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下最生动的北平，小莫的故事

熟悉北京老照片的朋友都知道，民国时期有一位特别有名的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逊（Hedda Morrison）为老北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影像，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小莫”。今天，我们就要讲讲“小莫”的故事。

一个残疾姑娘

“小莫”1908年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原来叫海达·哈默，旧姓哈玛尔。由于她童年得过小儿麻痹症，落下了终身残疾。她右腿略短，需穿特制皮鞋校正，但仍有点跛行。她11岁时得到了生平第一架相机，这给她单调的童年生活不少慰藉，并使她就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逊（Hedda Morrison）

18岁时，父母本打算送她到奥地利的大学学药物学，但她说服了双亲，进入慕尼黑国立摄影学院，这是德国最老牌的摄影学院。在那里她得到了专业的学习，受到各种正规训练，成为一名专业摄影人员。

毕业后，她做了一阵摄影助理，积累了一定实际经验之后，她想找一份好点儿的工作。可是，自从上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洲发生了经济大萧条，海达·哈默在德国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此时，她恰好看到一份摄影刊物上的广告——德国Hartungs 图片社招募一名女摄影师，注明必须是德国东南部的兹瓦本人，兹瓦本是德国的一个地区，斯图加特是其首府，还要求要懂英语和法语，工作是去图片社在北京的分部，也就是北京非常有名的阿东照相馆当负责人，为期5年。

海达·哈默觉得“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而且此时的她很不喜欢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虽然她对中国、对北京知之甚少，但是仍然毫不犹豫地应聘了。

1933年，她离开故乡。分别时家人送她两件物品：一把防身用的手枪和一把雨伞。可是，这两件东西在她上船之后，都被扔到了海里。由此可见，海达·哈默是一位非常有主见、有个性的姑娘。

来到北京

她来到北京之后，进了阿东照相馆。阿东照相馆位于东交民巷3号。顾客主要是使馆区人员及周围比较有钱的当地人。当时她才25岁，管理着17个中国职员，大多比她年长。她很快学会了不少中国话，足以与手下人沟通。手下人也都非常喜欢这位善良的德国姑娘，各司其职，自觉工作，不用她操心。

阿东照相馆聘用的德国女摄影师赫达·哈默。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在北平拍摄了许多反映古都风貌的照片。

北京阿东照相馆内景，老板娘背后的照片墙看上去非常现代。

她除了联系一些业务，有大把的富裕时间。她骑上自行车，到处拍摄北京的风土人情，甚至她还独自去了北京郊区的西山、山东、承德等地。

一晃儿就到了1938年，五年合同期满了。资方打算送海达回国，但被她拒绝了。她厌恶希特勒、厌恶纳粹，决定留在北平，况且她已经爱上了这座古色古香的东方之都。

她搬出了阿东照相馆，住进了法国领事让-皮埃尔·达波斯克夫妇居住的南长街的一处大院里，当一个自由摄影师，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记录老北京的风土民情。

她把自己的作品分门别类，装订成介绍北平风光民俗的一本本相册，出售给西方游客，以此来维持自己简朴的生活。

同年她还找到了另一份兼职的工作，给英国毕珀女士担任私人秘书。毕珀女士是一位很富有英国女子，住在北河沿，门牌是53B。在北平与西方世界之间做艺术交易业务，并为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收集中国民间艺术品。海达·哈默专业的修养与广泛交游，正是毕珀所需要的。海达·哈默就这样开心地生活了两年。

她未来的公公——莫理逊

1940年春天，毕珀女士家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26岁、个子高高大大的英国鸟类学者叫阿拉斯戴厄，他本来是在秘鲁与南美考察鸟类，可是在1939年年底不慎把膝盖摔伤，使他在医院度过了1940年的新年。

他有一个哥哥叫伊恩，在中国上海为一个英中协作铁路基金会工作，伊恩写信建议他到中国来休养一段时间时，他就答应了，当他乘船来到上海的虹口码头时，伊恩迎接他，一起住进了上海租界的公寓里。过了几天，伊恩要去北平出差，留他一个人在上海不方便，就让他一起踏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下车之后就住进了北京饭店，第二天，哥哥伊恩去办公事，弟弟阿拉斯戴厄坐上人力车出去游玩，车夫把他拉进了紫禁城，他看到了红色的高墙，金色的琉璃瓦，白玉般的石栏杆，静静的小河，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熟悉，为什么熟悉呢，因为他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在北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他十岁的时候才离开北京去的英国。

50岁时，莫理逊与他的助手结婚，结束了单身生活。图为他的妻子坐在中西合璧的家里。

莫理逊和他的三个儿子：伊恩（左）、阿拉斯戴厄（右）和科林（中）。莫理逊去世后，三个孩子在英国长大，他们都与中国有一段不解之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得从阿拉斯戴厄的父亲乔治·厄内斯特·莫理逊说起，乔治·厄内斯特·莫理逊是在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他写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使他得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的赏识，被聘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1897年他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逊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身在中国的莫理逊”。时间不长，他就升任《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工资从每个月50英镑调到了100英镑，有了钱了，在1902年，他就在王府井大街路西100号买了一处很像样的房产。乔治·厄内斯特·莫理逊的能力不但得到了《泰晤士报》领导的赏识，而且只用了几年的时间，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出色的交际能力，就使他在北京城的外国人里名声大振、出类拔萃了。

1910年莫理逊收入也多了，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了，就登广告招聘秘书，挑中了21岁的新西兰姑娘杰妮（Jennie）。杰妮天生丽质，受过良好教育。风度翩翩的莫理逊虽然曾经有过女友，但从没有正式婚配，还属于单身汉，这次对杰妮可是一见钟情。杰妮使他决心结婚成家了。两年后的1912年，是莫理逊双喜临门的一年，50岁的莫理逊娶了23岁的杰妮。

莫理逊和妻子

袁世凯与外国将领的合影，他身旁就是莫理循。

清帝尚未逊位时，莫理逊就曾经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国的未来，并在《泰晤士报》上写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缺乏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正需要人协助，就出高薪聘任莫理逊为中华民国政府政治顾问。

1912年8月2日莫理逊拿到了聘任书，辞去了多年的记者职务，尽心尽力地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稳固、更加完善。

他积极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一战。袁世凯于1913年6月22日为莫理逊颁发了二级嘉禾勋章。

莫理逊获得二级嘉禾勋章。

谦虚的莫理逊对于荣获这枚勋章感觉受之有愧。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莫理逊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在那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

袁世凯对于莫理逊的顾问工作是相当满意的， 1913年末，袁世凯决定把莫理逊居住的王府井大街命名为莫理逊大街，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钉上了有英文“莫理逊大街”的路牌，这是莫大的荣誉。

莫理逊在1914年1月写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对于我居住的王府井大街。现在许多人叫它莫理逊大街。我也要尽自己力所能及，推广这个路名，因为这可以为我的产业做广告，提高它的价值。

有人说袁世凯把王府井大街改为莫理逊大街，是对莫理逊支持自己称帝的奖赏，这是错误的。王府井大街改名在1913年底，袁世凯称帝是1915年底的事情，差着两年呢，而且莫理逊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1914年9月21日，袁世凯再度为莫理逊颁发第二枚嘉禾勋章。

时间到了1915年，袁世凯想当皇帝与莫理逊商量，莫理循奉劝袁世凯放弃恢复帝制的想法。然而袁世凯，不听劝阻，莫理逊在1915年2月初，从南方回到北京，再次提醒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袁世凯听不进去，莫理逊在当天的日记中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逊在日记中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

他极其灰心丧气，以去南方调查为理由暂时离开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