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农坛民国简史

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农神之处，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与明北京城兴建于同一时期。在以后的五百多年中，历经变迁，尤其是经过乾隆初年的改造后，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格局。坛内建筑错落有致，风格独特，是南城古迹中的一颗明珠。作为一处封建时代的祭神场所，它与典章制度的制订及统治阶层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先农坛在清亡前，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中，它的祭祀功能都得以延续，并不因一人一事而中断。“辛亥革命”后，清代封建统治者所赋予先农坛的功能丧失了，暂时沉寂下来。但很快又出现在北京城的社会生活之中。

雍正帝祭祀先农坛图卷

画卷起始为一片松林，一条御道由右向左延伸。画幅上端有一处殿宇，只画出了台基和部分门窗、墙面，此处应是具服殿。画面再向左出现了众多身着朝服的官员，几十名侍卫围成半圆形，簇拥着缓缓前行的雍正皇帝。乐队队员 身穿红袍静候着皇帝的到来，钟罄鼓瑟齐备。御道拐弯通向一处高台，台上安置桌案、香炉，黄色帐篷里设供案，上置祭器。据《清史稿》记载，祭先农坛“祭品礼数，如社稷礼”，即“羊一，豕一，帛一，豆四，铏、簠、簋各二。”画卷结尾是一片茂密的松柏林和一座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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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叙了1911年至1949年这38年中先农坛的历史变迁，简单地综合一下民国时期先农坛发生的各类事件，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先农坛大略

先农坛，位于永定门内大街西侧，东与天坛相对。清末的先农坛包括先农、太岁、天神、地祗四坛，分内外坛。外坛周垣六里，北抵今永安路，与龙须沟相邻；东抵今先农坛东街，南抵南外城墙；西几近陶然亭。内坛则是今育才学校、北京古建馆及八十八中学所占范围。内坛建筑以太岁殿为主，以南依次为拜殿、具服殿、观耕台、藉田（一亩三分地）；以东为神仓院落（包括收谷亭、圆廪、仓房、祭器库等）、庆成宫院落( 包括斋宫、庆成宫、钟楼、辇房）；东北为祠祭署。以西为神厨院落（包括神厨、神库、正殿、井亭），再西是宰牲亭、山川井；西南是先农神坛。整体内坛布局此起彼伏，各组建筑按功能分别排布。出内坛南门，即为天神、地祗二坛。按清典制，每岁二月或三月仲春亥日，皇帝要亲临先农神坛祭奠神农氏炎帝，然后更衣亲耕藉田。每岁十二月或来年一月冬至前后，遣官致祭太岁神。每岁春季，尤其适逢无雨干旱，遣官致祭天地神祗二坛求雨。因此，先农坛全坛中，主要致祭处应是先农神坛与藉田。主要使用的建筑为先农神坛、观耕台、具服殿、庆成宫、神仓、太岁殿（祭先农时，有时顺道致祭太岁神）。它们构成祭农活动的主要区域。

坛门

拜殿

太岁殿

具服殿 观耕台

庆成宫

神仓院

神厨院

宰牲亭

天神地祇坛 

先农坛

民国十年前的先农坛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先农坛也由一处皇家专有的禁地，转而变为民国公有财产。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内务部接管了全城坛庙，全权处理坛庙事务。民国元年（1912年），内务部把京城坛庙旧时祭祀之器用统一移存于先农坛太岁殿及两庑中，并随即成立古物保存所，准备适时开放。同年底，内务部考虑到外城原有之陶然亭及黑龙潭由于条件所限，不能满足游人所需，故而打算另辟景点。因先农坛“取闹市中幽静，古柏参天，是世界中难得的一处游玩之地”，遂决定民国二年一月开放先农坛十天，任人观览，并届以庆祝共和周年。这是历史上先农坛首次成为大众踏足之地。

民国二年（1913年）一月一日至十日，先农坛开放十天，古物保存所也同时开放。为了进出方便，内务部在北外坛墙面对香厂处辟一便门，马车、人力车都可直抵内坛。另在太岁门（今南纬路与先农坛东街交汇处）内外新铺渣石路压实，以便游人出入。因先期在报纸上登出通告，且事先内外布置一番，故开放后游人不断。坛内外扎有大量松柏枝条做成的牌楼，上悬各处赠送的对联，内容主要反映共和后人民大众心境畅快的感受。当时坛内各处利用的情况为：太岁殿、两庑为古物保存所，院落临时改为蹴球场，古物所购票入览。观耕台于民国一年上建一八角亭，二层，木构，饰以玻璃门窗，上有一匾书“环春亭”。台西南有书画社、古物质评社、古物萃卖场、古物杂志社，展卖古玩字画。这一带还广植桃林，后每到春天时桃花遍开，是民国初年京城观桃花的第一去处。庆成宫则因庆祝民国成立周年，改作共和纪念大会先烈坛，祭奠民国烈士。宫南大空场成为鞠球场，不少青少年踢球为乐。全坛洋溢着宁和欢乐气氛。首次开放，伴以漫天瑞雪，使不少文人借景书怀。应民众要求，开放延续了几日。以后两年中，先农坛均要在1月中开放十天，免费观览。同月，为庆祝民国周年，袁世凯政府通过报界发布消息，决定在先农坛召开共和纪念大会，与会者提灯，会后燃放烟火。后因种种原因，提灯大会取消。这一件事成为当时巷尾街头议论的热门话题。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为掩人耳目，改组政府，取消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下设礼制馆，由徐世昌统领。依袁世凯命令，选定太岁殿作为中华民国忠烈祠，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后又增祭“自民国成立以来之革命烈士”。礼制馆制订了忠烈祠祭礼，规定以后每年双十节政府内务部派员到忠烈祠致祭之制（后袁世凯虽垮台，但这一制度却得以沿袭），平时由内务部进行管理。从此先农坛又具有了新的祭祀功能（先农坛忠烈祠在七·七事变后废。抗战胜利后，北平忠烈祠恢复，但移到八宝山祭奠）。同年，郑汝成被刺于上海，亦在先农坛内举行追悼会。

民国四年（1915年），基于内城已有社稷坛被辟为中央公园，而南城尚无公园，内务部决定辟先农坛为公园。作为先期准备，从避暑山庄运来一百四十多只鹿，把祠祭署空地及太岁殿西北空地改作鹿囿。内坛北门两侧直至观耕台附近，设置花圃，广植花卉。具服殿月台上搭凉棚，设茶社，并计划开办踢球场、秋千园、荷花池、电影馆等公共憩息、娱乐设施。准备就绪后，同年六月端午节正式开放，名为先农坛公园。该公园在当时成为仅次于中央公园的第二大公园。

同一时期，太岁殿两庑作为礼器陈列所亦与先农坛公园同时开放，购票观览。其内部除陈列各坛礼乐祭器外，还有旧时藉田农耕器具。该所虽归先农坛公园管理（后转归管理坛庙事务所），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参观处一直存在了很长时间。同年下半年，内务部典礼司成立坛庙管理处，亦称管理坛庙事务所，办公地设在神仓院落。该所一直到1950年才停止工作。这时，坛内的情况是：太岁殿为忠烈祠，两庑为礼器陈列所，神仓为管理坛庙事务所，具服殿为先农坛公园事务所。其余各处任人观览。

同年九月，督办京都市政公所在先农坛太岁殿院落举办京都市国货出品协会，意借此会宣扬国货，抵御舶来品。十天会期观众如织，中学生们甚至在雨天还有组织地前来观看。为鼓励参观，大会向游人发放纪念品，举办音乐演奏，夜间延长开放时间，燃放烟火，放映电影，甚为热烈。

民国三年底至四年初，外坛北部的坛地由商人承租，开辟城南游艺园，也称城南游艺场。园内设有茶社、饭馆、戏楼、酒肆、杂货摊、足球场等。由于南城偏僻无平民消闲之所，故而城南游艺园与香厂的新世界一起颇为人注目，车水马龙，着实热闹了几年。四年，袁世凯政府为了募捐，委托新华银行发行有奖储蓄彩券。因城南游艺园地域宽广，商贾云集，故选定此处为发售地，并于此进行了三届抽签，一时沸沸扬扬。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内务部典礼司改称礼俗司，坛庙事务所仍归其管辖。

民国六年（1917年），为纪念先农坛公园开园日，公园与新华银行一道筹划燃放烟火，并借此发售有奖彩票。先农坛燃放烟火成了坛内诱人的一项观赏节目。这年，内务部经与督办京都市政公所商议，决定划出北外坛另辟城南公园。

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又因两园并立管理不便，遂又决定把先农坛公园并入城南公园，民国八年（1919年）则正式合并，统称城南公园，但平民也俗称“先农公园”。

民国八年（1919年）夏，由京都市政公所出面，在城南游艺园南（今北纬路中学北门附近）招商建欧式四面钟一座，成为坛内继观耕亭后又一新景致，“成为五陵年少闻香逐臭之处”。而作为外坛门之一的太岁门，由于附近兴建市场之故，在民国六年至八年间被拆除。

民国九年（1920年），内务部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收回城南公园所有权，成立先农坛事务所。但对外仍习惯地保留了城南公园之名，先农坛仍以公园名义开放。

民国九、十年间，京都市警察厅借先农坛之地，在太岁殿西北及神厨院落，开设警察训练所，太岁殿西庑也一度作为训练所使用。当时，京都保安警察第二队驻此，一直到北伐结束。

在先农坛作为公园之前后，坛之周围已有了变化。外坛北民初有一新世界娱乐场，建在香厂，仿上海大世界而建。因民国四年游艺园开业，颇受影响，随之营业状况江河日下，后关闭。，外坛东及东北，是天桥平民市场，为下层人民去处，小商贩云集于此。民国初年，那里地势低洼，雨季积水成泊。民国六年，有人组织力量整治此地，并于水心建一亭，置商业买卖于此，名曰：水心亭。亭南植稻，莲花，亭北西东三面环有三个木栅水门，舟船可通行，有警察把守售票入亭。亭东岸是茶棚饭肆，每至夏季游人多汇集于此品茶。水心亭一度成为与什刹海齐名媲美的消夏处。外坛东南则成了行刑场，常有好事之人前去观刑。总的来看，民国十年前的先农坛，是在经历一个由专制专享向民有民享变化的过程。这一时期是先农坛在民国时代有了新的长足发展的时期，是先农坛沿革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

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的先农坛

民国十年（1921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是北京近代史中颇为纷繁复杂的时期，其间经历了段祺瑞执政府、阎锡山军政府及张作霖军政府，及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结束又归南京国民政府等几个阶段。由于军阀混战，民生艰难。随后国都南迁，又给北京工商业及社会生活带来消极影响。这一时期的先农坛，也由前一时期的繁荣，开始走向衰落，并在布局上有了很大变化。

民国十年，一个美国杂技团由沪来京演出，其成员巴尔经城南公园准许，在先农坛上空作飞行表演。此事成了一段时间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民国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内务部由于经费拮据，故而开始把外坛空地租、卖给平民商人使用，例如西外坛改成了菜地或种粮，致使大量古树被砍伐作柴薪或寿材，造成外坛景观的大规模破坏。

民国十三、十四年间，庆成宫三座门以南的大片空地被改为市立体育运动专科学校暨公共体育场。而庆成宫则为北洋军驻扎。

民国十四年，北洋军阀一度进驻太岁殿院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观耕台西建立了中山倶乐部。

民国十四至十五年，内务部逐步拆去北外坛墙，随之大量居民移驻北外坛。这以后，在原坛墙东北角处先后有了先农市场、城南商场、惠元市场、天丰市场等，并向原坛墙内空地扩张，甚至北外坛内不久就有了一条名为“福长街”的街道。至此，城南公园实际范围仅限于内坛及外坛南部，而公园事务所（先农坛事务所）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坛庙事务所逐步接管了一切。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具服殿改为“诵豳堂”，以志纪念古人重农从本的思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沈瑞麟题了匾额，并撰联曰：民生在勤务滋稼穑，国有兴立庇其本根。

民国十六至十七年间，内务部礼俗司坛庙管理处正式称为管理坛庙事务所。该所由于经费紧张，不得不采取拍卖坛内鹿只、伐树卖薪等办法，以勉强维持运作。

民国十七年始，内坛空地也大量出租，如原鹿囿、神厨、天地神祗坛、藉田址，甚至坛庙所东部的狭小空地，都用来办鹿场、蜂场、兔场，或种菜蔬等。但因驻军专横、经营不善，时常倒闭。众多商号，如坛内茶社饭馆等，日益难以为继，游人愈发减少。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内政部接管坛庙事务所。由于国都南迁，连年战乱，经济疲惫，城南公园运作更为困难。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发布“神祠存废标准令”，彻底废除先农、太岁、星辰、山川等之祀。但为了纪念先农这位对民族有功之人，遂决定以原阴历三月亥日耕藉田，改为民国植树节。民国十九年，首届植树节奠礼即于先农坛内举办。

民国十八年，先农坛外坛墙除局部外，全部拆除。同年城南游艺园发生大罢工，经营陷入困境；十九年，游艺园停办。外坛逐渐变为杂居地。

民国十九至二十年间，东北军之一部暂时进驻先农坛。“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军一〇五师便长驻先农坛，占太岁殿院落及庆成宫为军营，民国二十五年时驻军改具服殿为司令部。军队的驻扎，给城南公园的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许多景点不准游人进入，还给坛内古建造成不小的破坏，时有门窗被拆作柴薪事件发生。

民国二十至二十二年期间，时有学校团体借先农坛举办游艺会，义演募捐，为走向衰落的公园增添了几分活力。民国二十三年，北平市春季运动会在庆成宫南公共体育场举办，致使沉寂的公园有了一阵喧闹。

这一时期，民国初年的观耕亭及四面钟均已毁坏，坛内其它古迹，有的成了“土墟”，有的破旧不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坛庙事务所对全城坛庙进行了调査，对先农坛状况表示担忧，提出了解决办法。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决定把管理坛庙事务所下归北平市管辖。根据先农坛的情形，北平市文物管理实施事务处（隶属北平市公务局）招标先行修整了内坛西墙（当时该处制订了北平市文物建筑整修第一期工程计划，先农坛内坛西墙在该计划之内）。嗣后，事务处、坛庙所参与了北平市政府秘书处主持编纂的《旧都文物略》一书的工作。

旧都文物略

同年，先农坛内坛北墙下出土了一件在当时京城文物界颇为轰动的文物— — 刻有乾隆帝御笔“皇都篇”的石幢。当时坛庙所曾决定移至北内坛门内甬道旁供人观览，后因经费问题一直存放于原地。“皇都篇”石幢后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其已成为先农坛内最有价值的文物。

综观这一时期，先农坛是一个不断衰落的过程，外坛的废去，内坛空地的出租、新建，古建的毁坏… … 。到“七· 七”事变前，整个公园与民初的情形已无法相提并论。事实上，公园已经名存实亡，那个时代形成的布局，一直存留至今。

民国二十六年后的大致情况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先农坛虽仍以公园名义开放，但游人寥寥，依靠门票及坛地租金收入远远不够支出所需。伪政权北京特别市公署成立后，坛庙事务所依旧是其直属机构，但办公地由先农坛神仓移至安定门外大街。

沦陷期内先农坛的情况，缺乏史料记载。大致情况是：太岁殿西庑及神厨院落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相交时期，作为伪政权巡警教练所使用。先农神坛西一带为日军养马处。日军还于坛内建造些日式小楼，并在市体育运动专科学校前成立汽车修理站。

1945年后，先农坛又恢复了旧态。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国家经济崩溃，人心慌慌，人们无心游览先农古迹。虽然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也曾计划整修全坛，终因资金原因搁浅。故而先农坛在默默无闻中走完了它作为一处公园全部历程中的最后四年。

1949年后，公园废去，先农坛逐步成为北京育才学校及其它几家单位之共同使用场所。

在关注先农坛民国沿革史时，不能不提到李升培。李升培，江苏吴兴人，民国初年于北洋政府内供职。北伐时期，北京政局先后由阎锡山、张作霖把持，李升培这一时期青云直上。1 9 2 7— 1 9 2 8 年，任张作霖军政府国务院内务部礼俗司司长。这时期，李升培主持编写了《天坛古迹纪略》及再版的《先农坛古迹纪略》。其中，《先农坛古迹纪略》是民国时代专述先农坛的唯一一部书籍，篇幅虽甚少，却记叙清楚、明了，可靠性强，是先农坛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此外，自1 9 2 8 年6 月至北京转归南京政府，李升培兼任代京兆尹，是为中国历史上作为京兆尹的最后一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