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银行到“双奥银行”的百年蝶变

中国的第一家中央银行是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大清银行解体。其旧部组织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1912年1月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中央银行。”

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文

孙中山谕准成立中国银行

民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军需、国用，入不敷出。海关收入被列强把持，地方税赋被各省军阀截留，政府不得不发行军票、募集公债来应急，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加以调节。孙中山此前已委托日本人阪谷芳郎代为筹建中央银行。然而委托外人毕竟缓不济急，而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建议更为现实，孙中山认为是“借已有之基础，应目前之急需”，于1912年1月24日谕准。2月5日，中国银行宣布成立。《申报》刊登《中国银行开办广告》：“本银行奉孙大总统谕组织成立，为民国中央银行。”

然而情势急剧变化，孙中山提请辞职，2月12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致电袁世凯，请求追认孙中山批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的决定，承认其中央银行之地位。袁复电：“旧大清银行本具中央银行性质，新政府自应继续办理。”4月，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总行改成中行筹备处。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沿用大清银行总行行址——西交民巷27号；总办金邦平，监督吴鼎昌。上海的中国银行定为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总行成立时沿用大清银行旧址    

1912年12月，财政部呈请大总统，以中行发行之兑换券通行全国，规定中行兑换券在各省完粮纳税、购买车船等票、发放官俸军饷以及一切官款出纳、商民交易中一律通用。

1913年4月，财政部拟定《中国银行则例》：中行拥有经理国库、募集公债、发行钞票等特权，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1913年5月，中行致函财政部，请“通告各国银行，声明中国银行系国家中央银行，以免误会”。财政部咨请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代表：中行“实系国家中央银行”。

《申报》报道中国银行成立大会

1914年，中行仿效欧美银行，改组内部，实行总管理处制度，将总行与北京地区之间的事权分离，总管理处仍设在北京。9月，成立北京分行，辖分号、兑换所、汇兑处9个。有归绥分号，通县、海淀兑换所，胜芳、霸县、芦台、涿县、密云、静海汇兑所。1915年开设市内办事处，有珠宝市、崇文门、地安门3个办事处。1916年下属单位26个。1922年中行整顿行务，设津、沪、汉、粤四区域行，北京分行1925年改为天津分行下属支行。

中国银行拾元券（1912年）

袁世凯引发京钞风潮

1915年10月3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授予交通银行货币发行特权，导致货币发行出现二元制局面。

中、交两行发行的兑换券流通性好、币值稳定，受到社会信任。但是，由于北洋政府各派系和各地军阀互相争权夺利，连年内战，军费支出浩大，内外债台高筑。袁世凯恢复帝制图谋登基，耗资巨大，于是向中、交两行垫支借款，动用两行的现金准备。中行从1913年到1917年，为政府垫款3600多万元，交行从1912年到1916年被财政部借款2840万元，此举严重削弱了两行实力，动摇了兑换券的信用基础。

袁世凯谋士梁士诒支招儿发行不兑现纸币，以阻止两行现金外流。消息外泄，官僚政客抢先提取现金，商民跟风而上，京津掀起挤兑风潮，中、交两行难以应付。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令颁发：“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资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该两行一律封存。”这就导致中、交两行的停兑风潮，即“京钞风潮”。

中国银行则例    

两行停兑，北京市面一片混乱，商民纷纷抛出纸币，抢购商品，物价飞涨，币值暴跌。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一些政商“达人”利用币值涨落大做投机生意，风潮愈演愈烈。由于停兑令不得人心，早在袁世凯病死之前已成一纸空文。袁世凯死后，国会、政府对整理京钞意见相左，1916年开始“京钞整理”，时兑时停，银行门前经常排出千人长龙，赴京接任中行副总裁的张嘉璈见状惊呼“目不忍睹”。

京钞整理兑兑停停，1920年9月至1923年12月政府发行短期公债，中行发行定期存单，京钞整理逐见成效。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汇业务垄断在外国银行手里，为突破垄断，1915年7月，财政部批准中行报告，在京、津、沪、汉、粤五地试办外汇业务，总机关设在北京总行。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改组中国银行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时任中行总经理张嘉璈对行内机制和具体业务进行系统改革，使中国银行成为具有现代经管水平的银行，并随即大力开拓海外业务。

张嘉璈    

张嘉璈1929年5月27日至1930年3月15日出访18国。赴英商定设立伦敦经理处；赴日商定设立东京支行；赴新加坡商定设立新加坡分行；并洽定11家通汇行、17家代理行。1930年中行成立国外部，这在国内银行尚属首例。

1935年时，中国银行拥有海外分支机构19处：香港分行，下属曼谷经理处、西贡经理处、海防分经理处；新加坡分行，下属槟榔屿经理处、吉隆坡经理处、雅加达经理处、悉尼分经理处；伦敦分行；纽约分行，下属哈瓦那经理处、纽约华人街经理处；加尔各答经理处，下属孟买分经理处、卡拉奇分经理处、吉大港分经理处、仰光分经理处；东京支行。国外通汇行62家、特约代理行100家。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四分之一，发行则占全国三分之一，在国内首屈一指。

中行向海外发行公债（1913年）

支援抗战迎接新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占北平，中行北平支行惨淡经营，所辖分支机构逐步裁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东日军把中行上海分行强行改为伪中国银行总行。1942年11月，华北日军又把中行北平支行强行改为伪中国银行总行，形成两个伪中国银行总行的不堪局面。

在北平，日军指定董事会，派日本人阪谷希一任顾问。由于连年战争，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北平伪中行总行业务颓靡，1942年亏损55万元，1943年亏损10万元，1944年亏损12万元。抗战胜利后，重庆中行总行管理处派员于1945年10月17日接收北平的伪中国银行总行，12月复业，仍为中行北平支行。

抗战期间，中行倾尽实力，募集资金支援抗战。鉴于沿海被日军封锁，中行利用其他渠道，包括滇缅公路和飞跃驼峰空运，组织钞券内运，供应军需；积极参与大后方金融网建设，在西南、西北增设网点；在海外增设机构，团结侨胞侨眷支援抗战。1939年至1945年7年中，中行解付侨汇160亿元法币。陈嘉庚在《南洋回忆录》中写道：“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机构。款无论多寡，地无论多远，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

中国银行积极支援八路军及保卫中国同盟等抗日组织。1939年1月29日，周恩来等致函中行：“敝路军自奉命抗战以来，荷蒙海外侨胞慰勉有加，热烈援助，慷慨输将，予我全体指战员精神上物质上无限之鼓励与支持，更蒙贵行代为转汇，诸费清神，钦感之余，益当加倍奋勉，为国效命，以副期望。惟是前所付托收款之香港大英银行因业务关系经已结束，兹特转托香港永利行代收，以后凡属敝军信款希请掷交下列地址，不胜感盼之至。”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北平军管会接管中行北平支行，3月15日复业。11月，中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回北京。中行总管理处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业务管理局。

中行外汇兑换券（1979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银行首届董事会常务董事7人，旧员宋汉章、张嘉璈、陈光甫位列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发展成中国全球化和综合化程度最高的商业银行，在境外6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连续11年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唯一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唯一的“双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