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桥被车压翻的事故接二连三,人们都拿赵州桥来说事。 要问赵州桥高寿的秘诀,用“先天足”与“后天的保养”概括,准不离谱。即使先天不足,后天保养得好,也能延年益寿。只是纳税人要多破些财、劳些神。而桥梁文化的护佑作用,对后天呵护,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这得说说。 先不去较真儿什么是桥文化。而“知桥”“懂桥”“明白桥”“敬重桥”“会用桥”“呵护桥”……都是桥文化的内涵。对一座桥,只要知道这些方面的人多了,有了“人气”,就有了桥文化。赵州桥文化,或“赵州桥文化圈”也是这些内容通过各种载体形成的。 创新的赵州桥,就是其文化的发生、进化的源泉,尽管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赵州桥 李春在无岩层可依托的冲积平原上建赵州桥,他用了天然地基浅基础。此举若是迫于技术条件所限,而浅基础,如何应对得了冲刷?自然界对人类智慧的挑战是无情的。他成功了。他宁可增加上部结构设计、施工的难度,也要为河水让路,因而用37.02m一跨过河的大跨方案,以及空腹拱的构造。这跨度创世界记录,保持了一千多年,直到1959年,被60m跨的湖南黄虎港石拱桥赶超;而空腹拱的创新,更早于国外约800年。在信息闭塞的古代,勿谈是为了创纪录。最关键在于,“天人合一”是我们民族的基本哲学理念,遵循这一理念,他才有所创新地通过老天爷的考验。 为解决大跨拱桥施工的可行性,他又开创了组合拱券及阶段性施工法。将宽度为9.6-9m,厚度为1.03 m的整体拱券,用28片既独立又可并列一起的窄拱券组合而成,才有了灵活施工的可控性,应对季节性洪水的制约,逐年累建,得以落成。 在加强横向联系方面,在人性化设计、桥梁美学方面……都无不体现了先辈敬业和创新才智。它的结构造型,仍然是现代桥梁结构方案选型之一。 一千四百多年来,有记载的特大洪水就十一次,它都渡过了。百姓世代相传,说它是个整体圆环,大部深入土中,经得起水冲。这揣测,有其道理;而传说中的神话,则更是人类超凡的想象力。说的是一次超载荷试验。张果老骑着驴、柴荣推着车相约去检测。殊不知驴驮的竟然是月亮和太阳,车载的是五嶽名山。严重超载也没把桥压翻,不过还是留下了至今可见的驴蹄印和车道沟。这脍炙人口的神话,以板画或以民歌“小放牛”传唱开来。各地客商、行旅、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汇集与此,四方文化在此碰撞、交流。人们多以诗词、散文、纪实碑刻、美术、说唱等文学艺术载体,或融入宗教,多元素地构筑了特有的文化圈,以弘扬赵州桥和赞誉历代护桥的人们。 丰富多彩的桥文化,充实了人文环境,提升了人们的文化素质,增进了人与桥的亲和感和人气;更为大桥的后天管理、保养,创造了非物质文化的精神财富。这财富对大桥得以持久耐用的深远影响,难以量化。而桥文化圈中的“功德文化”,则更具实用性。 在我国民间,历代都传承着修桥铺路是积德行善的高尚美德,受到社会的弘扬。为桥集资、出力的人和事,都镌刻在功德碑上作为公开的档案,主导人们热心公益。可见,只要桥稍有“头疼脑热”必引起人们关注,形成舆论;有识之士、宗教界奔走呼吁、募集资金,尽快诊治。正如唐朝刘超然《新修石桥记》、明朝张居敬《重修大石桥记》所记。而对地方官员,也是政绩考核之一,何况那时的信念中还有着阴曹地府的监督,害怕“油炸、烧烤”大刑地伺候;他们不仅顾及今世的升迁,还要虑及来世的定位或分类。不敢疏忽!仅从赵州桥下打捞出的大量栏板、栏柱来看,从它的石质、不同的做工、图案的细致与粗略,都能解读出历代的修缮与投入,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事实上,在我国桥文化的护佑下,在役的古桥损毁与消失,不是因为年老体弱而“正常死亡”就是天灾或战乱。 到了明.庆隆六年,在桥南端增建了关帝阁,清.道光六年又有所扩建。赵州桥文化圈融入的宗教元素就更为浓重,其护佑的影响更为广泛。现代的承包商,在桥梁开工之际,还有请出关公的塑像举行隆重仪式的习俗。 到了近代,以1933年梁思成去考察为标志,赵州桥文化进化到了科研阶段,有了质的飞跃。这正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唐朝中书令张嘉贞所希望的。他在《赵州桥铭》中,对大桥的结构设计和耐久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赞誉为“奇巧固护,甲于天下。”;又说“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夫非深智远虑,莫能剙(创)是。”表达了他对科学研究的期盼与呼唤,启迪后辈要“深思”去“知其所以为”。 赵州桥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借助信息化,其文化加速度的演进。科学考察、专题研究、博物馆、科教片、发行邮票、“申遗”…… 但我国一些有传承价值的桥,就没有“赵老”那样的福气。因为它们缺少像赵州桥文化圈那样的护佑,命运悲惨、凄凉。仅举两例。 曾经的济美桥 就在赵县洨河之上,曾有座结构别致的“济美桥”,建于明代。解放后是文保之一。据《赵州志》载,原有桥损毁,热心的亢风出资再建,未料动工之际亢风病逝,其妻亢王氏继承遗愿,终在明万历二十二年落成。乡民为纪念她,在桥头立碑,颂扬她济世之美,故取桥名“济美桥”。不幸的是, 洨河后来改道, 桥无人过往而退役, 失去人气,只有庄稼与其相伴,没形成浓重的文化圈。在平原地区,石料奇缺,在部分人眼里它就是一堆石料。在那史无前例摧残中华文化的年代,被强拆了。 在同一个疯狂的年代,同一个地区,愚昧的人们没有敢上赵州桥“开采”石料,是因为它有着牢固的“赵州桥文化圈”的护佑;相比之下,济美桥虽然在它的文化圈护佑下,也安然度过了三百多年的风雨,但还是没能抵挡住文化革命的摧残。 另一座是我国康藏公路第一桥——飞仙关大桥。知道它的人不多。早在1950年初,为进军西藏,开始修建艰险的康藏公路。路出雅安的第一座桥就是飞仙关大桥。在缺资少物的战时,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也是我国第一座三跨连续悬索桥,并于1951年6月1日通车。刘伯承元帅在塔架正中题写“飞仙关桥”桥名;原进军西藏18军政委谭冠三将军在桥西题词;原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在桥东塔架两边镌刻有题词。 大桥于1973年退役;设计人王应荣健在;而特地从云南调来的施工负责人贾荣轩在大桥落成后就含冤去世了。 飞仙关大桥 这样一座具有人文、地域、史料价值的桥,现几乎被遗弃。媒体报道“……桥面的枕木早已不知去向,很多部件都被人偷去当废铁卖了,桥两端的碉堡面目全非,桥架锈迹斑斑,桥四周脏乱不堪……”而更令人惊愕的还有,长期以来,关于飞仙关大桥的修建,媒体几乎都按民间传说 “前苏联老大哥的援华杰作”,直到《桥梁》2010.6期发表“留在记忆中的工程师——我所知道的贾荣轩先生”一文,地方媒体才著文更正。 仅此两例可见,桥文化的缺失与后果。 回想起在对济美桥考察时,当地老人们感叹地说:“这桥是没人过了,可留在田头还是个念想!” 多么善良、纯朴的念想!他们念想着真、善、美的桥文化的回归与护佑,这也正是作为桥梁人的我们该尽力的。 (谨此向李靖森老师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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