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演员的戏份、包银和工资 名角取酬必有方

清光绪年间同庆班演出图

《同光十三绝》中的程长庚（中）

《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

　　这几年，影视界的个别明星，虽说曾经名显海内外，但偷漏国家税款，数额巨大，动辄以亿数，那么她或他所拿的巨额酬金又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最近又有个别“网红”主播在直播间带货，不仅偷漏国家税款，而且言过其实，以次充好，忽悠老百姓，实属不该！虽然赚昧心钱可以钵满盆满，想想易经所云：“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还是趁早收手吧！

　　由此社会现象，笔者联想到昔日京剧界名角，这些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不仅为观众们带来精湛演出，在取酬方面更是有规可循，绝不虚高。一代大师的精神风范，足可为当今演艺人员树立榜样。

　　戏份

　　程班主体现君子之风

　　先说三庆班有京剧鼻祖美誉的程长庚老板。在清咸同光年间，三庆班是京城最大的京剧班社，比如今那些影视明星工作室要大多了，而程长庚就是三庆班的班主。当时三庆班是什么体制呢？笔者认为算是集体所有制。班里的演职员大概分成几等，三庆班最大的角当然是程长庚了。他是京城第一老生、三庆班班主，还是精忠庙的正会首，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剧协主席。他当了三十多年的梨园老大，但他在班中拿的钱，不是唯一的头等，而等同于班中唱老生的卢胜奎和唱花脸的何桂山。许多戏剧书这样描写他：身着一袭长衫，布鞋雨伞，“慢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俨然一乡下私塾先生。他说：“某入三庆班以来，已数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事，且同人依其生活着正不乏人，三庆散，则此辈谋事艰难矣”（见《清稗类钞》）。穆辰公《伶史》载：“长庚生而英伟，常有大度，虽有伶籍，而有士君子风。历掌三庆部，御众以宽，人也不忍欺之，轻财好义，能恤孤弱。伶有贫老无告者，必周以钱米”。

　　那么这位梨园第一人挣多少钱呢？当时的三庆班实行的是戏份制。程长庚每演一次戏，拿戏份四十吊。在清同治年间，银价高涨，四十吊约折合二十五六两银子，假如程长庚每月演二十场，约拿五六百两银子，每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二百元，一个月可得一万多元。他既低于班中的小生名家徐小香，每演一场，七十吊外加四吊车钱，几乎戏份高过他一倍，更比不了光绪三年从上海回京参加三庆班演出的文武老生杨月楼，他接受了上海的茶园体制，不满足固定的戏份，要求他每唱一场戏，按总收入分成，即使是一成，那收入也要比班主高多了，但程长庚为了三庆班的演出质量，也就答应了。当然，后来杨月楼接替程长庚做了班主，艰难维持三庆班十年之久，最后积劳而英年早逝，这个加成恐也早自动取消了。

　　那时京戏班名伶要想多挣钱，就是参加官僚大贾家的堂会。像程长庚这样的大角，唱三场堂会戏，拿个二三百两银子是没有问题的。但程长庚定了个班规：演堂会戏，要去就整个班社去，谁也不能一个人独去。这一规定首先包括他自己，而且严格执行。也就是说，要富大家富，不能一人独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程长庚还曾坚定拒绝请他一个人参加的都察院的堂会，哪怕用铁链把他锁在柱子上也不改初衷。有钱不挣，为什么？就是维护班规的严肃性。所以三庆班才能长寿，存在了107年。程长庚唱了一辈子戏，最后仅仅留下一所西城区百顺胡同的平房，他的高贵品质永远被人赞扬。

　　包银

　　上海茶园开先风

　　当时京戏班都是拿戏份，唱一场戏，拿一场钱，开始都是固定的。伶人不管上座多少，风险都是班主担着。在大清朝，一逢帝后死了的“国丧”，便停止娱乐27个月，戏班就唱不了戏。这大伙儿的生活，都要班主来开销，扛不住的一些班社就纷纷倒闭，而只有像三庆、四喜这样的大班儿，在程长庚、梅巧玲等班主竭尽全力的维持下，才能扛下来。如程长庚参加后来每一场的“说白清唱”，挣了钱，他一分钱不拿来维持同仁的生活。梅巧玲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向他的好友时小福借钱。那位也不含糊，居然卖了房借钱给班主，把大家的吃喝解决了。所以这两个人都被人称为“侠伶”。也正因为此，梅巧玲当了十几年的四喜班大班主，最后只留下北京李铁拐斜街45号（今铁树斜街101号）一所小平房。梅家数代人都继承了祖辈的厚道家风。

　　清同治初年，上海开了好几个专门演京二黄的茶园，如丹桂、丹桂轩、满庭芳等茶园。他们从北京接来不少京剧名伶来茶园演唱，受到上海观众热烈的欢迎，每天一票难求。茶园老板见有利可赢，便不惜高价来接，先和演员讲给多少钱，这叫说“公事”，一个月或一季度一结，不按场次算，这实行的就是包银制。比如从北京去上海演出的杨月楼，丹桂茶园定的每月包银1200两银子，比程长庚高多了。当然这包括给他拉弦和打鼓的人的工资“脑门钱”。茶园老板还要有个“四管”的规矩，即对这位演员和他带的琴、鼓、伙计等，一律管接、管送、管吃、管住。角儿从北京临走前，还要给一笔不菲的定钱作为安家费。

　　这仅仅限于从外地接来的角儿，那么谁来配角呢？茶园或戏馆子还要组织个班社，给外请的角儿当配角、助演，他们叫“坐包”或“底包”演员，包银一般一订就是半年、一载。外请的大角虽然待遇很优厚，但是对他的要求也很苛刻。假如定的是一个月的包银，那么每天都要出演，甚至有时还要黑白天，一天两场演出。天气恶劣，风雨无阻；即使你病了，只要不躺在床上，也要带病演出。所以包银制，虽然演员挣钱多，但风险也大，因此当外请的角儿平安踏上返回的路时，都是无比庆幸。

　　随着上海进一步商业化，上海邀角之风更是水涨船高。据文化学者张文瑞考证，清光绪庚子年后，名老生孙菊仙被上海天仙园邀去，月包银三千两，而谭鑫培这时是第三次到上海，他在天仙园的包银是二千六百两。以后他每到上海演出，包银一次比一次高。

　　别的角儿呢？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第一次随著名汪派老生王凤卿到上海丹桂第一台演出。园方开出的月包银，王凤卿是三千二百元，梅兰芳一千四百元，王凤卿力争，园方始给加到一千八百元。殊不知，梅先生以一出文武并重的《穆柯寨》，轰动了大上海，赢得了浦江万众铁杆粉丝。

　　随着时光转瞬，京剧名角来沪的包银一路飙升。还说梅兰芳大师，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包银，一期已经升到数万大银，但是在日冦侵华时，他蓄须明志，十年坚决不为日伪演出，一分钱不挣，假如只从经济考虑，那是丢了多少白花花银子，但梅大师坚持民族气节，宁可卖画过活，也不弯腰折节，做一个硬骨头的中国人，因而受到全体国人的崇敬。可见，钱虽好，却有的可拿，有的却坚决不可拿！莫丢人格，更不能违法！

　　从挑班制到工资制

　　名角取酬靠实力

　　清末民初，京城最初开始“挑班”是伶界大王谭鑫培。他六次赴上海，受到沪上班社体制的启发，加之自己也有这个实力，只要他出台，上座率百分之百，于是他挑班组建自己的戏班，除去给演职员的戏份和捐税开销外，赔赚都由班主承担。和戏园采用分账制，或二八，或三七，班社拿大头，一般上座超过五成，那就不会赔钱。当然谭大王每演上座十二成，自然只赚不赔。但老人家也不是贪而无厌，每月只演八九场，而晚年，又多次为京、津等地受水旱灾患的同胞义演，也为班中同人生活而才勉力演出，所以身后只留下宣南大外廊营一号平房一座。既无豪宅、也无豪车，后辈多是京剧艺术家，但也都过着普通人生活，故谭门七代人从艺不衰，这是良好家风家教所致。

　　自谭大王后，名角基本都实行挑班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京剧院团基本上都是国营体制，实行工资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按技艺水平给演员评级。当时标准是非常高的，文艺界共分16级，北京城内的京剧演员仅有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和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五大头牌和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为一级，而杜近芳、李和曾、叶盛章、张云溪这样棒的艺术家，当时都是二级演员。那时一级演员的工资是335元，很高了，可是这些艺术家评级之前，工资都在千元以上，政府也没有一刀切，而是让他们拿保留工资，他们也自觉，一降再降自己的保留工资。至改革开放，复杂的16级改成简约的4个级别，即初级、中级、副高级和高级。而每一个级別内又分成4个档，每个级别和小档，差别都不很大，但又不是平均主义，有利于激励从业者努力上进，故笔者觉得这是京剧二百年历史最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