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看京城旧时野趣

燕不可无书而难为书，《帝京景物略》中古人曾这样感叹，北京的确是难以书写的，但又让人忍不住诉说。

山水北京城

在平原上，如果没有一个高地，那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有很多本能反应，这些不少继承自远古，一种深刻的生存记忆。比如景山就是北京城的一处高地，它并非全然人工，最早是古永定河塑造了它，至今在它附近还有沙滩的古地名。从南向北，它是紫禁城的凭依；从北往南，它是紫禁城的遮挡，有了它，你哪怕登上鼓楼，也不能轻易把大内一览无余。但它主要还是“靠山”，宫殿要有，城池也要有，北京城的靠山就是军都山。它们都在山的怀抱里。

北京城也永远追着水系走，在湖泊的周遭建设和营造，哪怕是棋盘一样的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也要给这些海子留下足够的空间脉络，以至于有斜街，有弧度，甚至中轴都有避让。无论游牧人还是定居民，都在追逐水流，依附山丘。帝王做着“海上三仙山”的迷梦，在大湖里刻意地营造和堆砌。比如白塔山，那是金帝的行宫，忽必烈的斡尔多，丘处机的道场，它是以琼华岛闻名的瑶屿仙山，辽后的梳妆台，大都的万岁山。这里藏着当年最核心的秘密。

民国年间詹布鲁恩拍摄的白塔山

城中没有山水的北京，是无法想象的，北京的确是有野趣的城市，若是从鼓楼俯瞰，向南视野所及处，景山白塔山在焉，什刹海北海在焉，山山水水，可谓自然而然又匠心独运。

人们甚至可以在市井繁华的间隙，过田园农庄的生活，所以这座城市，能够容留蒙古人和满洲人，也能够接纳西域中亚的商贾过客，更能让天南地北的农耕人民感到家园一般的归属。元大都离我们已经太过久远，甚至都无法看到轮廓，但我相信，它一定是一座多元文明丛集共生的城市，它的琉璃五彩斑斓，它的建筑中西兼容，这才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伟大的灵魂，后来明清相继，也未曾改变它的基因。

北京的精气神从未消散，无论它外在的建筑和内里的传统，遭受过怎样的摧折，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一直从容不迫，淡定平和。

陟彼景山

景山处在一个绝好的观望位置，它是北京城中心地带的制高点，是皇城的最高音，而且有别于白塔山，自明万历以后，万岁山的称号就逐渐由白塔山转到了景山，这里曾是万历为自己营造的行宫别苑，一个脱离了争斗和琐务的安乐窝。

1946年景山航拍

景山，它的范围其实是被北上门和北中门所限定了的，北上门在景山门南，北中门则约略在地安门内大街南口位置。万历当年就是用这座山做了心理屏障，屏蔽了众臣的喧闹。而乾隆对寿皇殿的重新营建，让它更超越了苑囿，变得肃穆庄重起来，“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定义。

景山和北海之间，正有一条陟山门大街，门内通往琼华岛则有陟山桥。所以，陟山门和陟山桥，虽是北海的，但意向又实在不是单单指向北海，还指向景山，甚至这个命名，应该是和景山约略同步的。而琼华岛元代叫万岁山，直到万历时，万岁山的名号才转到景山头上，景山反倒是清初才有的名字，这是清帝刻意追古以宣示正统的表现。

景山西望白塔山

琼华岛、万岁山、万寿山，这三个名字，都是金元时期赋予太液池中这座有着广寒殿的仙山的。一定也有三个名称并称的过渡时期。北京城的名称，哪怕是皇城内，也以约定俗成为多，它的命名权，掌握在频繁使用者的口中，在市井是百姓，在皇城是宦官杂役。匾额是一回事，称呼是一回事，就如东安门被叫做外东华门，地安门被称作后门，而崇文门被称作哈德门。估计直到有了白塔，万岁山才彻底和琼华岛脱了干系吧？那已经是顺治时候的事了，前朝的老宫监到康熙时还在，白头的宫人，还在对小皇帝诉说着胜朝的故事。

无论是明还是清，甚或金元，都有礼制的遵循，宫殿后是一定要有所依靠的，要么有座山，要么营建高大的后楼。在限制层高的王朝时代，登临之地都是垄断性的，意味着权威和独踞。而景山，恰恰和元大内后寝主要建筑群延春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元大都时阁借山势，追述着远古时期居于高丘的传统，抑或明代挖池堆山，使之雄踞于阁址之上，这都是引人遐想的，甚或景山一带，是否就是金代大宁宫的主体所在，都是值得探询的。

这样的人文背景下，无论在王朝的末期，还是民国肇始之初，登临此地，架上相机，抓取视野所及的壮丽景象和市井烟火，都让人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感受，这也许就是历代营建后山的用意。

在明代，景山之巅有皇帝的石座，但若要营造亭子，转为游玩，却要被谏阻，那是一种朴质的远古理念，陟彼景山时代的遗韵，靠着儒臣来弹拨。乾隆时代虽然营建了五亭，但实为五方佛之佛殿，传为京师五味神，藏着北京城的味道密码。无论如何，这是用另一种超越，强调了传统的礼制。

景山五龙亭

不惟景山，整个皇城都是这样一种帝国叙事。皇城实在是明代皇帝的私属，用以避开朝廷的纷扰，如同复辟的英宗再造他曾经避处的南内；如同武宗沉沦不归的豹房；又如同嘉靖归心安身的西内——万寿宫是他安全无忧的居所，大高玄殿安放了他的精神世界；万历则隐于景山。

他们的营造，都在身后被拆移改置，但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

大高玄殿与牌楼院

景山之西的大高玄殿，是嘉靖帝的杰构，门前曾有三座牌楼、一对习礼亭，形成一个高规格的牌楼院。南牌楼增建于乾隆，近年得以复建，明代楠木为柱的“弘佑天民”西牌楼，如今在某学校内，东牌楼与之合二为一。真是神奇，明代嘉靖帝的修炼场，清帝的祈雨之所，会有这样的变迁。历史上的北京是座实用主义垫底，象征主义高扬的城市，牌楼曾经是门户和标识，后来更多是装饰，最后只是一个美的象征。

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大高玄殿

大高玄殿东西牌楼南侧的下马牌后来不知所踪，但没了皇帝后，它还存在了好多年。最早的确是叫“牌”，因为是木质，后来改为石刻，也就叫“碑”。“至此下马”，这是一个分界，意味着不可逾越的神圣秩序，皇帝给自己，或者说人们给皇帝，环绕了很多这样的标志，形成一个森然而庄严的秩序体系。

大高玄殿前的下马碑及习礼亭

那两座堪比故宫角楼精美的习礼亭，后来也没了，被如同乐高一般拆掉封存，给挺直的马路让个位置。至于它俩的来历，向来引人遐想，也许是元大内的角楼遗构，也许是嘉靖帝的奢华供奉，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精美得令人无法不赞叹，消失得令人无法不惋惜。西边那座，在庚子国变后着了火，修缮这精巧玩具的匠人们还在，祖宗的手艺还活着，于是就修了修，一直矗立至新中国成立后。

这些精美的纪念碑式的建筑，自民国开始，逐步消失了，只剩下宽大的空荡荡的马路以及深立在沥青路面下的楠木柱子。最高规格的三牌楼、习礼亭和下马碑以及平展的石道，还有大高玄殿的第一道琉璃门，是明清帝王对道教的倾心供奉，依然是一种象征，为的是王朝的有序和天道的顺遂。它们的消失，实则是象征败给了实用。

乾隆建起的南牌楼，因年久失修于1920年被小朝廷拆除，1936年又被北平市府复建，后又于1956年被拆。为了古都风貌，2004年又被复建，那一度做了石头桌面的“乾元资始”“大德曰生”匾额重新被镶上。而大高玄殿，则以缓慢的姿态开始回归。

海上仙山

自汉代肇始，帝王的苑囿里，就有了三仙山的组合，尤其修黄老之学的皇帝，最是有这种情结。于是代代都在皇城内、宫城旁建造御苑，重要的离宫也要修这样的别苑，哪怕堆个小假山，也要凑够三个。昔日北京，三海之中，熟知的三仙山便是琼华岛、团城和瀛台，无论体量还是名气，都足以位列仙班了。

三海原本是两海，南海是明代才开，瀛台自然也没有堆出，元代的太液池就是北海和中海一带，那么问题来了，另外一座仙山在哪儿呢？其实那时还有犀山台，也就是如今中海万善殿所在，当年这里类似瀛台，是湖中一座相对分离的小岛，后来在建筑群的扩展中，犀山台同陆地相连，也就失去了岛屿的意味。所幸还有其西的水云榭，直到乾隆改建前，水云榭都还同万善殿有石桥相连，若即若离，角色模糊。后来玉桥隐去，遂成为孤悬海中的一个袖珍小岛，且立有“太液秋波”的御碑，多少有了仙山瑶屿的意味。

乾隆为何对水云榭加以改造？犀山台虽然在此时已退出“仙山”之列，但瀛台早已经补位了，为何还要造一个出来？原来，团城此时也逐渐失去了岛屿的意味，自明代起就逐渐同陆地相连成片了，如今去看，尤其从景山一路过去，绝想不到这曾是一座小岛。在凑数补景、盖章题迹方面有“强迫症”的乾隆，怎么也得凑齐三个小岛，于是水云榭就上岗了。

其实站在琼华岛上向南望，会发现琼华岛、团城和万善殿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不是巧合，而是曾经的布局。当然这是元代的排列组合，当时这个组合被称为万寿山、圆坻和犀山台，这三处很可能和景山一样，都是古永定河冲积出的高台地势，金代元代加以营造，成了御苑仙山。后来沧海桑田，仙山轮换，瑶屿进退，最后也就有了不同的组合。要从大处看，那是琼华岛、团城和瀛台，要从精处论，那是琼华岛、水云榭和瀛台。

民国初年，英国人库珀从白塔山俯拍团城及远处的万善殿和水云榭，白塔山、团城和万善殿在一条直线上。

这其中，琼华岛是无可取代的，它甚至还充当过元大内的万岁山（万寿山），这就升到无以复加的顶格了。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在金代，大宁宫作为离宫的时代，琼华岛就是西苑的核心，甚至更主流的说法是，它是大宁宫的主体所在。但琼华岛虽然重要，却不足以铺展开如此规模的宫殿群，更可能的布局则是大宁宫在景山一带，琼华岛是其西苑，充当其海上仙山的角色，只是当年有没有团城和犀山台，就不好说了。

金元明清，王朝更迭。金代的大宁宫，奠定了后日的格局，连海上仙山和万岁山都已安排好，元代做了升格、扩展和发挥，明清在继承中有所创造，但大局已定，并未有根本的改弦更张，而是在既有的框架中，做了悠远的营造和代代传承的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