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 惨案的前前后后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群情激愤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他们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荷枪实弹的府卫队向他们开了枪。47名游行群众惨死街头。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惨案发生后，北京知识界发出了怒吼，鲁迅连发7篇檄文，包括名篇《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

段祺瑞执政府很快倒台，但随后而来的奉系军阀更加严酷。许多知识分子被通缉、被逮捕、被枪杀，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往南方去”。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正在女师大读书的许广平把刚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的寓所。撂下抄稿，许广平转身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回答：“要去请愿。”

这一天，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组织要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作为女师大学生领袖的许广平，自然不会缺席。在大队集合之前，她抽空把抄好的稿子先送到鲁迅家。

得知许广平要去请愿，鲁迅不大以为然：“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听先生这么一说，许广平不好违拗，只得钻进南屋抄起稿来。当时她一定想不到，鲁迅的一句话很可能救了她一命。

“写着写着，忽然有人来报信：‘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后来许广平这样回忆。一听这话，她扔下笔，跑回学校。不多时，她看到两名同学——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

正如鲁迅所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许多当天参与游行的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描述当天的情景。3月18日10时，天安门前已人山人海。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首先发表了演说。尔后，游行群众结队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参与了游行的悟庵，两天后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游行队伍抵达执政府门前时，那里已经站立了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游行群众推举出丁维汾、安体诚等四人作为代表，要求入见负责人。悟庵回忆，此时执政府门前秩序并不混乱。

正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朱自清，走在队伍的最后，当他赶到执政府门前时，几位代表已经从执政府里出来了。他们说，执政府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这时，人群中才有一两声叫嚷：“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段祺瑞府邸）”朱自清看到队势散动，许多人纷纷往外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队卫兵已经装完了子弹。

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劈劈啪啪，一阵枪声过后，朱自清感到旁边人的鲜血流到他的手背和马褂上。“全场劈啪的枪声外，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朱自清在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枪声约响了四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枪声稍停，朱自清随着人流往外跑。此时，他身旁的伙伴已经中枪倒下了。躲在石堆后的悟庵看到，一个士兵用枪柄猛击扑倒在地的人，直到那人一动不动为止。当悟庵逃进西边马厩时，他看到李大钊也躲在里面，形状极其狼狈。后来，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差一点就成了卫兵的枪下之鬼。当时，一个卫兵正要向李大钊开枪，忽听旁边有人喊：“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钊扭头一看是个警察。不过，那警察并没有抓他，而是向东边一指，小声说：“朝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跌跌撞撞往南走，后来躲进一个小饭铺，才算脱险。

那一天，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游行群众，惨死在执政府卫兵的枪下，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

城头变幻大王旗

民国以来，北京始终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状态。1926年初，这种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曾经势同水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时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战火从城外向城内逼近。庚子年后一直还算太平的北京城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1926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

到了3月，战事发展到白热化。隶属于奉系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出渤海舰队逼近天津大沽口，与岸上的国民军展开炮战。为了防止渤海舰队利用外国船舶运送弹药，国民军封锁了大沽港。可这样一来，西方列强不干了。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恢复通航。迫于形势，国民军同意恢复通航。不过，规定外国船只必须要悬挂特定旗帜，在白天通行，并且须接受国民军的检查。

3月12日这天，麻烦来了。早上，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书记生藤井找到国民军驻大沽方面司令张瑞堂，提出今天将有4艘日本驱逐舰抵达大沽湾。张瑞堂命第32团第3营第8连的窦连长与藤井一起乘小汽艇前去检查。当日本军舰驶近时，窦连长发现来船只有两艘。“通知说来4艘，怎么又变成两艘了？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船？”窦连长疑窦丛生。为了避免误会，他提出：“驱逐舰暂时停一下，让我登陆到炮台上去，以便向部下交待清楚，免得因误会而开枪。”然而，傲慢的日本海军以“帝国的海军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为由，拒绝停船。正在僵持中，枪击发生了。至于是谁先开的火，双方各执一词。不过双方的火力对比却相差很远。据路透社13日电：“国民军轰击日舰，仅用来福枪，日舰报以机关枪。”

15日，参与签署《辛丑条约》的英、日等八国联名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开放大沽口航道等5项要求。他们声称，如果北京政府不答应，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大有八国联军重进北京之势。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八国公使，全部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北京政府的孱弱，促使学生们走上街头。

“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许多史书认为，罪魁乃是执政段祺瑞。不过近年来坊间也流传着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曾在执政府门前长跪不起，甚至终身茹素的说法。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世界晚报》曾发文称，卫队曾致电请示章士钊如何应对，章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不过，章士钊当时就发表声明称，此事与己无关。他是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这件事一直是章士钊的一块心病，直到晚年他还特意对女儿章含之强调：“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上世纪60年代，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少校参谋王子江本来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卫兵们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不过，朱自清笔下的惨案现场记述却不支持这一说法。他写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甚是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张作霖的奉军。不过，段祺瑞的军队早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虽然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也有支持国民军抗击外侮的成分，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却表现得非常冷漠。颜浩说，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名为“国民军”，但还是一方军阀，与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没有关系。当时国民军在战场上正处于劣势，希望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正是国民军。

分野

　1926年的鲁迅。

3月18日上午，鲁迅正在写揶揄陈西滢与章士钊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刚写到第三节。下午，鲁迅家的常客许羡苏跑来，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案。虽然一贯不主张请愿，但得知府卫队竟向平民开枪后，鲁迅愤怒到了极点。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笔锋一转写道：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惨案甫发，鲁迅被巨大的愤怒与悲哀笼罩着。这段文字不似他惯有的犀利风格，而是透露出深切的创痛。后来，许羡苏听鲁迅的母亲说，大先生得知刘和珍、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病倒了也不肯看医生。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回忆：“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三一八”这天，周作人本来是要去燕京大学上课。到了学校，他才得知因为请愿停课了。正要回家时，他碰见受伤逃回来的许家鹏。从许口中周作人知道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周作人虽不像鲁迅那样感情炽烈，但“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告诉记者，周作人对于“三一八”惨案格外看重。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在周作人看来，“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

惨案发生后，北京的舆论界几乎都加入到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口诛笔伐中。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相关消息、评论和通电。

鲁迅为学生刘和珍写的《纪念刘和珍君》，由于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更成为人们对“三一八”惨案最直观的印象。

不过，3月27日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却有些另类。他写道：

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陈西滢在文章中虽然也谴责了执政府的暴行，但这几句责难民众领袖的话却惹恼了周氏兄弟。几天后，鲁迅发表《空谈》一文剑指陈西滢：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周作人也把陈西滢的这番“闲话”称为“人头畜鸣”。此时，他们兄弟二人虽然已反目三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表现出惊人的默契。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对记者说：“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是因为家庭琐事，而不是政治主张。”事实上，在二人反目后的许多年，他们仍然处在同一个阵营中。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杂志中，除周作人本人，鲁迅是发稿最多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有两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语丝》和《现代评论》。他们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语丝》的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等是留日的，《现代评论》派则主要是留英美的。《语丝》派批判性比较强，而《现代评论》派秉承的观念是专家治国，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达成社会变革。

女师大风潮之前，《语丝》与《现代评论》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他们许多人都是北大的同事，经常在一起‘把臂同游，把酒言欢’。”但当陈西滢抛出女师大风潮是“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言论后，鲁迅和周作人都不干了。他们二人正是陈西滢含沙射影攻击的北大国文系浙江籍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的论战更加火药味十足了。

今天看来，陈西滢的文章中不无合理的成分。比如他不主张未成年人参与请愿，“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在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鸡蛋和石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与府卫队相比，游行民众显然是‘鸡蛋’。”止庵说。

在颜浩看来，北京知识界的这种分野早在五四运动后便开始了。“三一八”惨案后，分野就更加明显了。

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政府发布了“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事实上，这5人通缉令乃是段政府反复删减后的结果。4月9日《京报》上刊登了《“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文中称，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挑出了其中的50人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下来，只是“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这份名单上。

莽原社成员荆有麟曾回忆，在这份大名单被披露之前，大多数教授就已经知道了。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第二个则是已经与他反目的弟弟周作人。止庵告诉记者，其实鲁迅与周作人之间这种通过中间人互通声气的事情很多。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他还给章川岛写信，希望川岛劝周作人南下。“毕竟是血浓于水。”

鲁迅一贯警惕性极高，在得到警示后，他便住进了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荆有麟回忆，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一间他住，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用。鲁迅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于是荆有麟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鲁迅住。每天，荆有麟照例去报馆编社会新闻，鲁迅则在家看书、写作。晚上，鲁迅总要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荆有麟不在，鲁迅便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把他们搪塞过去了。几个不速之客离去后，鲁迅担心他们是暗探假扮的，第二天一早便搬进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在山本医院住了几天，他又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的法外之地，不论是哪派人士犯了事儿，都会躲进东交民巷。

荆有麟记得，有一次他到医院去探访鲁迅，他正跟许多在此避难的教授议论着。原来，有人报信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教授们的家庭。鲁迅非常担心，当即交给荆有麟五十元钱，要他把老太太和夫人朱安安置到饭店里躲避一下。不过，搜查并没有实行，周老太太住不惯饭店，几天之后就回家去了。

避难期间，鲁迅仍笔耕不辍。当看到《京报》披露50人的通缉名单后，他给朋友章川岛写信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随后，他写了《大衍发微》一文。

所谓“大衍之数”指的是50，这个典故出自《周易》。事实上，《京报》公布的名单只有48人。鲁迅在《大衍发微》中逐一分析了这48人的背景。他得出结论，这份“大衍之数”的通缉令意在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扫除”三个半学校：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和北大的一部分。扑灭几种报刊：《京报》、《世界日报》、《京报副刊》、《语丝》等。

颜浩告诉记者，当时虽然北大等高校教育经费非常紧张，但是以退赔的庚款为资金的清华等学校却资金充足。被通缉者大多是北京教育界掌握大笔资金的人士。如5人名单中的李煜瀛，便是俄款委员会委员长。首当其冲的五人中，除李大钊、徐谦直接与“三一八”的游行示威有关外，其余三人多少有点“无辜”。最引人深思的是，名单中“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鲁迅解释说：“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

“鲁迅认为章士钊和马君武想通过通缉令对北京教育界重新洗牌，把那些肥缺都安排给自己人。从这份名单看，鲁迅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颜浩说。

邵飘萍之死

邵飘萍

到了4月，离家避难的教授们发现段政府的通缉令是只“通”不“缉”，于是纷纷搬出医院，回了家。

通缉令的威胁似乎告一段落，但此时北京的局势却越来越紧张。在张作霖和张宗昌的两面夹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了。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奉军投炸弹于西直门外国民军粮站，死民妇一人。”他家住在景山与北海之间，与驻扎着4000国民军的军营比邻，因此时常担心自家成为奉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他自怨自艾道：“以他人处此，恐当迁移。惟予贫困至此，何来此搬家闲费。”既然没钱搬家，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寄情著述了。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巨著《古史辨》写序。序言中提到，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是“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又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则是“铁门有电”，比了阴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

在顾颉刚4月份的日记中，几乎天天有奉军飞机往北京城投弹、炮轰的记载。4月15日炮声直到中午还没有停歇。从通州跑来的人报信说，奉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到大马庄了。“街市惨淡，若大乱将至。”是日，国民军全部从西直门退出北京。第二天，奉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当此权力更替之时，“城中驻军有八种之多，臂章复杂难认。”

很快，京城百姓和知识分子们就发现，奉军比以前的各路军阀都要凶恶。“奉军购物，以军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贴钱。有不应者，甚至枪杀。虽有军律之告示，但郊外有女子被奸，其父往司令部控告，乃斥其坏本军名誉，即将其父枪杀。”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都闭门歇业了。

奉军入城后，鲁迅在许寿裳、齐宗颐的帮助下，又住进了德国医院。不过，这次他们不能住在病房里，而是躲进一间堆破烂的堆房里。许寿裳记得，那间堆房里聚集着十余位老相识。晚上，他们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则以面包和罐头食品果腹。

《京报》社长邵飘萍为防万一，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过，4月24日17时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当他处理完事务乘车返回六国饭店时，被奉军的侦缉队逮捕了。侦缉队逮捕邵飘萍后，随即搜查了京报馆。他们从报馆中搜出邵飘萍写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据说还有冯玉祥聘请他做军事顾问的聘书和军用密码本。

至于邵飘萍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社，坊间流传是因为《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的出卖。据说张汉举信誓旦旦地对邵飘萍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就放心回来吧。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目下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在当初就已经流传甚广。1927年，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持枪闯入梅宅。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中，只有一人中枪毙命，他就是张汉举。张汉举死后，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出卖邵飘萍的报应。

邵飘萍被捕后，新闻界紧急开会研究营救对策。最后，上海《新闻报》、《时报》等13家报社派出代表，组成游说团找到张学良。4月25日17时，13名代表来到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恳求释放邵飘萍。面对众人的求情，张学良说，逮捕邵飘萍是老帅（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决定，虽然他与飘萍私交不浅，但也回天乏术。会见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张学良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被代表们逼得急了，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最后，张学良以要开会为名，甩下一众说客，拂袖而去了。

4月26日下午，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第二天，《晨报》这样描述他被害时的情景：“当时邵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行抵刑场，由警队扶之下车，走至监刑官案前报名，即向监刑官狂笑数声。往南行数步，由行刑者用马枪向脑后射击，砰然一响，邵应声倒地，弹由右眼穿出，即时毙命。”

张作霖杀邵飘萍的罪名是宣传赤化。然而，有学者认为邵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颜色”，张作霖之所以要杀之而后快，另有缘由。当时，媒体接受政府部门和军阀的津贴是行业惯例。北洋政府每月给新闻界的“津贴”中，《京报》被列入最高等级。据说，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也给了邵飘萍一笔数额巨大的“津贴”。不过，收了张作霖的津贴后，邵飘萍并没有替他说话，而是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把张作霖注为“马贼头目”，称郭松龄为“人民救主”。这下惹恼了张作霖，连张学良也不敢出面求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罗章龙揭秘说，1924年邵飘萍在他和李大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连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都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对记者说：“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相对比较松散，邵飘萍即便加入了共产党，也不像后来那样正式。”不过，罗章龙提供的信息也足以显示邵飘萍的政治立场了。

“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被杀后，北京城风声鹤唳。奉军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捉拿“赤化”，相继搜查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大学。《现代评论》5月号刊载的《北京的恐怖》对这时的恐怖气氛有形象的描述：

近数日来，北京社会忽然表现一种恐慌的景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士，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更无论是所谓赤化或非赤化的，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表示十分不安的状态。

与以前的北洋军阀多少还有点文化相比，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和张宗昌则是纯粹的土匪。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怖中，“今天甲司令部捕去学生，明天乙机关传押新闻记者，后天丙军事人员架去学校校长。这些捕人的事，究竟是什么理由，经过哪些法律手续，连内阁也说不清楚。”

1926年8月5日，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警逮捕，第二天便以通敌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之死与邵飘萍被杀，相去不过百日，被时人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向以文笔辛辣著称，他的时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就在邵飘萍被杀，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时，他还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林白水的时评受到读者的追捧，不过也早就开罪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林白水被害直接起因是８月５日他发表的时评《官僚之运气》：

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

此处，林白水讽刺的是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林白水把潘复在张宗昌背后出谋划策的丑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他阴损的比喻也彻底惹恼了潘复。据说，潘复看罢文章后，找到张宗昌痛哭流涕，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狗肉将军”本来就不学无术、无法无天，杀一两个牢骚满腹的文人，在他看来不在话下。于是，当天晚上便抓了林白水。

得知林白水被捕后，林的好友纷纷展开营救。与北洋军阀关系甚深的杨度、报人薛大可等纷纷苦求张宗昌枪下留人。最后，薛大可甚至长跪不起。一直磨到深夜，张宗昌才同意将“立即枪决”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时，当命令传到法场时，林白水已经被执行半个小时了。原来，眼见众人求情，潘复勾结行刑官，提前执行了死刑。

林白水死后，北京的舆论界噤若寒蝉，默然不发一语。就连一向以报界“明星”自居的报纸，也把社论、时评的栏目收起来了。“出现这种局面并不为怪，新闻记者也有苦衷，因为在当时恐怖状态的北京城里，一开口便有吃枪子的危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伟说。

北大教授张慰慈给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写信道：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民国以来，北京政府对待文人的态度相对温和，整体的舆论环境也比较宽松。五四时期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北京政府也只是对个别学生拘禁几日了事。‘三一八’惨案前，虽然学潮不断，但北京政府一直比较克制。奉、直两大势力控制北京后，一改此前北京政府的宽松态度，开始随意捕杀报人、学生甚至知名教授。这对知识界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王建伟说。

往南方去

1926年7月，同样上了50人通缉令的林语堂离开北大就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此时，他正在为刚刚成立的厦门大学国学院招兵买马，许多北大教授都收到了他的邀请。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一隅，此前并不受文化人重视。然而，北京肃杀的政治气氛和严重的欠薪状况，使得厦大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民国以来，北京的教育经费就一直捉襟见肘。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政府把有限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军费上，教育投入自然无法保障。就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筹措经费成为校长的头等大事。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为了躲避建筑公司讨债，逃到了西山。

这一时期，顾颉刚日记中关于生活拮据的记载比比皆是。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由于生活困窘，甚至妻子也对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到了6月，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只好又向胡适之借了六十元。

不但学校的教师领不到薪水，就连鲁迅这样的教育部公务员也常常被欠薪。鲁迅在《记发薪》中记载，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历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颜浩告诉记者，当时一个月40块大洋就能让北京一个四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了。9000多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

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面对北京日益不堪的政治环境和厦门大学的高薪聘请，他决定“换一个地方生活”。促使鲁迅决定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在北京他无法跟朱安离婚，又不可能过一夫二妻的生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也收到了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研究生导师，160元；一大学教授，80元。”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

这一时期，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在内的一批文化人集体南下去了厦门大学。

1926年底，《国闻周报》刊文称，北京知识界“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不独教师们选择南下，学生们也大批离开北京。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对于北京的青年学生而言，南方显然更有吸引力。1926年底，《现代评论》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而反过来看那在北方的学生们，“开会有罪，发行出版物有罪，监视侦察，异常周密。”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

到了1927年4月，张作霖悍然杀害李大钊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使得北京知识界更加陷入恐慌中。教授们或者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一片零落景象。

《语丝》和《现代评论》虽然政治观点不一样，但同样不见容于奉系军阀。此时，由于人员南下，这两份杂志不得不将编辑部移到了上海。

作为《现代评论》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精神领袖——胡适的选择带有风向标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适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后又赴美。次年4月他从美国乘船回国，中途在日本横滨盘桓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胡适不断与友人通信，了解国内情况。再三权衡之后，他于5月17日乘船离开日本，不过他并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

虽然周作人曾抱怨“《语丝》殊无法维持，现在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但看着知交好友们一个个“往南方去”，他却始终没有南下的念头。“周作人总是说‘家累太重’。”止庵说，“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不但这次没走，1937年日本人打来，他也没走。最终铸成大错。”

“发生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京知识群集体南下，似乎为之后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做了一个鲜明的注脚。”王建伟说。

本文刊登于《北京日报》2013.7.16 13、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