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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演员的戏份、包银和工资 名角取酬必有方

2022-6-1 14:4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张永和|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清光绪年间同庆班演出图《同光十三绝》中的程长庚(中)《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  这几年,影视界的个别明星,虽说曾经名显海内外,但偷漏国家税款,数额巨大,动辄以亿数,那么她或他所拿的巨额酬金又有多少,就 ...


清光绪年间同庆班演出图

《同光十三绝》中的程长庚(中)

《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

  这几年,影视界的个别明星,虽说曾经名显海内外,但偷漏国家税款,数额巨大,动辄以亿数,那么她或他所拿的巨额酬金又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最近又有个别“网红”主播在直播间带货,不仅偷漏国家税款,而且言过其实,以次充好,忽悠老百姓,实属不该!虽然赚昧心钱可以钵满盆满,想想易经所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是趁早收手吧!

  由此社会现象,笔者联想到昔日京剧界名角,这些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不仅为观众们带来精湛演出,在取酬方面更是有规可循,绝不虚高。一代大师的精神风范,足可为当今演艺人员树立榜样。

  戏份

  程班主体现君子之风

  先说三庆班有京剧鼻祖美誉的程长庚老板。在清咸同光年间,三庆班是京城最大的京剧班社,比如今那些影视明星工作室要大多了,而程长庚就是三庆班的班主。当时三庆班是什么体制呢?笔者认为算是集体所有制。班里的演职员大概分成几等,三庆班最大的角当然是程长庚了。他是京城第一老生、三庆班班主,还是精忠庙的正会首,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剧协主席。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梨园老大,但他在班中拿的钱,不是唯一的头等,而等同于班中唱老生的卢胜奎和唱花脸的何桂山。许多戏剧书这样描写他:身着一袭长衫,布鞋雨伞,“慢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俨然一乡下私塾先生。他说:“某入三庆班以来,已数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事,且同人依其生活着正不乏人,三庆散,则此辈谋事艰难矣”(见《清稗类钞》)。穆辰公《伶史》载:“长庚生而英伟,常有大度,虽有伶籍,而有士君子风。历掌三庆部,御众以宽,人也不忍欺之,轻财好义,能恤孤弱。伶有贫老无告者,必周以钱米”。

  那么这位梨园第一人挣多少钱呢?当时的三庆班实行的是戏份制。程长庚每演一次戏,拿戏份四十吊。在清同治年间,银价高涨,四十吊约折合二十五六两银子,假如程长庚每月演二十场,约拿五六百两银子,每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二百元,一个月可得一万多元。他既低于班中的小生名家徐小香,每演一场,七十吊外加四吊车钱,几乎戏份高过他一倍,更比不了光绪三年从上海回京参加三庆班演出的文武老生杨月楼,他接受了上海的茶园体制,不满足固定的戏份,要求他每唱一场戏,按总收入分成,即使是一成,那收入也要比班主高多了,但程长庚为了三庆班的演出质量,也就答应了。当然,后来杨月楼接替程长庚做了班主,艰难维持三庆班十年之久,最后积劳而英年早逝,这个加成恐也早自动取消了。

  那时京戏班名伶要想多挣钱,就是参加官僚大贾家的堂会。像程长庚这样的大角,唱三场堂会戏,拿个二三百两银子是没有问题的。但程长庚定了个班规:演堂会戏,要去就整个班社去,谁也不能一个人独去。这一规定首先包括他自己,而且严格执行。也就是说,要富大家富,不能一人独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程长庚还曾坚定拒绝请他一个人参加的都察院的堂会,哪怕用铁链把他锁在柱子上也不改初衷。有钱不挣,为什么?就是维护班规的严肃性。所以三庆班才能长寿,存在了107年。程长庚唱了一辈子戏,最后仅仅留下一所西城区百顺胡同的平房,他的高贵品质永远被人赞扬。

  包银

  上海茶园开先风

  当时京戏班都是拿戏份,唱一场戏,拿一场钱,开始都是固定的。伶人不管上座多少,风险都是班主担着。在大清朝,一逢帝后死了的“国丧”,便停止娱乐27个月,戏班就唱不了戏。这大伙儿的生活,都要班主来开销,扛不住的一些班社就纷纷倒闭,而只有像三庆、四喜这样的大班儿,在程长庚、梅巧玲等班主竭尽全力的维持下,才能扛下来。如程长庚参加后来每一场的“说白清唱”,挣了钱,他一分钱不拿来维持同仁的生活。梅巧玲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向他的好友时小福借钱。那位也不含糊,居然卖了房借钱给班主,把大家的吃喝解决了。所以这两个人都被人称为“侠伶”。也正因为此,梅巧玲当了十几年的四喜班大班主,最后只留下北京李铁拐斜街45号(今铁树斜街101号)一所小平房。梅家数代人都继承了祖辈的厚道家风。

  清同治初年,上海开了好几个专门演京二黄的茶园,如丹桂、丹桂轩、满庭芳等茶园。他们从北京接来不少京剧名伶来茶园演唱,受到上海观众热烈的欢迎,每天一票难求。茶园老板见有利可赢,便不惜高价来接,先和演员讲给多少钱,这叫说“公事”,一个月或一季度一结,不按场次算,这实行的就是包银制。比如从北京去上海演出的杨月楼,丹桂茶园定的每月包银1200两银子,比程长庚高多了。当然这包括给他拉弦和打鼓的人的工资“脑门钱”。茶园老板还要有个“四管”的规矩,即对这位演员和他带的琴、鼓、伙计等,一律管接、管送、管吃、管住。角儿从北京临走前,还要给一笔不菲的定钱作为安家费。

  这仅仅限于从外地接来的角儿,那么谁来配角呢?茶园或戏馆子还要组织个班社,给外请的角儿当配角、助演,他们叫“坐包”或“底包”演员,包银一般一订就是半年、一载。外请的大角虽然待遇很优厚,但是对他的要求也很苛刻。假如定的是一个月的包银,那么每天都要出演,甚至有时还要黑白天,一天两场演出。天气恶劣,风雨无阻;即使你病了,只要不躺在床上,也要带病演出。所以包银制,虽然演员挣钱多,但风险也大,因此当外请的角儿平安踏上返回的路时,都是无比庆幸。

  随着上海进一步商业化,上海邀角之风更是水涨船高。据文化学者张文瑞考证,清光绪庚子年后,名老生孙菊仙被上海天仙园邀去,月包银三千两,而谭鑫培这时是第三次到上海,他在天仙园的包银是二千六百两。以后他每到上海演出,包银一次比一次高。

  别的角儿呢?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随著名汪派老生王凤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园方开出的月包银,王凤卿是三千二百元,梅兰芳一千四百元,王凤卿力争,园方始给加到一千八百元。殊不知,梅先生以一出文武并重的《穆柯寨》,轰动了大上海,赢得了浦江万众铁杆粉丝。

  随着时光转瞬,京剧名角来沪的包银一路飙升。还说梅兰芳大师,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包银,一期已经升到数万大银,但是在日冦侵华时,他蓄须明志,十年坚决不为日伪演出,一分钱不挣,假如只从经济考虑,那是丢了多少白花花银子,但梅大师坚持民族气节,宁可卖画过活,也不弯腰折节,做一个硬骨头的中国人,因而受到全体国人的崇敬。可见,钱虽好,却有的可拿,有的却坚决不可拿!莫丢人格,更不能违法!

  从挑班制到工资制

  名角取酬靠实力

  清末民初,京城最初开始“挑班”是伶界大王谭鑫培。他六次赴上海,受到沪上班社体制的启发,加之自己也有这个实力,只要他出台,上座率百分之百,于是他挑班组建自己的戏班,除去给演职员的戏份和捐税开销外,赔赚都由班主承担。和戏园采用分账制,或二八,或三七,班社拿大头,一般上座超过五成,那就不会赔钱。当然谭大王每演上座十二成,自然只赚不赔。但老人家也不是贪而无厌,每月只演八九场,而晚年,又多次为京、津等地受水旱灾患的同胞义演,也为班中同人生活而才勉力演出,所以身后只留下宣南大外廊营一号平房一座。既无豪宅、也无豪车,后辈多是京剧艺术家,但也都过着普通人生活,故谭门七代人从艺不衰,这是良好家风家教所致。

  自谭大王后,名角基本都实行挑班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京剧院团基本上都是国营体制,实行工资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按技艺水平给演员评级。当时标准是非常高的,文艺界共分16级,北京城内的京剧演员仅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和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五大头牌和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为一级,而杜近芳、李和曾、叶盛章、张云溪这样棒的艺术家,当时都是二级演员。那时一级演员的工资是335元,很高了,可是这些艺术家评级之前,工资都在千元以上,政府也没有一刀切,而是让他们拿保留工资,他们也自觉,一降再降自己的保留工资。至改革开放,复杂的16级改成简约的4个级别,即初级、中级、副高级和高级。而每一个级別内又分成4个档,每个级别和小档,差别都不很大,但又不是平均主义,有利于激励从业者努力上进,故笔者觉得这是京剧二百年历史最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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