暑假，是同院七八个孩子最高兴的时刻：我们拿着小板凳，坐在枣树下的大八仙桌四周，糊火柴盒，男孩女孩分工，两天大概能糊一千个火柴盒，我们中四个高个儿将火柴盒码好、捆好，再用蓝包袱皮一人一个角抬到胡同西口的火柴厂交货、记账，一个月一结钱。几个孩子不偷懒、不耍滑，平分工钱。往往，男孩买双球鞋、女孩买件褂子，就花去了好不容易挣下的“私房钱”。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已升入高中，虽然按年龄讲14岁还算是儿童，但毕竟高中生了，谁还过儿童节呢。

　　我经常想起八十多年前的我和我的伙伴们，从小学会劳动，能吃苦，肯出力，让我们顺利渡过了人生各种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