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京兵变-约翰·詹布鲁恩

云志艺术馆收藏的民国元年“北京兵变”老照片，是国内迄今所见数量最多、记录场景齐全的一宗影像资料，计有六十二帧，其中大部分照片鲜为人见。美国摄影师约翰·詹布鲁恩，时在东交民巷开设照相馆，这位来华经商的美籍人士，在兵变期间拍摄这些影像，是为使馆外交官员所指派，还是纯属个人行为？因缺少史料佐证尚不清楚。但从事后印刷发行过一套“北京兵变”明信片来看，无疑也有商业盈利目的。它作为一桩历史事件的影像见证，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发彰显其“图像证史”的价值。

北京兵变始发于京城，乱局随后波及保定、天津等地，距清廷颁布退位诏书仅十七天，因岁在壬子（1912年），也称壬子兵变。这场兵祸除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还直接导致了革命党人要求袁世凯南下宣誓就职计划的落空，对民国政局走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兵变起因是袁世凯授意操控，还是因军纪败坏祸起于萧墙？百余年来，众说纷纭，聚讼至今，成为近代史上的悬案。历史家对北京兵变的史述与史论，已汗牛充栋，本文只叙述其梗概。而事件发生时，西方各国的外交应对，尤其是驻华外军的应急调动、防范等军事活动，至今缺少具体深入的梳理。解读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壬子兵变，从清晰直观的图像中进入历史现场，对厘清列强在民国肇建时期的一些真相大有帮助。

京城猝发兵变

1912年2月29日晚间的北京东城，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惊骇万状的北京市民发现成群结队的武装士兵，饿狼一般扑向繁华街区肆意劫掠，乱兵所经商铺、银号及大户人家几无幸免。继有民间不法之徒趁火打劫，兵匪合为一体，被祸之家如待宰羔羊，任由作乱兵匪蹂躏。事后确知，兵变由朝阳门外东岳庙所驻陆军第九标炮营发起，先在城外抢劫商户，入夜后炮击朝阳门，欲强行进入内城，由驻扎禄米仓的辎重营打开城门引入，帅府园、土地庙等处所驻各队也与之呼应，随后分路分股开始扫荡东城及正阳门外的商业街区，乱局骤然失控。29日夜，商业区以东安市场及周边罹祸最为惨烈，洗劫一空后焚为废墟。

图1、东安市场商贾辐辏，为北京繁华之地。劫后现场聚集的各色人等中，可见巡警、外国人的身影，或为维持市面，或为调查灾情。那些在街头伫立观望的市民，则是最为焦灼不安的人，没有人知道灾难还会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事发当夜，驻扎京城的毅军率先派兵平乱，因没有接到格杀令，故以堵截驱赶为主，未对乱兵、劫匪形成强有力的震慑，致放火行劫，通宵达旦。次日总统府即发布戒严令，做相应部署防范，但兵变如瘟疫一般蔓延开来。3月1日夜，前一天未饱其私欲的溃兵又从丰台等地折回，与部分驻西城军人再度作乱，浩劫之惨烈有甚于东城之乱。是夜，预先防备的军警开始强力镇压，对乱兵、劫匪进行斩杀。京城乱局稍有好转，而保定、天津驻军又相继哗变，京畿地区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事后约略统计，仅北京一地商贾损失即达数千万元，内城被劫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以金店、银号、当铺、首饰楼为重。其中恒利银号兼营金店，铺面尽毁，失银四十万两、黄金三千两，随后兵变延及天津，所开分号也未能幸免。

图3、满目疮痍的东安市场，瓦砾上呆立的人，难以言状他们的心境。远处门楼上歪斜的五色旗，大概是市场残存不多的物件。

 图4、商铺民宅遭劫时，不少业主为保全性命远避，贪利之人往往顺手牵羊。另有兵匪不及携走之物，遗落于街巷甚多，市民捡获颇丰。乱局稍定后，市面传言巡警欲挨户搜查，引发不安。故巡警总厅发布告示，饬令不得藏匿捡取的他人财物，一律交还，逾期不交按抢劫问罪。

图5、两具尸身横卧于西四牌楼下，以震慑不法之徒。被杀的人系平民装束，并非作乱军人，是否当斩，人死已无法审其轻重了。趁火打劫者撞在枪口，无人为其叫屈。比起守法市民经历的夜半惊魂、家财尽毁，民众总会认定这些蟊贼罪有应得。

兵变发生时，已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尚未宣誓就职，前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在此次兵变中，寓所遭受劫掠，专使蔡元培等虽性命无虞，亦大受惊吓，仓皇避入六国饭店，未能完成迎袁南下的使命。袁世凯被指为兵变操控者即由此为发端。兵变导致京畿乱局的善后处理，极其复杂，此不赘述。而兵变之因，后世大致有三说：一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制造兵变，作为拒绝南下就职的借口；二是袁克定私自与北洋将领密谋倡乱，阻止袁世凯南下；三是因北洋军人军纪败坏，又以欠饷、减饷、剪辫等导致不满引发哗变。袁世凯取得最高权力后，推翻共和，复辟帝制，遂被千夫所指，归为反类，因而长期以来，袁世凯阴谋操控北京兵变说，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意见。

引发列强介入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中国帝制时代落下帷幕。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集十七省代表开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二届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政权移至袁世凯手中，为西方驻华公使团所乐见。国家权力虽然实现了和平转移，南北双方围绕首都选定，以及袁氏去南京就职的争议尚未解决。值此当口突发兵变，使得各国驻华公使馆极度关切。变起时，各公使馆下令戒严，东交民巷卫队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意大利、美国、英国先后派出武装士兵，连夜将本国侨民从危险区域接入使馆区。午夜子时，有兵匪二十余人，欲出崇文门逃逸，见崇文门及附近德军严阵以待，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转往他处。

东交民巷街是贯穿使馆区的主要通道，东口为德国军人把守；西口距受祸惨烈的东安市场距离较近，警戒程度更高。美军在堡垒式大门外，筑起一道沙袋掩体，封堵了东西方向通道的入口，人力车、马车等车辆不得通行，约翰·詹布鲁恩所拍摄的外国军人影像，长久留住了见证国耻的历史场景。

图6、崇文门城楼西侧，身着猎兵装束的德军士兵。德国军服种类繁多，猎兵通常会用帽罩覆盖皮革制作的圆顶帽，但帽徽须露于外。城垣上的克虏伯炮，为77毫米野战炮FK 96的升级版，是一战初期德军主力野战炮。他们身后的方形碉楼，为德军拆除原护军值房而擅自修筑，阻断了城墙上的通行。

 图7、德国使馆卫队负责把守东交民巷东口。远处建筑是崇文门。兵变发生后，许多达官贵人举家避入使馆区，托庇于外人，以防不测之灾。门楼处那位正与德国军官交谈的男子，头戴瓜皮帽，斜倚自行车。而执勤的德国士兵，正笑容可掬地朝着拍摄者走来。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3月1日，就北京兵变三次电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他在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于首次电报中夸大了骚乱的损害程度，称：“昨晚八时左右，袁世凯本人的第三镇士兵，突然闹事，肆意焚掠内城的大部分地区，该处现已成为废墟。断断续续地开火整夜未停，其目的在于恫吓居民，从而便利于他们抢劫；看来似乎很少有人死亡。据说，闹事的起因是减发军饷。”

华人商业与居民街区罹祸严重，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及外国人所设商行、住宅则安然无恙。很显然，这些兵匪对洋人心存忌惮，而对同胞下手却凶悍无比。兵变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们经过拿捏，觉得抢自家人比抢外国人风险低得多。而当局却以外人无恙未酿成国际交涉暗自庆幸，可谓无耻至极。与袁世凯关系甚密的莫理循住宅邻近东安市场，不仅未受到骚扰，他还敢出面帮助邻居劝阻抢劫者。

当兵变蔓延至丰台、保定时，正在筹组的总统府及直隶当局深感忧虑，又不愿意以官方名义请驻华外国军队协助止乱。唐绍仪遂于3月2日晨，以私人名义请求朱尔典召开外交团会议，筹议保护北京的措施。当日下午，各国公使齐聚英国公使馆开外交团会议，议定三项：一是军事情报统一使用意大利无线电报，由北京传黄村、黄村传大沽；二是从天津各国驻军中抽调千人加强使馆卫队；三是由各公使馆卫队派出分遣队，每日在主要街道巡察。各国公使认为，目前中国军、警已丧失维护秩序的能力，实施第三项可以起到震慑不法之徒和安定人心的作用。甚至，有公使竟指称目前局势已到了如庚子年闹义和拳的地步。

图8、美军在东交民巷西口门外，筑起沙袋掩体，封堵了使馆区东西方向通道的入口。与德军把守的东口相比，美军警戒程度更高。执勤军人一字排开，表情颇为放松，与身后掩体的森严氛围大异其趣。其中混入一名日本兵，不知因何来此“协防”。

 图9、行进中的比利时公使馆卫队，他们是使馆区驻军中的“另类”，卫队仅有一名军官和二十名士兵。名为护卫使署，其实别有用心，除体现拥有在华驻军权外，遇有事端即可军事介入，有利于“利益均沾”。庚子事变中，比、荷两国均未派兵，故分赃获利不多。

 图10、3月3日上午10时，各国公使馆卫队约有七百名军人，在英使署集合后举行武装游行。从长安街东行，折向崇文门方向，出内城后由正阳门返回。此处为使馆区东端，前列是德军，其后为美海军陆战队员、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尖塔式西洋建筑，为北京同仁医院，这座建筑现已不存。

 图11、美国公使馆如临大敌，门前设置起沙袋掩体和路障，数名军人同时上岗，宛如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路旁穿长袍的中国人，怯生生地向拍摄者方向张望，这名中国男子是公使馆雇佣的杂役，还是邻近商家的雇员，不得其详。

3日上午10时，约有七百名各国军人在英使署集合，从长安街东行，折向崇文门方向，出内城后沿南城墙，由正阳门返回。驻京外军自这次“炫耀武力”行动之后，每日派出小分队往来街市，名为护民卫商，实为恫吓威慑。日本在北京商家众多，自3月2日起，日本商店均有两名日本兵持枪守护。德国公使从卫队抽调二十人，紧急派往直隶井陉煤矿。

各国公使均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表面上“统一行动”，实则各怀心思，各有不尽相同的外交诉求。或许是庚子事变给美国人留下的阴影未泯，当年公使馆尽毁、美国军官战死。此次兵变，美国显然过度反应，故于3月3日急调一百五十名陆战队员入京支援，行动之快捷先于其他列强。随后各国的调兵入京愈演愈烈，德国从青岛、日本从天津也迅速调兵入京，一艘日本海军战舰从芝罘驶向大沽，外媒渲染的中国又将大乱的消息、言论，一时甚嚣尘上。同一时间，中国南方驻军亦有赴京平乱的请求，袁世凯担忧“请神容易送神难”，凡属北洋系统之外的军队调动，他一概疑为居心叵测。总统府分别致函各公使馆，试图阻止外军向北京增兵，陈说兵变绝无政治与国际上的关系，承诺确保外人的财产安全。驻华公使团置若罔闻，日本又从旅顺调一千两百名军人开往天津，俄国从哈尔滨调六百名官兵进入直隶；他们还援引条约规定，对袁世凯拟派军队赶赴天津维持秩序予以回绝，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边二十里以内。3月4日，袁世凯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分赴各使馆慰问，还发出外交照会，极尽安抚之事。

图12、三名日本军官均携日式军刀，站姿者压低了帽檐，双手拄刀而立，表情深不可测。

图13、清外务部迎宾馆大门，位于石大人胡同，现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1911年11月，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后，于次月将内阁公署由东安门大街迁至迎宾馆。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先以此为办公场所。当年8月，为礼让进京的孙中山，总统府迁出，以迎宾馆为孙中山在京居所。拍摄者由院内及外，将大门内左侧站立的一干人收入镜头，可清晰看到以军人居多，总统府办事员也在其中。

 

图14、从总统官邸（迎宾馆大门）多名执勤卫兵的状态，能看出此时仍处于“非常时期”，警戒等级很高。持枪士兵服饰亦是看点：大檐帽上的徽章不同，枪械、军装、绑腿均有异，说明他们并不隶属一支部队。推测最左边肩枪者为原卫队士兵。

 图15、1912年2月27日，迎袁专使团在北京贵胄法政学堂行馆合影。这帧合影流传甚广，参加照相人员并非专使团全体。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汪精卫，第二人是刘冠雄，第四人是魏宸组，第五人是蔡元培，第六人是钮永建，第七人疑为曾昭文，第八人是王正廷。

劫后的京城施行戒严，规定下午6时后禁绝街面行人，加之外国军人于通衢街市武装巡行，引起市民猜测和惶恐。京师巡警总厅特发布告：“奉大总统谕，据京师总董会呈称，闻外国兵队有出城游行之说，人心惊疑，呈请宣示办法等语。外国兵队系为暂时保护使馆暨外国商民起见，曾经声明无干涉地面性质。应出民政部传知该会，毋得误自惊疑。”欲借助外力平息乱局，又恐惧外势趁乱扩张，是袁世凯面临的两难之境。北京当局所受最大重创，无疑是临时政府急切从外国人那里取得巨额借款，正在进行的谈判因京畿地区的乱局暂时中止。所有的政治要员都清楚，借不到钱，新政府一天也不可能正常运作下去，千疮百孔的中国无法得以恢复，袁世凯不得不对驻华公使团极尽讨好，以使洋人对他不失信心。

3月2日，发表大总统布告，以安定人心。布告中说：“此虽由该兵丁等误会谣传，不能恪守纪律，实由鄙人镇抚无术，未能先事防维之所致。鄙人甫受国民委托，膺此仔肩，诚欲竭区区之愚，为同胞稍谋幸福。乃新任未履，而愆咎先丛，利国之政未闻，病民之事已见。抚衷自问，负疚良多。嗣后益当振刷精神，妥为布置。”袁世凯的“抚衷自问”，大有下“罪己诏”的意味。而京师巡警总厅从3月1日至3月23日，发布告示十六道，晓谕北京市民。北京兵变后的政局乱象、民情世态，被约翰·詹布鲁恩一一记录下来，虽是历史的碎片，在百余年后依旧彰显其证史的独特价值。

图16、巡逻于北京外城的骑兵，推断为陆军第一镇所属马队，由保定临时征调步、骑兵六个营入京，分驻南苑、北苑。战马扬起轻尘，有骡马车相随，这也是陆军马队配置的装备之一。

 图17、牵马士兵的近影，可以近距离观察战马、马鞍和士兵的个人装具等细节。北洋陆军使用的军马主要是蒙古马，其貌不扬，但体魄强健，耐受力强。士兵所戴军帽很是别致，大檐帽上均缀长绒棉护耳，冬季能起保暖防风作用，其他季节解去护耳，一帽多用。

东交民巷兵营

东交民巷使馆区已经走入历史，呈现于今天的是一处欧式风格街区，所遗存的西洋建筑物，得到了文物级别的整体保护。回溯20世纪初，东交民巷一带，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在北京的“法外之地”，陆续建起外交官邸、兵营、银行、商行、教堂、医院、酒店、邮局等。这处大体呈长方形的单一使馆区，周边筑有坚固的高墙和众多碉楼，围墙砌有射击孔，以墙外开阔地带为安全缓冲区，出入巷口分由各国卫队值守，俨然一座军事堡垒。

晚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莫过于《辛丑条约》允许列强在中国驻军，其中驻东交民巷的使馆卫队，更是国人的肘腋之患。日本学者宇野哲人曾在1907年前后来中国游历，他在《中国文明记》中记述所见：“游北京者，必先登上城墙。予被此城墙之壮大所惊倒，真正之金城铁壁之感慨已由此而发。而此城墙之上，正阳门侧有美国之炮台，崇文门侧有德国之炮台，巨炮朝向皇宫。一旦有事，一击之下，便能使之粉碎。见此形势，再次让人吃惊。中国人不能随便登城，而吾等外国人可随便曳杖登临。作为中国人，对此屈辱，又有何感？”约翰·詹布鲁恩的影像再现了上文所述一幕，虽然皇帝黯然下台，共和体制肇建，但洗刷国耻依旧遥遥无期。

当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浪潮不可阻挡之时，西方列强虽明示中立，但暗中还是属意政治强人袁世凯掌控未来中国，然而兵变的发生还是让西方人有所失望，他们频繁调兵和炫耀武力，在所谓“护侨护商”的借口下，深藏着向中国各方政治派别的“示威”之意。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掠夺成性的殖民者最担忧的是被压迫民族日益高涨的自主意识。约翰·詹布鲁恩留下的驻华外军影像，恰是列强“大炮政策”在中国的形象写真。

图18、在南城墙外环城铁路沿线警戒的北洋陆军。2月29日夜，参与兵变的溃兵少数回营，大部劫车窜逃，因而铁路及车站成为守卫的要点。他们使用的枪械，似为升级版的“汉阳造”，显示武器装备国产化将逐渐占据主流。

图19、这是一帧经常被误读为清末编练新军时期“已经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毛瑟枪的北洋新军中的淮军”。实际是直隶巡防营士兵，兵变后奉命从天津小站调京，协助维持治安。士兵所使用枪支，是奥地利曼利夏步枪，也是一款性能优良的单兵武器。

 图20、巡防营士兵与地方商团人员在城中一起值守。巡防营士兵服饰，与新式陆军服饰相比明显落伍。士兵之帽式，夏季用麦编草帽，冬季用青布头巾。进入民国以后，军官服饰才有了相应变化，而士兵军服则延续了较长时间。

从英国驻华武官韦乐沛向国内递交的军事情报可知：民国成立前后，驻直隶各国官兵总数达到7021人，大部分驻天津，其中英国驻直隶的兵员有2840人，远超他国军队的数量。而在北京，有10国公使馆驻扎卫队，8国建有兵营，官兵总数为2098人，共配备野战炮33门，机关炮37门。其中俄国卫队的人数居列强之冠，军官6人、士兵393人；英国卫队有军官10人、士兵322人，另在丰台驻有大批军队；美国使馆驻有321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并装备2门3英寸口径野战炮，8门不同规格的机关炮，堪称火力强悍；法国卫队有军官6人、士兵295人；日本卫队有军官12人、士兵280人，比利时未设兵营，卫队仅有21人。使馆区内的所谓“卫队”，堪称一支装备精良的“十国联军”。

正因东交民巷的“特殊地位”， 兵变之时，京城达官显贵相率避居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贵重之物或存银行或储洋行，一时饭店旅馆价格大涨。莫理循在写给《泰晤士报》新闻部主任达·狄·布拉姆的信中说：“目前使馆区里挤满了避难的中国人，外国旅馆里一间客房挤着住十到二十人。唐绍仪从骚乱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旅馆，南京的代表当他们的住所在星期四夜晚遭到抢劫时，先是逃到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大楼里，随后在美国人陪同下，住进六国饭店，再也没有离开过。”

袁世凯对北京乱局的应对措施是奏效的，从3月1日下达戒严令，对乱兵、劫匪进行格杀，京城逐渐恢复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南方革命党人做出了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3月10日下午3时，身着军服的袁世凯，在迎宾馆东楼礼堂宣读誓词，如愿以偿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东交民巷的各国公使们，绝大部分前来为袁氏捧场。血雨腥风后的北京城，并未因此盛典而增添多少喜庆。

倒是多有中外媒体抨击军警在平乱中滥杀无辜。一家法文报刊披露一老妇偕弱女，在被焚毁的当铺捡拾被弃衣物，被巡查的毅军当场击毙。这家媒体在谴责中国军人施暴的同时，大赞美国军人解救蒙冤的百姓。报道称：“有美国巡查队，见穷民二十余人，被执行将赴市处决矣，伊等询其所犯何罪？乃系随众人于已焚毁之基地，捡取旧物者。诸人大为不忍，遂命将其释放。该巡查此举，深得京城百姓之欢心，故人人将此事传说，称美国军人为英雄焉。证诸以上各节，可知近日所捕所杀者，半皆饥寒交迫、身已半死之穷人，至真正纵火杀抢之恶兵，业已远飏”。外国人自我吹嘘的怪相，与街头弃尸场景相互参看，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哀。

约翰·詹布鲁恩或许没有想到，他拍摄的数量不菲的使馆区照片，会为后世研究东交民巷，以及给中国带来耻辱的“国中之国”留下了难得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