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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 惨案的前前后后

2023-2-13 13:09|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黄加佳|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群情激愤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他们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荷枪实弹的府卫队向他们开了枪。47名游行群众惨死街头。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


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群情激愤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他们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荷枪实弹的府卫队向他们开了枪。47名游行群众惨死街头。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惨案发生后,北京知识界发出了怒吼,鲁迅连发7篇檄文,包括名篇《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

段祺瑞执政府很快倒台,但随后而来的奉系军阀更加严酷。许多知识分子被通缉、被逮捕、被枪杀,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往南方去”。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正在女师大读书的许广平把刚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宫门口西三条21号鲁迅的寓所。撂下抄稿,许广平转身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回答:“要去请愿。”

这一天,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组织要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作为女师大学生领袖的许广平,自然不会缺席。在大队集合之前,她抽空把抄好的稿子先送到鲁迅家。

得知许广平要去请愿,鲁迅不大以为然:“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听先生这么一说,许广平不好违拗,只得钻进南屋抄起稿来。当时她一定想不到,鲁迅的一句话很可能救了她一命。

“写着写着,忽然有人来报信:‘铁狮子胡同段执政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后来许广平这样回忆。一听这话,她扔下笔,跑回学校。不多时,她看到两名同学——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被抬了回来。

正如鲁迅所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许多当天参与游行的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描述当天的情景。3月18日10时,天安门前已人山人海。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首先发表了演说。尔后,游行群众结队来到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参与了游行的悟庵,两天后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写道,游行队伍抵达执政府门前时,那里已经站立了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游行群众推举出丁维汾、安体诚等四人作为代表,要求入见负责人。悟庵回忆,此时执政府门前秩序并不混乱。

正在清华学校任教的朱自清,走在队伍的最后,当他赶到执政府门前时,几位代表已经从执政府里出来了。他们说,执政府里一个负责人也没有。这时,人群中才有一两声叫嚷:“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段祺瑞府邸)”朱自清看到队势散动,许多人纷纷往外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队卫兵已经装完了子弹。

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劈劈啪啪,一阵枪声过后,朱自清感到旁边人的鲜血流到他的手背和马褂上。“全场劈啪的枪声外,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朱自清在文章中写道。第一次枪声约响了四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枪声稍停,朱自清随着人流往外跑。此时,他身旁的伙伴已经中枪倒下了。躲在石堆后的悟庵看到,一个士兵用枪柄猛击扑倒在地的人,直到那人一动不动为止。当悟庵逃进西边马厩时,他看到李大钊也躲在里面,形状极其狼狈。后来,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差一点就成了卫兵的枪下之鬼。当时,一个卫兵正要向李大钊开枪,忽听旁边有人喊:“不要开枪,拿活的!拿活的!”李大钊扭头一看是个警察。不过,那警察并没有抓他,而是向东边一指,小声说:“朝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跌跌撞撞往南走,后来躲进一个小饭铺,才算脱险。

那一天,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游行群众,惨死在执政府卫兵的枪下,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

城头变幻大王旗

民国以来,北京始终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状态。1926年初,这种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曾经势同水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此时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战火从城外向城内逼近。庚子年后一直还算太平的北京城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1926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信中感叹:“天下大乱之时,今天谁也料不到明天的事,只好随遇而安罢了。”

到了3月,战事发展到白热化。隶属于奉系的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出渤海舰队逼近天津大沽口,与岸上的国民军展开炮战。为了防止渤海舰队利用外国船舶运送弹药,国民军封锁了大沽港。可这样一来,西方列强不干了。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恢复通航。迫于形势,国民军同意恢复通航。不过,规定外国船只必须要悬挂特定旗帜,在白天通行,并且须接受国民军的检查。

3月12日这天,麻烦来了。早上,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书记生藤井找到国民军驻大沽方面司令张瑞堂,提出今天将有4艘日本驱逐舰抵达大沽湾。张瑞堂命第32团第3营第8连的窦连长与藤井一起乘小汽艇前去检查。当日本军舰驶近时,窦连长发现来船只有两艘。“通知说来4艘,怎么又变成两艘了?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船?”窦连长疑窦丛生。为了避免误会,他提出:“驱逐舰暂时停一下,让我登陆到炮台上去,以便向部下交待清楚,免得因误会而开枪。”然而,傲慢的日本海军以“帝国的海军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为由,拒绝停船。正在僵持中,枪击发生了。至于是谁先开的火,双方各执一词。不过双方的火力对比却相差很远。据路透社13日电:“国民军轰击日舰,仅用来福枪,日舰报以机关枪。”

15日,参与签署《辛丑条约》的英、日等八国联名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开放大沽口航道等5项要求。他们声称,如果北京政府不答应,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大有八国联军重进北京之势。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八国公使,全部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帝国主义的傲慢与北京政府的孱弱,促使学生们走上街头。

“三一八”惨案中,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长久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许多史书认为,罪魁乃是执政段祺瑞。不过近年来坊间也流传着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曾在执政府门前长跪不起,甚至终身茹素的说法。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世界晚报》曾发文称,卫队曾致电请示章士钊如何应对,章答复:“如有必要即可开枪”。不过,章士钊当时就发表声明称,此事与己无关。他是事后“见招会议,始得知之”。这件事一直是章士钊的一块心病,直到晚年他还特意对女儿章含之强调:“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与我并无直接关系。”上世纪60年代,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当时在现场指挥的少校参谋王子江本来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就算了,不料卫兵们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不过,朱自清笔下的惨案现场记述却不支持这一说法。他写道:“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甚是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张作霖的奉军。不过,段祺瑞的军队早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就打光了,所以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还是掌握在国民军手中。虽然北京市民走上街头,也有支持国民军抗击外侮的成分,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却表现得非常冷漠。颜浩说,冯玉祥的军队虽然名为“国民军”,但还是一方军阀,与正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没有关系。当时国民军在战场上正处于劣势,希望对西方列强妥协的正是国民军。

分野

 1926年的鲁迅。

3月18日上午,鲁迅正在写揶揄陈西滢与章士钊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刚写到第三节。下午,鲁迅家的常客许羡苏跑来,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的惨案。虽然一贯不主张请愿,但得知府卫队竟向平民开枪后,鲁迅愤怒到了极点。他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笔锋一转写道: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惨案甫发,鲁迅被巨大的愤怒与悲哀笼罩着。这段文字不似他惯有的犀利风格,而是透露出深切的创痛。后来,许羡苏听鲁迅的母亲说,大先生得知刘和珍、杨德群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病倒了也不肯看医生。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回忆:“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

“三一八”这天,周作人本来是要去燕京大学上课。到了学校,他才得知因为请愿停课了。正要回家时,他碰见受伤逃回来的许家鹏。从许口中周作人知道府卫兵枪击民众的情形。周作人虽不像鲁迅那样感情炽烈,但“自此以后,每天从记载谈话中听到的悲惨事实逐日增加,堆积在心上再也摆脱不开,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

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告诉记者,周作人对于“三一八”惨案格外看重。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还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在周作人看来,“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

惨案发生后,北京的舆论界几乎都加入到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口诛笔伐中。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相关消息、评论和通电。

鲁迅为学生刘和珍写的《纪念刘和珍君》,由于后来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更成为人们对“三一八”惨案最直观的印象。

不过,3月27日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闲话”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却有些另类。他写道:

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陈西滢在文章中虽然也谴责了执政府的暴行,但这几句责难民众领袖的话却惹恼了周氏兄弟。几天后,鲁迅发表《空谈》一文剑指陈西滢: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周作人也把陈西滢的这番“闲话”称为“人头畜鸣”。此时,他们兄弟二人虽然已反目三年,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表现出惊人的默契。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对记者说:“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是因为家庭琐事,而不是政治主张。”事实上,在二人反目后的许多年,他们仍然处在同一个阵营中。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杂志中,除周作人本人,鲁迅是发稿最多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告诉记者,上世纪20年代北京有两个主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语丝》和《现代评论》。他们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语丝》的主要成员鲁迅、周作人等是留日的,《现代评论》派则主要是留英美的。《语丝》派批判性比较强,而《现代评论》派秉承的观念是专家治国,希望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达成社会变革。

女师大风潮之前,《语丝》与《现代评论》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他们许多人都是北大的同事,经常在一起‘把臂同游,把酒言欢’。”但当陈西滢抛出女师大风潮是“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言论后,鲁迅和周作人都不干了。他们二人正是陈西滢含沙射影攻击的北大国文系浙江籍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氏兄弟与陈西滢的论战更加火药味十足了。

今天看来,陈西滢的文章中不无合理的成分。比如他不主张未成年人参与请愿,“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们在感情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鸡蛋和石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与府卫队相比,游行民众显然是‘鸡蛋’。”止庵说。

在颜浩看来,北京知识界的这种分野早在五四运动后便开始了。“三一八”惨案后,分野就更加明显了。

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政府发布了“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事实上,这5人通缉令乃是段政府反复删减后的结果。4月9日《京报》上刊登了《“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文中称,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挑出了其中的50人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下来,只是“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这份名单上。

莽原社成员荆有麟曾回忆,在这份大名单被披露之前,大多数教授就已经知道了。当时,第一个通知鲁迅的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第二个则是已经与他反目的弟弟周作人。止庵告诉记者,其实鲁迅与周作人之间这种通过中间人互通声气的事情很多。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他还给章川岛写信,希望川岛劝周作人南下。“毕竟是血浓于水。”

鲁迅一贯警惕性极高,在得到警示后,他便住进了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荆有麟回忆,当时莽原社仅有两间房子,一间他住,一间作会客、办事、吃饭用。鲁迅在一个暖和的中午突然来到,于是荆有麟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鲁迅住。每天,荆有麟照例去报馆编社会新闻,鲁迅则在家看书、写作。晚上,鲁迅总要到东城转一趟,打听打听当天政治上的特殊要闻。“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莽原社了。据云:系对于《莽原》崇拜,特地来访问,看收不收外稿。”当时,荆有麟不在,鲁迅便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把他们搪塞过去了。几个不速之客离去后,鲁迅担心他们是暗探假扮的,第二天一早便搬进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里。

在山本医院住了几天,他又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当时,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的法外之地,不论是哪派人士犯了事儿,都会躲进东交民巷。

荆有麟记得,有一次他到医院去探访鲁迅,他正跟许多在此避难的教授议论着。原来,有人报信说:当局计划搜查被缉教授们的家庭。鲁迅非常担心,当即交给荆有麟五十元钱,要他把老太太和夫人朱安安置到饭店里躲避一下。不过,搜查并没有实行,周老太太住不惯饭店,几天之后就回家去了。

避难期间,鲁迅仍笔耕不辍。当看到《京报》披露50人的通缉名单后,他给朋友章川岛写信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随后,他写了《大衍发微》一文。

所谓“大衍之数”指的是50,这个典故出自《周易》。事实上,《京报》公布的名单只有48人。鲁迅在《大衍发微》中逐一分析了这48人的背景。他得出结论,这份“大衍之数”的通缉令意在改组两个机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扫除”三个半学校: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女师大和北大的一部分。扑灭几种报刊:《京报》、《世界日报》、《京报副刊》、《语丝》等。

颜浩告诉记者,当时虽然北大等高校教育经费非常紧张,但是以退赔的庚款为资金的清华等学校却资金充足。被通缉者大多是北京教育界掌握大笔资金的人士。如5人名单中的李煜瀛,便是俄款委员会委员长。首当其冲的五人中,除李大钊、徐谦直接与“三一八”的游行示威有关外,其余三人多少有点“无辜”。最引人深思的是,名单中“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鲁迅解释说:“监理是点查物件的监督者,又没有什么薪水,所以只配一点;而别人之‘差缺’则大矣,自然值得三圈。”

“鲁迅认为章士钊和马君武想通过通缉令对北京教育界重新洗牌,把那些肥缺都安排给自己人。从这份名单看,鲁迅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颜浩说。

邵飘萍之死

邵飘萍

到了4月,离家避难的教授们发现段政府的通缉令是只“通”不“缉”,于是纷纷搬出医院,回了家。

通缉令的威胁似乎告一段落,但此时北京的局势却越来越紧张。在张作霖和张宗昌的两面夹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了。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有奉军投炸弹于西直门外国民军粮站,死民妇一人。”他家住在景山与北海之间,与驻扎着4000国民军的军营比邻,因此时常担心自家成为奉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他自怨自艾道:“以他人处此,恐当迁移。惟予贫困至此,何来此搬家闲费。”既然没钱搬家,只好把生死置之度外,寄情著述了。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巨著《古史辨》写序。序言中提到,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能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普通铺户都是“清理账目”,饭店酒馆又是“修理炉灶”,阔气一点的铺子则是“铁门有电”,比了阴历元旦的歇业还要整齐。

在顾颉刚4月份的日记中,几乎天天有奉军飞机往北京城投弹、炮轰的记载。4月15日炮声直到中午还没有停歇。从通州跑来的人报信说,奉军的大队人马已经到大马庄了。“街市惨淡,若大乱将至。”是日,国民军全部从西直门退出北京。第二天,奉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当此权力更替之时,“城中驻军有八种之多,臂章复杂难认。”

很快,京城百姓和知识分子们就发现,奉军比以前的各路军阀都要凶恶。“奉军购物,以军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贴钱。有不应者,甚至枪杀。虽有军律之告示,但郊外有女子被奸,其父往司令部控告,乃斥其坏本军名誉,即将其父枪杀。”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都闭门歇业了。

奉军入城后,鲁迅在许寿裳、齐宗颐的帮助下,又住进了德国医院。不过,这次他们不能住在病房里,而是躲进一间堆破烂的堆房里。许寿裳记得,那间堆房里聚集着十余位老相识。晚上,他们在水泥地上睡觉,白天则以面包和罐头食品果腹。

《京报》社长邵飘萍为防万一,也躲进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过,4月24日17时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当他处理完事务乘车返回六国饭店时,被奉军的侦缉队逮捕了。侦缉队逮捕邵飘萍后,随即搜查了京报馆。他们从报馆中搜出邵飘萍写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据说还有冯玉祥聘请他做军事顾问的聘书和军用密码本。

至于邵飘萍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社,坊间流传是因为《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的出卖。据说张汉举信誓旦旦地对邵飘萍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就放心回来吧。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目下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在当初就已经流传甚广。1927年,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持枪闯入梅宅。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中,只有一人中枪毙命,他就是张汉举。张汉举死后,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出卖邵飘萍的报应。

邵飘萍被捕后,新闻界紧急开会研究营救对策。最后,上海《新闻报》、《时报》等13家报社派出代表,组成游说团找到张学良。4月25日17时,13名代表来到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恳求释放邵飘萍。面对众人的求情,张学良说,逮捕邵飘萍是老帅(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决定,虽然他与飘萍私交不浅,但也回天乏术。会见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张学良始终不为所动,最后被代表们逼得急了,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最后,张学良以要开会为名,甩下一众说客,拂袖而去了。

4月26日下午,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第二天,《晨报》这样描述他被害时的情景:“当时邵穿长夹袍,青马褂。汽车行抵刑场,由警队扶之下车,走至监刑官案前报名,即向监刑官狂笑数声。往南行数步,由行刑者用马枪向脑后射击,砰然一响,邵应声倒地,弹由右眼穿出,即时毙命。”

张作霖杀邵飘萍的罪名是宣传赤化。然而,有学者认为邵氏并没有那么鲜明的“颜色”,张作霖之所以要杀之而后快,另有缘由。当时,媒体接受政府部门和军阀的津贴是行业惯例。北洋政府每月给新闻界的“津贴”中,《京报》被列入最高等级。据说,郭松龄倒戈时,张作霖也给了邵飘萍一笔数额巨大的“津贴”。不过,收了张作霖的津贴后,邵飘萍并没有替他说话,而是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把张作霖注为“马贼头目”,称郭松龄为“人民救主”。这下惹恼了张作霖,连张学良也不敢出面求情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罗章龙揭秘说,1924年邵飘萍在他和李大钊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连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都不知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对记者说:“早期的共产党组织相对比较松散,邵飘萍即便加入了共产党,也不像后来那样正式。”不过,罗章龙提供的信息也足以显示邵飘萍的政治立场了。

“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被杀后,北京城风声鹤唳。奉军在全城展开了大搜捕,捉拿“赤化”,相继搜查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大学。《现代评论》5月号刊载的《北京的恐怖》对这时的恐怖气氛有形象的描述:

近数日来,北京社会忽然表现一种恐慌的景象。尤其知识阶级的人士,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更无论是所谓赤化或非赤化的,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表示十分不安的状态。

与以前的北洋军阀多少还有点文化相比,刚刚入主北京的张作霖和张宗昌则是纯粹的土匪。北京城陷入一片恐怖中,“今天甲司令部捕去学生,明天乙机关传押新闻记者,后天丙军事人员架去学校校长。这些捕人的事,究竟是什么理由,经过哪些法律手续,连内阁也说不清楚。”

1926年8月5日,北京《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军警逮捕,第二天便以通敌罪名被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之死与邵飘萍被杀,相去不过百日,被时人称为“萍水相逢百日间”。

林白水向以文笔辛辣著称,他的时评嬉笑怒骂,无所顾忌。就在邵飘萍被杀,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时,他还在《社会日报》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斫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林白水的时评受到读者的追捧,不过也早就开罪了“狗肉将军”张宗昌。林白水被害直接起因是8月5日他发表的时评《官僚之运气》:

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囚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

此处,林白水讽刺的是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林白水把潘复在张宗昌背后出谋划策的丑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他阴损的比喻也彻底惹恼了潘复。据说,潘复看罢文章后,找到张宗昌痛哭流涕,要求将林白水立即处死。“狗肉将军”本来就不学无术、无法无天,杀一两个牢骚满腹的文人,在他看来不在话下。于是,当天晚上便抓了林白水。

得知林白水被捕后,林的好友纷纷展开营救。与北洋军阀关系甚深的杨度、报人薛大可等纷纷苦求张宗昌枪下留人。最后,薛大可甚至长跪不起。一直磨到深夜,张宗昌才同意将“立即枪决”改为“暂缓执行”。凌晨2时,当命令传到法场时,林白水已经被执行半个小时了。原来,眼见众人求情,潘复勾结行刑官,提前执行了死刑。

林白水死后,北京的舆论界噤若寒蝉,默然不发一语。就连一向以报界“明星”自居的报纸,也把社论、时评的栏目收起来了。“出现这种局面并不为怪,新闻记者也有苦衷,因为在当时恐怖状态的北京城里,一开口便有吃枪子的危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伟说。

北大教授张慰慈给当时正在美国的胡适写信道: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民国以来,北京政府对待文人的态度相对温和,整体的舆论环境也比较宽松。五四时期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北京政府也只是对个别学生拘禁几日了事。‘三一八’惨案前,虽然学潮不断,但北京政府一直比较克制。奉、直两大势力控制北京后,一改此前北京政府的宽松态度,开始随意捕杀报人、学生甚至知名教授。这对知识界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王建伟说。

往南方去

1926年7月,同样上了50人通缉令的林语堂离开北大就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此时,他正在为刚刚成立的厦门大学国学院招兵买马,许多北大教授都收到了他的邀请。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一隅,此前并不受文化人重视。然而,北京肃杀的政治气氛和严重的欠薪状况,使得厦大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民国以来,北京的教育经费就一直捉襟见肘。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政府把有限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军费上,教育投入自然无法保障。就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筹措经费成为校长的头等大事。北大校长蒋梦麟甚至为了躲避建筑公司讨债,逃到了西山。

这一时期,顾颉刚日记中关于生活拮据的记载比比皆是。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由于生活困窘,甚至妻子也对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到了6月,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只好又向胡适之借了六十元。

不但学校的教师领不到薪水,就连鲁迅这样的教育部公务员也常常被欠薪。鲁迅在《记发薪》中记载,1926年1月至7月,他只领了4次薪水共190.5大洋,而历年教育部欠他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颜浩告诉记者,当时一个月40块大洋就能让北京一个四口之家过上小康生活了。9000多大洋无疑是一笔巨款。

7月28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面对北京日益不堪的政治环境和厦门大学的高薪聘请,他决定“换一个地方生活”。促使鲁迅决定南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在北京他无法跟朱安离婚,又不可能过一夫二妻的生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也收到了厦门大学的两纸聘书。“研究生导师,160元;一大学教授,80元。”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

这一时期,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在内的一批文化人集体南下去了厦门大学。

1926年底,《国闻周报》刊文称,北京知识界“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京,这样一来,北京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不独教师们选择南下,学生们也大批离开北京。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对于北京的青年学生而言,南方显然更有吸引力。1926年底,《现代评论》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军队大可算是学生军队,所以学生们在南方,可说是时髦之至。宣传主义用学生,侦探军情用学生,图谋内应用学生,组织政府也用学生。”而反过来看那在北方的学生们,“开会有罪,发行出版物有罪,监视侦察,异常周密。”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

到了1927年4月,张作霖悍然杀害李大钊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使得北京知识界更加陷入恐慌中。教授们或者选择离开,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一片零落景象。

《语丝》和《现代评论》虽然政治观点不一样,但同样不见容于奉系军阀。此时,由于人员南下,这两份杂志不得不将编辑部移到了上海。

作为《现代评论》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精神领袖——胡适的选择带有风向标的意味。1926年7月17日,胡适赴伦敦参加“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会后又赴美。次年4月他从美国乘船回国,中途在日本横滨盘桓了几个星期。这期间胡适不断与友人通信,了解国内情况。再三权衡之后,他于5月17日乘船离开日本,不过他并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

虽然周作人曾抱怨“《语丝》殊无法维持,现在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但看着知交好友们一个个“往南方去”,他却始终没有南下的念头。“周作人总是说‘家累太重’。”止庵说,“这跟他的性格有关。他不但这次没走,1937年日本人打来,他也没走。最终铸成大错。”

“发生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京知识群集体南下,似乎为之后民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做了一个鲜明的注脚。”王建伟说。

本文刊登于《北京日报》2013.7.16 13、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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