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北京的面子工程

一件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小尼赫鲁一纸“投诉信”递到了外交部。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投诉了。作为一国之都，北京的服务业确实差强人意。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和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专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庆年间，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为“红毛”做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

小尼赫鲁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师傅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在给外交部的表扬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红帮裁缝”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个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层的关注。1956年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中央决定迁上海名店进京。

“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1956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蓝天时装店来了两男一女三位顾客。女顾客拿来四块料子想做裤子。营业员一看其中两块浅蓝色的料子不适合做裤子，可女顾客执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时候，她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他们远道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做裤子，而是来考察上海服装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装店迁京事宜。经过明查暗访，北京方面开列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的名单。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而且无一例外都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当时在张丰记服装店做店员的郑祖芳记得，3月14日晚上，他与许多上海同业一起，被集合到上海新成区区工会开动员大会。会上，区领导动员说：“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务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繁荣北京服务业。”

当时，北京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红帮裁缝”踊跃报名。虽然，他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当年在万国服装店工作的张永福说，“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1956年北京街头

迁京工作进展神速，仅仅一周之后，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铺打点好了行装。21家上海服装店、208名从业人员，分两批乘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北京。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也陆续来京。当年，北京市分管这些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利局。据档案记载，1956年5月社会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与有关方面洽谈照相、洗染、理发等名店的迁京事宜。经过协商，双方敲定将“中国”“国泰”两家照相馆，“普兰德”“中央”两家洗染店，“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理发馆迁到北京。

中国照相馆的老人儿都记得，最初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不但技术力量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随云裳美发厅迁京的康邦章师傅记得，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才到北京。

对于“迁京”，康师傅至今仍觉得万幸，“原来光顾美发厅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么的。解放后，这些人都没了。我们几个美发厅都开在同一条街上，生意越来越清淡。”康师傅说。起初，领导跟他们说是要支援大西北，没想到最后去了北京，康师傅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老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说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师傅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康师傅的记忆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此外，冬天生炉子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康师傅说：“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没有生炉子的习惯，北京可不一样，取暖、做饭都靠它。”头一回生炉子，把康师傅折腾得不轻，任他使出浑身解数，愣是点不着，“多亏街坊大妈帮忙，告诉我得先放炭，点着了以后再往上加蜂窝煤。”康师傅说。

不过面对北京人对他们的热切期望，生活上的小小不适很快就被克服了，赶紧把新店开起来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当时，北京的商业街就那么几条，让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能太扎堆，还真有点不容易。后来，二商局决定把上海迁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合并为七家，“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意。康师傅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给了上海迁来的名店，下面就要看上海师傅们的手艺了。

上海师傅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去“四联”奢侈了一把。“那是我头一回担任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所以我决定去‘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王铭珍回忆，那时候他可是壮着胆子去的。因为在他印象里，去“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着说，“‘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1956年北京街头

康师傅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他们只好睡眼惺忪的，又干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也同样火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的礼服更时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究。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一位70多岁的老顾客回忆，当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照片。为了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协会的常华记得，那时所有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位置都会写着“上海迁京”四个字，中国照相馆还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意取阅，“当时他们的广告意识已经很强了。”

做了50多年服装店营业员的郑祖芳，即便已经退休十多年，仍然保持着每天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那种老上海特有的精致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1956年北京街头

不过，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斋”是这次迁京老字号中为数不多的餐饮业。在上海这家以“菜饭”闻名的饭庄，每天营业到晚上九点还门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斋”被安排在菜市口。当时的菜市口远离闹市，每天天一擦黑儿，大街上就没人了，而且又地处老北京扎堆儿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难得到认同。开业后很长时间，饭店都在亏本经营。不过“美味斋”咬住牙坚持上海口味不变。渐渐地这里成为在京南方人聚会的地方，老北京人也愿意来尝尝鲜了。

落户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业上的成功，上海迁京的师傅们落户京城，就不那么顺利了。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师傅，提到当年在北京安家的过程还免不了一肚子牢骚。

康师傅说，当年北京市福利公司跟他们签合同时保证，家属是城市户口的三个月内迁京，农村户口的一年内迁京。康师傅老家在江苏镇江农村，他爱人是农村户口。眼看着同事城市户口的家属都顺利进京了，他爱人的户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康师傅说，同事中像他这种情况的大有人在。事情拖了两年也没解决，大家都不干了，甚至嚷嚷着要“罢工”。当年康师傅正在积极要求入党，作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及时了解、汇报群众的思想动态。当他把“罢工”的消息报告给福利公司时，领导上还挺紧张的。“其实，大家哪儿敢‘罢工’，过过嘴瘾罢了。”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公司终于开始认真解决家属户口进京的事儿了。“北京这边愿意接收了吧，农村又不放了。”康师傅说。当年他爱人年轻力壮，在农村算个壮劳力，农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这样，康师傅的爱人还办了个临时户口，带着孩子来了北京。康师傅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号召所有住在北京的临时户口都回乡，他老伴带着孩子顶住压力愣是不走。结果，扛了几个月，中央下文件，所有在北京3个月以上的临时户口都变成正式户口。“当年好多人顶不住都走了，幸亏我们没走。”康师傅感到万幸。

说起自己在北京扎根的艰辛路，康邦章感慨不已。虽说是集体迁京，但是他们一家最终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户口和工作，也着实不易。

现在问起康师傅：“您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他还是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就像他的口音既不是上海话，也不是北京话。然而，他自幼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却没有这种身份尴尬。他最小的两个孩子都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京花’。这都是派出所警察给起的。”康邦章说，“生在北京，当然就是北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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