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梁从诫：求学时代

▲  本文作者周清澍与北大历史系同学合影。后排左起：徐寿坤、萧良琼、周怡天、那向芹、周清澍。前排左起：孔庆臻、梁从诫、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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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期，我和梁从诫真正同学的时间只有两年，但一同被调出学习达一年半之久，从同班发展为朝夕相处、同出入共学习的真正二人“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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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清澍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刘小磊

梁从诫（1932-2010），同学们都叫他小梁，叫惯了，至老仍想不起改口。小梁绝顶聪明，没想到患了老年痴呆症。大学同班同学里，小梁比我年龄小，没想到竟先我而去。苟存于世的我，常怀念起这位七十年前的亲密同窗和好友，对他多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与他多年的交往，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今年是他九十岁冥诞，决心用文字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他的纪念。

1

俄文翻译班

大学四年，我们同学实际只有两年，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三校合并后，他来自清华，我来自老北大。我们同住在新建的十斋简陋宿舍里，一大间能住24人，中用两堵上空的隔壁分成三间，每小间四张床住八人。我俩同住靠外近门的小间，我睡窗户边靠外双人床的上铺，他睡对面窗边靠里的下铺，躺在床上可以随时聊天，从此逐渐建立了友谊。

1953年春，在开学数周后，我俩接到学校的通知，要调我们到新成立的俄文翻译班学习。各系被调人员集中到临湖轩，听教务长周培源先生的报告。他通知我们，为了适应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政府计划向苏联聘请大批专家到高等学校授课，北大计划聘请18名，其中历史系有世界近现代史和亚洲史各一名，每位应配备专业翻译一人，所以历史系调出我俩去突击学习俄文，要求速成培养俄文四会的专家翻译。

计划中凡配备专家的各系，都从三年级学生中抽调人员参加培训。学校按专业创办了若干个俄文翻译班，除本校学员外，还有为外地准备聘请苏联专家的大学代培翻译的任务。学校为此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历史专业仅有五人就单开一班，从俄文系三年级同学中抽调张志斌、蔡恺民担任我们的教师。张、蔡本是我俩同届同学，教学之余，相处得很融洽。张志斌全面负责到结业为止，他身材又高又胖，西服革履，外号“张胖”；蔡恺民梳两个上翘似刷子的小辫，外号“Щётка”（俄语：刷子）；我们没有师生辈分的顾虑，小梁和我径呼他们的外号。另一位俄四的女老师代Щётка教我们最久，可惜已忘记她的姓名。

俄语翻译班同学合影。左起：诸光明、徐连达、某某、张志斌、周清澍、李祚焮、梁从诫。 （资料图 / 图）

进入练习听、说阶段，增加一位俄罗斯女老师教会话。又请原清华历史系的葛邦福教授（Иван Д. Гапанович）用俄文讲历史课，训练我们的听力。葛教授选苏联的中学历史课本为教材，记得他讲的第一课是“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

历史专业除我俩外，另有两人来自复旦大学，一人来自武汉大学。复旦派来的诸光明原是俄语系将毕业的学生，基础最好。我已学大学俄文三年，小梁学了两年，也算基础较好。复旦的徐连达和武大来的李祚焮干脆从未学过俄语。起初20天，结合听课、读原文《联共党史》，要求熟记两千单词，平均每天记一百以上，有的生词对我已不生，所以记起来并不费力。 

到了练习听、说阶段，小梁很快就显示出他的优势。他曾对我说：“我的英语是从小在家中听多了，日常的话很自然地会听、会说。现在听人说俄语，只要是我学过的，立刻会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夹杂着个别没学过的生词，我也能猜出来。”而我却苦了，即使是学过的课文，通过别人念出来，根本听不出是什么意思。会话课也是如此，会话内容本来熟悉，但听不出老师问的是什么，我也就不知该回答什么。开始练习口语，小梁即能应对自如。哲学系和中文系各调出一人，有时也同我们一起上课，他们都是广东人，不会发俄语ц、ч、ш、щ等齿音。小梁是从未到过广东的广东人，熟悉粤语的特点，将一句北京口语“自己炒鸡子”写在黑板上让他们二人念，结果令人笑得捧腹。俩广东同学学俄语因此比我更惨，发音不准，连记生字都有困难。

翻译班同学在北海游玩。左起：诸光明、徐连达、李祚焮、梁从诫、周清澍。 （资料图 / 图）

翻译班本来计划暑假期间继续学习，由于学校接到通知，原计划聘请专家的规模已经缩减，历史系的专家等一年后再说，因此我们同全校的同学一起放了暑假。假期中我参加了在天坛举办的国防俱乐部射击训练班，回到学校时，小梁急忙找到我，说有事同我商量。原来是哲学系下学期有苏联专家要来，而原来参加翻译班的同学又无力胜任，系主任金岳霖先生想让小梁到哲学系担任翻译。小梁当即表示，如果要调他，希望同我一起调，因此急等我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心想如同意调到哲学系当翻译，专业也就得改学哲学，我自知平日不善于抽象思维，不是学哲学的料，因此不同意调走，他也就决定随我留在历史系。

2

在马列学院

四年级我俩又回到原班学习，开学不久，马列学院聘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任务是为本院历史教研室的教员授课，由于只有五人听讲，因此室主任胡绳同志欢迎北大派人去听课。北大历史系领导考虑到今后仍将聘请苏联专家，不如让我俩到马列学院学习，一面充实业务，一面听听专家的俄语，为将来当翻译做准备。除我们两个学生外，系里又让教世界近代史的张芝联副教授、亚洲史教研室的李克珍先生一同去专门学习。此外又让陈庆华先生以及九位较年轻的教师参加旁听。系里再次免除我俩随班学习的课程，全力投入马列学院的学习直到毕业。我们同学只有两年，但一同被调出学习达一年半之久，从同班发展为朝夕相处、同出入共学习的真正二人“同窗”。

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同其他苏联专家不同，心知自己用俄语讲课，由翻译机械地转译一次，会成倍地耽误时间，不如干脆不讲，而是每周事先将讲义印发给大家学习，然后由大家提问题，每周五下午由专家集中解答，在问难释疑的过程中更有利于师生沟通。约三四周又安排课堂讨论一次，讨论的内容是所学这段历史结合一部相关马列原著（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由他出题，三校（马列学院、中央团校、北大）参加学习者各领一份，每校都要准备所有问题，而每人又至少准备一题。所以到讨论时，每题有三人做了充分准备，谁先发言就是主讲，其余二人可补充和质疑，其他人再加入讨论，专家从中插话启发，讨论就深入了。这个讨论班不同于以往我们同学中的课堂讨论，北大去的人，只有我俩是学生，李克珍和参加旁听的刘克华、张广达、夏应元等是专攻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师，张芝联先生还是世界近代史的授课教授；马列学院方面，五位教员虽不能与主任胡绳同志相比，但都是有教学经验的老干部。小梁口才好，反应快，课堂讨论正发挥他的所长，很快就适应了。而我向来拙于言辞，在大庭广众中发言结结巴巴，往往令人不知所云。我采取一种笨办法，从周一收到讨论题时，就将有关参考资料借来，一面阅读，一面按题作文，一篇十来分钟的发言稿，直到礼拜五下午参加讨论前才杀青。临到发言时，我就目不旁视地照稿念，总算应付过去。轮到下次准备，已能提前半天或一天，长此以往，我终于能迟至周五上午拟几条提纲，到下午讨论时脱稿面对众人发言了。

我们1953年下半年学的是世界近代史，1954年上半年学的是世界现代史，专家的讲义先由马列学院内部印行，然后由高教出版社出版。尼基甫洛夫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对我们是有益的。课程结束时的口试非常隆重，选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教室中，上首铺白桌布的桌子后面，除专家外，还端坐着副院长杨献珍。当时的观念，认为北大的老教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最崇拜的是陈伯达、杨献珍一类的党内理论家。一次杨献珍到北大演讲，不仅在讲演过程中，甚至上下讲台时，大家全体起立以整齐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致敬。没想到今天监考的人是他，我一时慌了神，本来熟悉的内容竟答不出来。

在校内学习时，凭死记硬背，笔试成绩我胜于小梁，但马列学院这种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立即显示出他的优势。他曾自豪地对我说，某个长辈曾肯定他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说话能表达清楚；二是写字虽不能说书法多么好，看起来是端正的；三是写出的文章能表达清楚。据我同他交往的体会，实际情况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评价，这也是我深感自愧弗如的。

1954年全国第一次投票选举基层人民代表，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合影。前排左起：俞旦初、周承恩、梁从诫、郑振香、周清澍、姚义山。后排左起：龙盛运、王文定、杨人楩、宿白、徐如、田祖铭、翦伯赞、齐文颖、周一良、徐连城、殷叙彝、陈慧、李仰松。 （资料图 / 图）

到马列学院上课，小梁有自行车，我搭公共汽车不能准时到达，他将自用的车借给我，回家将他父亲一辆进口车取来自用，从此我俩都能骑自行车在校内外同出同进。我由于鞋不合脚双足磨出鸡眼，进城到协和医院动了手术，返校途中走了一段路，缝合的伤口迸裂，感染了破伤风，双足肿疼不能起床，连上厕所都靠他背来背去，迄今我仍难忘他对我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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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子成婚

凡知梁从诫其名的人，无不知他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他从出生起，父母并没寄希望他学文科，给他起名“从诫”，就是寄希望他同父亲一样，追随北宋《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长大后成为建筑家。而将继承祖父饮冰室主人以文章名世的任务寄托给他姐姐，起名为“再冰”。小梁不负父母所望，从小已培养起对建筑学的兴趣，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是建筑系，由于考分不够，被历史系录取。我印象中他对历史专业并没全身心地投入，在规定学习以外的时间和周末，他正忙于谈恋爱。

他的女朋友周如枚是周培源先生的长女，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与小梁可谓青梅竹马，由于常来找他，因此同我们熟悉也成为朋友。临毕业前的某天，有人通知我，今晚小梁结婚，我们全班都参加。我当时纳闷，我俩成天在一起应付马列学院的学习，怎么一无所知，而且婚礼在野外举行？这是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镜春园一处旧亭榭的废墟成为婚礼礼堂，新郎、新娘并坐在废墟中仅有的石长凳上，同学们则围绕着席地而坐，外号“孔老二”的孔庆臻充任司仪，宣布婚礼如仪，大声喊道：“奏乐。”我正感奇怪，外号“老八”的王文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架破手风琴，咿咿呀呀地拉起来，虽然不雅，总算能听出是什么曲子。更奇怪的是，参加婚礼的人只有同班同学，没有双方家长和家人，没有女方朋友，也无所谓洞房。礼毕我们一起在月光下绕着未名湖游行，走了一圈，他俩让我们先回，自己留下来再享受湖光月色，深夜小梁仍回到宿舍，如枚则回到周家。

我头脑反应迟钝，过了好久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是奉子之命成婚，后来孩子出生，周家在燕南园住所正房后面一排放杂物的配房中腾出一间供他们二人和孩子居住。从此，我因同小梁往来也成为周家的常客，我们临毕业时，小梁向周家提出请同班要好的同学到家中聚餐，周培源先生说：“我家保姆做的菜不够请客水平，你得去请金爸（岳霖）的厨师来帮忙。”由于得到周先生的支持，我们不仅在周家饱餐一顿，而且还见识了金家厨师的手艺。

梁从诫之子梁建（后改作鉴）。 （资料图 / 图）

不久，他们的儿子梁建（后改作鉴）降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他曾将孩子一张四寸照片送给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相册中。他还开玩笑式地对我吹嘘：“我祖父是广东人，祖母是贵州人，母亲是福建人，孩子的外祖父是江苏人，外婆是东北人，没有一个同省的，所以我和我的孩子都是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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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的家庭

小梁的祖父梁启超是近代著名人物，学历史的更是无人不晓，小梁当时思想上非常革命，连孙中山也不抱敬意，更何况所谓改良主义者，因此很少对我谈梁启超的事。我曾听说梁启超十七岁中举，深得广东乡试主考官、内阁学士、贵州人李端棻赏识，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的艳事，这就是小梁所说的贵州祖母。1955年初，中华书局重印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书局送给家属不少书，他就将两书转送给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架上。《清代学术概论》当时我还认真读过，后来我从世界史转而学中国史时，这本书中的知识对我颇有裨益。

梁启超不仅在政治和学术上影响巨大，而且还创造出一种“新文体”，“笔锋常带感情”，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前曾风靡一时，影响一代人，其中就有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毛泽东。因此据小梁说：梁思成先生初次面见毛主席时，主席首先就提到他的父亲，按旧习惯讳称其名，而是称呼其号“梁任公”。

小梁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父母。大约在我们大学毕业前后，梁思成先生因病住颐和园疗养，有时在户外绘画写生，我们去游泳时碰到就上前打招呼。林徽因先生我只随他去清华园家中见过一次，她目光炯炯有神，但因身体不好，面容清癯，颇显病容。她性格开朗，说话很随便，没有难以接近的感觉。一次小梁从家里回校，说他妈今天特别高兴，对他嚷：“梁从诫，我最近收到好多稿费，我要请你的客！”我从来没听说母亲有请儿子吃饭一说，他们的家庭关系可能受西方的生活方式影响，已完全没有中国人传统的长幼有序的老套，直呼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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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给我们作报告

小梁从小已懂得父母对他的期望，对建筑有深厚兴趣，尤其是梁思成先生宣传城市建设应保存民族历史遗产、现代建筑民族化等主张，他都娴熟于胸，并随时向我们宣传、解释。

有一次他自己将父亲请来为我班同学作了一次报告，内容是当前北京城市建筑中存在争论的三个问题。梁先生对面临的矛盾都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而且将自绘的设计方案张贴出来进行讲解。

其一是保护北京城墙，主张拆除的理由是城墙妨碍交通，他说可通过在城门两边开豁口左右通行的办法解决，并建议城墙应由政府统一管理和开发利用，将城墙上面联贯起来，建成一个环绕全城的城墙公园，不仅为市民开辟了休闲去处，而且是世界上独有的城市胜景。

其二是保护东西四牌楼，所谓“东四”“西四”，就是在十字路当中原有面向四方的形如口字的四个牌楼，这是一种罕见的古建形式，也是市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因现代交通发展，四个牌楼竖在十字路中央，势必妨碍车辆通行，故市政府准备拆除。他也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四个牌楼原样不动，而是将十字路四角铺面拆除，在四角各建一条与牌楼风格相配的路边走廊，走廊后再建同样民族风格的铺面，车走四牌楼和走廊当中新开辟的环形马路，四个牌楼变成街心公园中的一景，并不影响交通。

其三是当时备受指责的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有人说：高层建筑搞个大屋顶，在下面根本看不见，完全是浪费。他展示一幅他设计的高二三十层的楼房，他将全楼分成三截，每一截从楼内伸出一个裙边似的屋檐，屋顶也不是全部覆盖，只是伸出形似屋顶的屋檐。所以他宣称现代建筑高楼大厦同样能采取民族形式，也能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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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更崇拜妈妈林徽因

小梁在言谈中，似乎更崇拜妈妈林徽因。他以母亲是国内罕有的女建筑学家而自豪，并向我介绍她的事迹。抗战前夕他父母同去五台山考察，由于他妈是天生的远视眼，在佛光寺远远看到梁上有字迹，因此才设法爬上去查看，认出是唐代的题记，从而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一座唐朝木结构建筑。天坛的祈年殿，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古人崇拜自然，天是至高无上的，他妈曾到上面考察过。这对女人来说，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她很得意，自刻一私章“曾登祈年殿顶”。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母亲参加国徽设计，也是小梁引为自豪的事。当年才17岁的梁从诫背着父母也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应征。他的设计从全国应征的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作为最终候选的38个方案之一。当时这38个方案曾编印成集，他还一直保存着。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 （资料图 / 图）

可能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把新月派说得很臭，小梁很少提及作为文学家的林徽因，甚至对同学们说她是“腐朽的新月派诗人”。可是在我俩专攻世界史时，小梁大夸其母的世界史知识如何丰富，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知识比她还差得远。他多次向我介绍上世纪30年代梁家的沙龙，力推他母亲是主角，大批男士围绕着恭听。来的客人有两类，一类是钱端升、陶孟和、张奚若等政治学学者，谈话内容多与政局有关，有谁荣升、有谁下台之类；一类是金岳霖等不问政治的人，谈话的内容属另一类。他还用嘲笑的口吻说他父亲，一会儿在这一堆人中听听，一会儿又跑到另一堆人中听听，尤其是那些人谈政局内幕，他又不懂，仍傻呼呼地在旁恭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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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爱情故事

电影《人间四月天》的上映，所谓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喧嚣一时，的确如梁从诫驳斥的那样纯属编造，本来是妈妈写给爱子的诗竟变成了爱情诗。早年林徽因在英国认识徐志摩时，还是十五六岁的小孩，而徐则是有妇之夫。林回国后，很快就同青梅竹马的梁思成要好了。小梁并不避讳谈他父母的爱情故事，他在清华上大学时，看校门的老工友曾对他说：当年梁思成在清华念书时，林徽因住城内，“你爸每到假日就骑着辆汽驴子（摩托车）进城找你妈去了。”小梁还笑话他父亲，头次到林家等候会见时，竟然在客厅头下脚上地拿大顶。

至于徐志摩，他说徐曾经确有给他母亲不断写信的事，而且那些信就由他收藏着，母亲去世后才被他烧掉。他认为，徐志摩把他母亲诗化了，他爱的是诗化了的林徽因；而林徽因只是欣赏徐志摩的诗，并没有爱徐志摩这个人。他们两人并无什么恋爱故事。1931年11月，徐志摩搭乘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准备参加当晚林徽因在北平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因空难丧生，社会上更因此渲染他们有所谓爱情故事。

老清华人都熟知该校元老“三孙”（金岳霖—龙荪、陈岱孙、叶企孙）终身不娶的故事，我就是听小梁告给我的，前二人的爱情故事还涉及他的母亲和岳母，他并不否认和避讳。由于媒体和文艺界不熟悉这些学界重要人物，只知道一些作家、诗人，所以就热衷于炒作徐志摩那些子虚乌有的事。其实在林徽因婚后，徐志摩只是她的朋友，也是梁思成的朋友。我听人说，在徐逝世数十年后，梁思成一次夜间途经沪杭铁路的硖石站，想起已来到徐志摩的家乡，还特意下车在站台上遥致祷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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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劝阻梁思成续娶

金岳霖先生与他家的关系却是小梁主动向我介绍的。金老曾与林徽因有过情感纠葛，小梁也不否认。报刊上有人提到小梁称金老为金爸似乎另有寓意，实际上，老清华教授们的孩子，对长辈不称伯伯叔叔，而是称某爸，如称金岳霖为金爸，周培源为周爸，陈岱孙为陈爸等等。金岳霖与他父母的关系并没因此发生隔阂，而是终生光明正大交往的好友。在他母亲和父亲去世后，金岳老与梁家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去世为止。

1955年林徽因去世后不久，小梁告诉我：他父亲又要续娶了。原来梁思成在颐和园养病时，城里有一群初中少先队员到颐和园过队日，在园中看到他在绘画，得知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后，出于青少年对科学家的崇拜，他们也不再游园，而是围着他访谈。此后，一位较大的女孩常来探望他，不仅逐渐熟悉，而且产生感情并愿意嫁给他。金老得知，将小梁找来告知此事，并提出他的看法。首先应理解父亲，老年人也需要一个老伴；但他不能与这位女孩结婚。因此金老建议小梁和姐姐带着孩子回家去劝阻父亲，如果不行，再由他亲自出马。此事经小梁姐弟劝阻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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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的亲戚们

北大校园中还有不少梁家人或亲属，他们的关系也大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亲戚。他最亲密的长辈是小姑母梁思庄，时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我们去马列学院上课必出西校门，路上常遇见她。先是他高喊：“梁思庄同志，你好！”接着姑姑回应：“梁从诫同志，你好！”他们家人之间已彻底革命，互称同志，不分长幼，直呼其名，我在旁忍俊不禁。他的叔父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去世后，他的婶母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负责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哲学系的教授和生物系的教师中有名字与他祖父和父亲同辈的人，得知是他的叔祖父梁启雄和堂姑。

一次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他对我们大学同班又同是世界史研究生的齐文颖开玩笑，称呼她“大表嫂”，我只听说齐文颖正同农科院一位姓周的谈恋爱，却没想到是他大姑母梁思顺之子。梁思顺是中国最早留学日本的知识女性，中央文史馆成立时，她与康同璧以康梁后人和才女的身份同时被聘为馆员。1957年9月初，齐文颖结婚，婚礼在俄文楼小礼堂隆重举行，我才初见这位仪表端庄的老太太。正是在这晚，我见到新调来的党委书记陆平。周一良先生也出席了婚礼，就在此婚礼上向我宣布调往内蒙古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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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家思想影响甚大的一件事

小梁从小就显示出能言善辩的才能，他曾对我说起在燕京大学附中时的故事，由于他那一届高中停办，准备将他们转入城内中学，学校举行欢送会，代表留校同学致欢送辞的是下一班的张研彬，也就是我们后来的大学同班张磊。他们对校长不满，想趁离校之机发泄，在张磊致辞结束，宣布一项原来没有的议程——被欢送的同学代表梁从诫讲话，并事先和同学们约好，当他讲到讥刺和攻击学校领导时就做某种手势，同学们立即热烈鼓掌。小梁这次恶作剧使燕大附中的领导猝不及防，弄得非常狼狈，但他在同学中却成为受崇拜的偶象，据说粉丝中就有后来的夫人方晶。

当解放军包围北京城时已进入西郊，曾派人到清华园梁家，要求梁思成先生在地图上标示应该保护的古迹，以免必须攻城时遭到破坏。这事对梁家思想影响甚大，从此他们坚定地拥护共产党。小梁在中学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因此他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就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曾自豪地对我说：1949年开国大典，是由他担任指挥，引领着中学生的洋鼓洋号乐队通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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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留校

初入清华历史系，他是唯一的团员，出任文、史、哲三系的团支部书记，院系调整后我班的团支部和文科研究生总支书记都是他介绍入团的。可是他转入北大后，由于他往往锋芒毕露而不喜循规蹈矩，再也没担任过干部。

当年我们大学毕业全由国家分配，根本无所谓自由选择或自谋职业。全校毕业生聚集行政楼礼堂，由高教部综合教育司司长逐一点名宣布工作地点和单位，然后就各奔前程。

根据国家计划，仍准备从苏联聘请有关世界近现代史和亚洲史的两个专家，派往北大历史系培养研究生。系里仍按原计划让我俩一面学习一面准备担任翻译，因此他定为世界史研究生，我定为亚洲史研究生。入学数周后，高教部取消了历史系聘请苏联专家的计划，研究生改由本校教授指导。

历史系研究生有留校的十二人，从外校分配来四人，加上外校派来进修的七八人，单独成立研究生班和团支部，二十多人生活学习在一起，其乐融融地度过了青年时代最美妙的时光。

研究生阶段我们已分在不同专业，学习业务上很少联系，只有一门文史两系研究生的共同政治理论课——哲学，由哲学系汪子嵩先生讲授。汪先生认为我们在本科已学过这门课程，因此他决定以讲课为辅，采取以读原著为主的方式。头一年学唯物论，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每周集体讨论一次，要求联系实际，小梁当然成为课堂讨论发言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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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胡适和顾颉刚

1955年开展批判胡适、胡风运动，研究生同学集体讨论时，小梁活学活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将它用在批判胡适上。大家认为他的发言不错，推举他到中科院召开的“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第一次讨论会”上宣讲，得到主持会议的刘大年同志的欣赏，当即将他的发言稿要来放在他负责编辑的《历史研究》发表。(《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歪曲历史》，《历史研究》1955年第三期）小梁将抽印本送给我，还卖弄风雅，记时为“岁次乙未孟秋月”，采用仿古形式；地点则用我俩偶然从北大西校门发现的门牌“篓斗桥一号”，就用上这个谁也没听说过的地名“篓斗桥”代替北大。

梁从诫批判胡适的论文抽印本。 （资料图 / 图）

这次会上发言的年轻人除小梁外，还有我们同班留校当助教的王承祒，他们的言辞激烈，除了批判对象胡适外，也捎带到与会的顾颉刚先生。近年出版的顾颉刚先生3月5日的日记，提到他作了题为《考据学的反封建性》的发言后，结果导致“与会者闻之大哗”，“群起而攻之”。这些“大哗”者就是我们这批北大研究生和助教，当场闹得顾先生非常难堪和紧张，刘大年同志连忙去进行安慰。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是“左”得愚蠢和可笑。

梁从诫等人的论文发表后，7月16日顾颉刚日记又记：“读《历史研究》中范文澜、蔡美彪、梁从诫三文，渠等批判胡适，均联及余，为之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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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代的集体生活

每逢夏季，历史系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进修教师常到颐和园游泳，开始是在十七孔桥侧的指定游泳区，接着会游的来回在排云殿和龙王庙之间横渡，后来从东堤的知春亭纵渡到西堤的玉带桥。久之形成我们共同爱好的集体活动。

大学时代大家都很穷，有时玩得高兴也买点零食，往往是小梁吵着让有钱的华侨阿兑（吴乾兑）请客。因此有同学嘲笑他一毛不拔，其实我知道小梁父母虽然工资高，但对孩子并不娇生惯养，家里每月只给他5元零用钱，他自己生活上还是很节俭的。小梁曾对我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东总布胡同所谓“林徽因的沙龙”时代他家过着近似贵族的生活，然而七七事变前他还不足五岁，能记起的只有内迁昆明和四川李庄的艰苦生活。他父母在昆明还偶因生活窘迫摆过地摊卖旧衣物。

梁从诫与研究生同学游泳。前排左起：戴学稷、梁从诫、吴乾兑、周怡天、胡永树、张磊。后排左起：曾醒时、王文定、刘克华、何玉畴、赵清。 （资料图 / 图）

他也提到，在当时的教授中，只有单身的金岳霖先生没受过苦。回北京后，家中不仅聘请手艺高的厨师，周末还进城品尝著名餐馆各种美食。有一次，他得意地给我说起当日在城里品尝了高级饭菜，说穿了仅是一顿三人便饭。主人是金岳霖和邓以蛰先生（哲学教授，邓稼先之父），小梁是被金爸偶遇临时拉上的，地点是西四同和居，那时还是私营。他们落座，店员摆上碗筷后，店老板从远处看到来了熟客，急忙赶过来叫店员撤换成高级餐具，并代替店员亲自接待。他对二位贵宾躬身问好，既不称教授、博士，也不用官称院长、主任之类，而是称金五爷、邓七爷。他也不递上菜单，熟知这二位要吃的不是厨房常备菜，就直接问要点什么，以便派人临时外出采买有关食材。三人就餐菜并不多，小梁声称见所未见，只记得一菜名翡翠羹，表面是一幅太极图，两条鱼两种颜色，各有鱼眼，虽是羹，却能做到泾渭分明，互不越界渗透。

研究生阶段我们住在一起，学习时间以外，或聚在宿舍中高谈阔论，按四川话叫做摆龙门阵，大家各显神通，内容非常精彩，其中小梁当然是主角。龙门阵还摆出了名气，也吸引年轻的单身助教和下几届研究生参加。

我们周末常一同集体出外野游，或去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看电影。这时我们每月有津贴，生活不像大学时代那么窘迫了，集体出游时花钱不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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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小梁的通信

由于北大历史系原来聘请苏联专家的计划取消，而教育部（当时只管师范院校和中小学，其余高等学校另设高教部管理）却为东北师大请来一位苏联的亚洲史专家，1955年秋，我们四个亚洲史研究生被派往长春东北师大随苏联专家进修。

世界近现代史六个研究生又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专业，小梁等二人专攻现代。在长春的两年中，我俩仍经常通信，他不断地向我通报学校的消息和他的思想、学习情况。我翻出仅存一封某月二十三日晚给我的信，长达四大张，非常有趣，摘引其中几句：

“哪里有青年团员，哪里就会有蓬勃的朝气，愉快的歌声！对吗?”

这是因为，我在给他的信中提及，到东北师大后感到不适应，这是他对我的鼓励。接着他又向我汇报思想，检讨自己。

“想起从前批评别人和肃反运动时那次大家对我的批评，十分惭愧。”“我从未有一日曾忘记我应该提高觉悟，应该为我的最高理想而努力这件事。”

同学间的普通通信，出现这类词句，那么迫切要求进步，那么革命，可能让今天的人无法理解，这确实是当时青年的思想面貌，完全出自真情，如今恍如隔世。

另一部分是告诉我学习上的情况，他自定的课题是：①前帝国主义时期美国的一般历史；②帝国主义论(列宁)；③一次战后至希特勒上台时期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④美帝国主义论；等等。世界现代史是一门新学科，不似世界近代史有杨人楩等老教授指导，现代史只有新调来的王立先生，他向我抱怨“没有人娴熟地指导”，虽然他自称“我总是和他（王立）商量的，王立似乎对我的学习问题不感兴趣，也提不出意见”。我猜想王立先生新来，不敢以导师自居，故小梁向他汇报自己学习的方法和重点时，只推托说让他自己试试。因此他信中诉说“真感苦恼”。

我们分别不久，听说外交学院请来一位世界现代史苏联专家杜宾斯基，经学校联系，小梁等二人被派往外交学院跟苏联专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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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相聚

1956年暑假，我回到北大，将我们的研究生集体视为老家，仍住在原来的宿舍里。我们见面后互相汇报一年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小梁告我说，他将美国作为学习重点，已读了不少原始资料，准备研究罗斯福新政。

这时小梁的太太周如枚已毕业分配到中国对外友协，一位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来中国访问，由对外友协接待，派周如枚担任翻译。小梁为了写好论文，自告奋勇代替如枚充当翻译和导游，每天陪同这个美国人去北京的大街小巷游逛，一面借机向他讨教有关罗斯福新政的问题，一面也实践一次没有运用过的英语口语，他还得意地向我谈到从这个美国人处得到的收获。可惜当时运动不断，他的研究没继续下去，毕业论文没写就分配工作了。

这年暑假，由小梁发起，有杜经国、胡永树和我，一起前往潭柘寺旅游。解放后佛寺已经过改造，年轻的和尚自谋职业，或派往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只有一位老僧尚留寺中。他向我们展示一张朱德同志接见全国佛教会议人士的合照，还应我们的请求，赠写四句七言的偈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