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璐诗：外宣战线上的传奇女性

人物小传

魏璐诗（Ruth F. Weiss，1908—2006）：奥地利犹太人（后加入中国国

籍）。1932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作为《维也纳报》自由栏目记者到中国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修学旅行。在上海，她受到宋庆龄等人的影响，了解关于学生运动和中国革命的事情后，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并加入中国籍，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1936年，任成都《新闻快报》主任编辑，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1943年，在重庆期间，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为工合国际做各种对外宣传工作。1945年服务于中国福利基金会。1946年赴美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

1951年，魏璐诗应邀回到北京，并长期定居。1955年，再次加入中国国籍。曾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今中国外文局）英文专家、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等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魏璐诗长期活跃在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由于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出贡献，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和赞誉，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83年12月10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宴会厅里，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现场许多人：“感谢中国允许我在这里扎根，50年前，我只打算在中国短期学习考察，结果在这里长期扎下根来。我感到自己也是属于中国的，中国就是我的家。”这位操着一口流利汉语发言的人，就是在华长达73年，一直活跃在中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传奇女性——魏璐诗。

图片

魏璐诗（袁琳 绘）

 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

1933年10月2日，经过数日的海上漂泊，从威尼斯出发的魏璐诗终于来到中国上海。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这一次的中国之行牵动了全家人。临行前，她一边安慰自己，也宽慰着送行的家人：“你们不必担心，我此行只是作为栏目记者到上海进行为期半年的修学旅行。”刚踏入上海的她，看到了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黑暗中国。“军阀们在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相互厮杀，争夺势力范围。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到上海不久，她结识了路易·艾黎、马海德、宋庆龄、鲁迅等中外进步人士，同他们一道学习马列主义、了解中国革命的事情，并积极投入到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浪潮里。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魏璐诗积极支持抗日宣传活动，她协助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并将从国外广播中听到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及时告诉中国人民，以鼓舞抗日斗志。她积极参与由爱国学生成立的战时服务团，亲自慰问和护理在前线受伤的中国士兵。在参与抗战的每一天，她都感受到自己正和中国人民一道并肩反对法西斯主义，一道为中国的进步和自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强烈归属感的牵引下，1939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国籍。

感叹车夫的新生活

1949年夏，魏璐诗因探亲第一次来到北平。一天上午，她的婆婆准备带她去看望几位老朋友，由于婆婆腿脚不太方便，就叫了人力三轮车。坐在三轮车上的魏璐诗不由得想起1933年她刚到中国时坐过的那种人力两轮车。“骨瘦如柴的人力车夫们汗流浃背地载着富婆阔少们往返于人流之间，为了生计不知疲倦，还要时不时应付那些仗势欺人的警察们骄横跋扈的棍棒驱赶，他们活得丝毫没有尊严可谈，有的时候仿佛被畜生一样对待。”

正当旧时劳动人民悲惨的场景像过电影似的在她眼前出现时，突然一声响亮的歌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来拉她的车夫一边踏着车，一边高声唱着。她心里顿时“咯噔”一下紧张起来，觉得这个车夫也太大意了，要知道1946年她离开中国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人不能公开提到“共产党”，更别说唱这样的歌曲。为了保护车夫，魏璐诗赶紧冲着他“嘘”了一声。车夫回头冲她得意地笑了笑，对她说：“别担心，我们解放了。”她慢慢缓过神儿来，觉得北平真的解放了，古都到处充满新气象。像车夫这样的劳苦大众也能放声唱歌了，老百姓真的当家做主了。

再后来，车夫们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冬天，魏璐诗在婆婆家过完年三十，想招呼三轮车回家，居然满大街都找不到一辆，原来拉车师傅们也都在家过年。魏璐诗虽因叫不到三轮车稍感失落，但想到旧社会，那些车夫为得到乘客额外多赏的几个零钱，即便是节假日也拼命奔波，她不禁感叹道：“ 车夫们的生活更好了，更有尊严了，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只想成为一个中国人

魏璐诗很爱自己的中国丈夫，也常为自己的儿子有中国血统而感到骄傲。1946年，她跟随赴美留学的丈夫来到美国，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新闻局（今中国外文局）聘请魏璐诗担任英语专家，她欣然接受并与丈夫商量一起前往北京。但得知丈夫决定要留在美国当美国人，再三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她毅然决定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回北京。

几经周折，1951年底，魏璐诗终于回到了北京。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她，感到生活非常不便。于是，为了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从这年开始，她就不厌其烦地写入籍申请报告。一天，当她得知好友马海德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消息后，她又一次激动地写下了自己的“入籍申请”。报告里她语气诚恳地写道：“请明确我的中国籍，不要把我当‘国籍不明’人士。一天不恢复我的中国籍，我就无比痛苦。”

经过漫长执着的等待，1955年7月1日，魏璐诗终于收到批准她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消息。她喜极而泣：“中华人民共和国赐予我公民权了！我能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了，我的两个孩子像那些有中国父亲的孩子一样，也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人了，我比过去更感到自己是这儿的人了。

关爱青年的严师益友

作为外文局的资深专家，魏璐诗总是热情地帮助年轻人，不仅有求必应，还“ 主动上门”。为了帮助他们快速提高英文水平，她常常给他们上课，还无私地将一些翻译技巧传授出来。她常语重心长地对青年同志说：“ 学习外语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要多读、多说、多写，学习中要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得到帮助的年轻人都觉得她是一位难得的益友。

为了年轻人更快成长，魏璐诗更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刚到外文局参加工作时的黄友义就体会到了这位严师的“厉害”。有一次，单位请一些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专家和几位作家座谈，主题是关于中国传统婚姻观和丧葬习俗。黄友义作为单位的年轻人，担任会议现场翻译。一开始会议话题是丧葬习俗，大家谈到在中国农村应提倡火葬，减少土葬。在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是“bury”。接着，话题转到了婚姻习俗，大家谈到的关键词是结婚，因此这个话题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英文是“marry”。会议开了整整一下午，因为只有黄友义一人翻译，所以到会议下半节时，精神高度集中、大脑过度疲劳的他难以继续准确工作。几轮翻译下来后，他虽心里想的是“marry”，但从嘴里反复出来的却是“bury”，现场效果突然有些混乱。隔着几排听众，他看到魏璐诗频频摆手，嘴里大声喊着什么。现场的观众大概都发现了他的失误，但都没吭声。唯独魏璐诗不留情面，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黄友义从会场上下来，才了解到自己的口误。

后来，魏璐诗也不留情面地指出过许多人类似的错误。每每回想起这些事情，黄友义不禁感叹：她这种“厉害”对年轻的业务人员是一剂良药，对翻译人员的成长十分有利，这种看似不留情面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爱护和帮助。

外宣战线的常青树

1951年定居北京后，魏璐诗一直在对外宣传部门工作。她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做翻译以及英文、德文的改稿工作，并倡导推进了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的发行。

1964年，她开始任人民画报社的德文改稿专家。由于长期从事外宣工作，她积累了丰富经验。加上比较了解外国读者的阅读喜好和习惯，她常会直言不讳地提一些改进刊物的意见和更适合外国读者的选题，比如主张对外宣传的刊物要生动活泼，宣传内容要兼具艺术性和针对性等。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魏璐诗受到很多流言蜚语的攻击，处境艰难，但她仍然笔耕不辍，没有一天停止工作。其间，除了做好《人民画报》德文版工作外，她还完成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通讯集》的德文翻译和校对工作。从1975年起，她撰写一系列关于鲁迅思想及其著作的研究文章，在香港《东方地平线》杂志连载后引起较好的社会反响。

粉碎“四人帮”后，她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成果丰硕。除了《人民画报》本职工作外，她还为《中国日报》（英文）、《工人日报》、《中国妇女》等报刊写稿，在国外的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展现中国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此外，魏璐诗还利用出国旅行的机会，在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多次做演讲，结合她本人的感受，向外国听众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增进外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1984年5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作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魏璐诗以主要提议人之一，就中国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做好外宣工作提出了建议：“当前我国外宣工作要针对读者和听众做到‘投其所好’；改进出版物的装帧、插图、印刷和装订；采用新的电子印刷技术，缩短印刷周期，招聘、考核和训练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这份提案无疑对更好地促进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发展提出了务实的意见。

1988年，年逾古稀的魏璐诗，丝毫没有减少日常改稿工作，仍然每个月都到编辑部坚持通读每期德文版画报的全部稿件。即使到80岁高龄，她仍然每天工作到很晚。她常说：“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中国古老的文化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东西太丰富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2006年3月6日，魏璐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诞奥入中国，办报播世界。反侵一勇杰，业辉息广蓁。毕生恋华恳，庚书介华文。世界知吾事，念魏抖笔人。”这首短诗准确地总结了魏璐诗在华奉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