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新潮：鲁迅常去西餐厅，溥仪把汽水摆上婚宴

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偕夫人到访中国。在北京访问期间，他们在写给孩子们的家书里，饶有兴趣写道：“我们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一次两大份。”

不惟冰淇淋，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风东渐”的浪潮下，汽车、电话、高尔夫、苏打水、咖啡……五花八门的洋玩意儿，不断涌入北京。人们的穿衣打扮、日常饮食和生活方式悄然变化，逛公园、看电影、跳舞等洋派娱乐方式也日渐流行。历史悠久的古都展现出摩登的一面。

△20世纪初，珠市口同信恒绸缎洋货铺，门脸上挂着用英文写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写作和咖啡厅”的幌子。1895年，青年会从美国传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机构，同时也将咖啡等洋玩意儿带入北京。

△1914年，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放，成为北京第一所城市公园。图为中山公园内的中式高尔夫球场。

1900年，八国联军用洋枪洋炮打进北京，引发庚子国难。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之后，“一种求生本能或王朝自救意识，终于把一个油干灯枯的颟顸王朝，推向了改革之路”。清末“新政”以来，北京的电力照明、电报电话、新式交通等公共事业逐渐起步，电灯点亮了京城夜景，东西南北贯通的大道，让人们从胡同走向商业新区。

△1909年，北京哈德门（崇文门）大街，图中“北京日报馆”的招牌格外显眼。北京日报馆是由兴中会会员朱淇于1904年8月创办，社址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因怕清政府破坏，挂德商照牌。创刊初期叫《北京报》，后改为《北京日报》。画面右边的门脸儿是一间照相馆。

王府井是北京时尚的前沿之地。由于毗邻东交民巷使馆、西交民巷银行区，周边富户集中，且外交使节、在京侨民汇聚，王府井大街高档洋行林立，西洋百货无不具备。民国时期，北京38家做西服的裁缝铺中，有22家在王府井附近。店主们订阅西方的时装杂志，从进口电影中学习服装样式，卖的都是最时髦的服装、配饰，是摩登男女最爱逛的地方。

穿洋服、吃西餐，成为一种风尚。过去，北京人把西餐厅称为“番菜馆”。1914年，北京较有名的番菜馆有4家，到1920年就发展到12家。20世纪30年代，北京著名的西餐馆就有十几家，如廊房头条的撷英、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东安市场的森隆、西单的华美等。鲁迅、胡适都是“番菜馆”的常客，撷英、益昌番菜馆在他们的日记里屡屡被提到。

△清末民初，骑自行车在北京成为一种风尚。当时北京有很多自行车行，不生产零件，而是从欧洲各国进口。很多“车迷”让自行车行的伙计，用不同零件给自己“攒车”。图为位于东单二条的云飞自行车行。

西餐馆里不止有西式大菜，还有汽水、苏打水、咖啡等西式饮料。汽水过去常译为“荷兰水”“苏打水”，清末徐珂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介绍：“荷兰水，即汽水，以碳酸气及酒石酸或枸橼酸加糖及其他种果汁制成者，如柠檬水之类皆是。吾国初称西洋货品多曰荷兰，故沿称荷兰水，实非荷兰人所创，亦非产于荷兰也。”

△1901年，美国人波顿·霍尔姆斯拍摄的北京街景，远处一家商铺的门脸上赫然挂着写有“Ice Cold Soda Water”的幌子。“Ice Cold Soda Water”直译为“冰镇苏打水”，就是最早的汽水，也被人们称为“荷兰水”“苏打水”。1886年，上海的屈臣氏大药房开始生产汽水、苏打水，现在仍能买到“屈臣氏苏打水”。

1892年，正广和洋行在上海开办了正广和饮料公司，制造啤酒、汽水和其他饮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汽水生产商。1902年，英国商人麦沙斯在天津开办山海关汽水厂。溥仪是山海关汽水的爱好者，1922年12月，末代皇帝溥仪大婚，山海关汽水被摆上婚宴餐桌。据史料记载：“前一天从六国饭店订的牛奶蛋糕、面包、奶油布丁、沙丁鱼、牛肉、鸡肉、鸭肉等摆满圆桌，法国香槟酒、五星啤酒、山海关汽水杯盏交错。”

新兴事物不断涌现，与传统交织在一起，汇聚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图景。正如美国学者史谦德所说：“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作为一个人类和物质的实体，清晰地保留着过去，容纳着现在，并且孕育着众多可能的未来中的基本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城市看起来如此既非常传统和中国化，同时又蕴藏了现代和西方城市生活的内涵。”

△晚清，汽车就在北京的大街上跑起来了。进入民国后，汽车逐渐增多，但拥有者主要是高级官员、外交人员或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图为1920年代，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美国标准石油加油站。

△1884年8月，在李鸿章的反复争取下，清政府同意让电报线由东便门水关进城，在城内分为两路：一路进内城，在泡子河边吕公堂设官电局，专门收发政府电报；一路进外城，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杨氏园设商电局，开放营业。图为开设在北京胡同里的电报局。

图 | 徐家宁、高一丁、张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