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合之间——国共决裂内幕

1924年初，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此时，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目标：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除军阀。大革命高潮由此掀起。北伐，东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在这过程中，共产党人的政治舞台也得以扩大。这个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生小党走出象牙塔，投身中国社会，用它锐利的理论武器刺破蒙昧，唤起千万民众，党的自身组织也由几百人迅速发展到5.8万人。

　　然而，国共毕竟是性质、纲领、宗旨不同的政党，一党党员加入另一党的所谓“党内合作”，从开始就埋藏着裂痕。而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令，也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常常无所适从而屡有失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四·一二”“七·一五”，蒋、汪举起屠刀，大革命的失败几乎是必然。2.6万共产党人的鲜血，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划上了句号。

　　痛定思痛，年轻的共产党人记取了一条血的教训：坚持独立性，走自己的路，至关重要。

　　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

　　共产国际第一人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慷慨激昂的《国际歌》回荡在克里姆林宫。1921年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进行。

　　人头攒动中，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从各肤色代表中挤了出来，健步走上主席台，开始了他的演讲：

　　同志们！我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及反帝革命斗争的全貌，但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只能向大家指出远东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

　　这是年仅23岁的张太雷代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讲坛上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他说：

　　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产阶级斗争呢？那都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

　　台下掌声四起，共产国际对这位天才的宣传家刮目相看。

　　张太雷是常州人，中学时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这使他的英语如同母语一般流畅。另外，传教士们给予他的经院教育，虽然没有使张太雷成为一个基督徒，但十分有利于他同国外人士的沟通。

　　自1920年，张太雷就开始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联系工作。1921年3月起，他不但在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还组建了书记处下的中国支部，可谓立了一个大功。

　　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张太雷这番演讲以“希望共产国际关注中国”为主题，正合共产国际心意。

　　当时，苏维埃已经打败了白俄，在远东也站稳了脚跟，正着眼于向世界输出革命。6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别看他促成了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但马林本人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在马林眼中，在上海中共中央里工作的都是一帮学生，与其说是革命党，还不如说是个学术团体。

　　的确，那时的中共组织十分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不能公开活动。在幼年的中共面前，马林动不动就摆出“老革命”的架势，态度未免过于倨傲。

　　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迫切需要润滑剂，张太雷正是最好的人选。是年8月，张太雷受命回到中国，成了马林的助手和翻译。

　　两座“火山”的碰撞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刚在莫斯科感受了热火朝天的国际共运，张太雷回国后，立即觉出一股寒流。由于不满意中共中央的工作，马林提出总书记陈独秀不能呆在广州“做官”，应该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并派包惠僧去广州接陈独秀。

　　陈独秀一到上海，旋即会见了马林，作陪的便是翻译张太雷。

　　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严肃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我要求你们每周向我汇报，并交出计划和预算，以便国际给予经济援助。”

　　张太雷尽可能委婉地把这些话翻译给陈独秀听。

　　还没听完，陈独秀便猛地站起来，大声说：“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国情，没必要戴着第三国际的帽子，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马林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就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

　　包惠僧回忆，张国焘被认为是接近马林的人，但他也不敢作声，因此，奔走于陈独秀与马林之间传递信件的只剩下张太雷一人。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起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有多大能耐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就在两座“火山”彼此“爆发”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却扭转了局势。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毕竟是老革命，当即放弃个人恩怨，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回忆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名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

　　包惠僧认为，正是经历了这次患难，陈独秀在出狱后，不但对马林消除了成见，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

　　其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中国共产党承认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也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

　　——这个结果，等于是承认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斯内夫利特战略

“宁汉合流”标志着国民党内对反共已达成一致。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非常大总统，苏俄领导人开始考虑和广州政府进行交往的问题。列宁指示说：“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到广州去。”

　　年底，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离开上海，先后在武汉、长沙、广州、桂林等地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实地考察。

　　南国沸腾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在广州，他目睹了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反封建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足以令任何一个革命家热血澎湃。

　　在桂林，马林和孙中山两度晤谈，他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反应不冷不热。甚至还旁敲侧击地对张太雷提出批评：为什么中国的青年人“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找智慧”，“从中国经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

　　最终，马林碰了个钉子，孙中山略带敷衍地说，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虽然没有成效，但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做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

　　基于这一认识，马林一回到上海，就向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而且，还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去。他说：“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

　　陈独秀发起火。他认为，你马林口口声声的表示尊重中国共产党，现在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国共合作，这叫中国共产党怎么能接受？

　　陈独秀不仅这么说，而且还于1922年4月6日，给另外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6点理由，表达了当时全国420名党员的意见。

　　陈独秀力陈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共产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的态度。

　　不过，这封信并没有改变马林的想法。

　　马林回到“世界共产之都”莫斯科，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以列宁的话为依据，再次提议国共合作。“共产国际要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让不能公开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保持独立性，这是对共产国际二大精神的最佳实践”。

　　马林关于两党党内合作的设想，被后人称为“斯内夫利特战略”。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提议会在不久后成为现实。

　　西子湖畔再争论

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

　　1922年7月18日，马林带着“尚方宝剑”回到中国。

　　他惊讶地发现，士别三日，对这些中国朋友要刮目相看了。中共在北方的工人运动，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另外，统战政策也开始有所转变。年轻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在两条路中做出抉择：一条是与孙中山联手，进行国民革命；另一条是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

　　在刚闭幕的中共“二大”上，通过了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力量的议案，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组织联席会议。其实质，是提出了两党并行的外部联合方式。

　　马林依然盛气凌人，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因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孙中山惟一能接受的方法。他还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专题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宜。

　　考虑到陈独秀出狱不久，马林又是外国人，特别引人注意，出入不方便，于是大家决定去杭州西湖开会，这样既安全，又可以调节会议气氛。党史显示，西湖会议是中共最早的统战工作会议。

　　会议伊始，陈独秀便开门见山地说：“应马林的要求，中央召开这次执委会特别会议。首先请马林先生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传达了自己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张太雷翻译后，会场一片沉默，气氛严肃，个个板着脸，相互望着。最后，大家把目光都一齐投向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环视了一下会场，严肃地说：“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策……”这一开头语，引发了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的附和，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言，群起反对，弄得马林焦急不安，不断要张太雷把大家的话尽快翻译出来。

　　最后，马林不得不解开纽扣，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

　　在他的丝衬衫上，清晰地用英文印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他严肃地对大家说：“提请诸位注意，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了的政策，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根据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纲领，应该开除出党。”

　　马林祭出这一手，众皆哑然。

　　陈独秀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说：“作为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我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必须是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中山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

　　“有条件的加入”这一原则，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赞同。就连马林也说：“我赞同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我宣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这条决议就算正式通过了。”

　　国民党改组现曙光

　　西湖会议结束后，陈独秀、李大钊立即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此时，刚好是这位伟人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变革命，包围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这次惨重的失败，几乎令他“愤然一死以殉职”。

　　马林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在1922年被陈炯明逐出广州后，我曾与他在上海多次会谈。他请我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他变得更易于接受意见了，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国共双方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孙中山紧握陈独秀的手，欣然同意说：“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我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

　　商谈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毛泽东等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不过，此时孙中山还没下定“联俄联共”的决心——除和马林接触外，孙中山还在与苏俄大使越飞商谈。

　　越飞向孙中山提出三项条件：一、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二、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三、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政府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的援助。孙中山说，第一、二条可以考虑，但第三条不行。

　　双方反复磋商，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才发表联合宣言。这份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联俄联共”政策的公开化，也表明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三大”唱响《国际歌》

　　短短十几天之后，滇军、桂军杀入广州城，赶走陈炯明，孙中山恢复大元帅职权，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

　　这时候，中共却因“二七惨案”在北方遭受了重创。

　　军阀吴佩孚悍然出兵干涉罢工，造成“二七惨案”。这使中国共产党几年来辛苦建立的基础几乎被摧毁殆尽。血案给幼小的中共一个教训：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痛定思痛，中共中央终于承认“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

　　3月，陈独秀率先南下，随后，整个党中央，连同《向导》周报一并迁到了广州。初夏，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相聚在广州东山的一幢小洋楼里。

　　在中共“三大”上，代表们对国共合作一事再起激辩。这次的争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特别是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员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

　　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他们甚至说马林、陈独秀要“葬送中共”。张国焘说了一句，“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纠正。”马林闻听此言“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他决斗。

　　经过反复讨论，“三大”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在工作方式上，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既不好违背共产国际，又不愿意委曲求全，他对国共关系有八字真言——“加而不入，办而不包”：组织上可以加入，但决不融进去；工作上可以协办，但决不包办。

　　三大结束后，这些心情复杂的共产党人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张太雷举起拳头，激动地说：“同志们，我来教你们唱《国际歌》。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唱一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地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陈独秀怒离广州

　　中共三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在东江督师，与陈炯明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国民党改组之事。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跨党的共产党人曾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劝他在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不要效法封建军阀，一味依靠武力夺取地盘。还建议他“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

　　但孙中山回复说，他准备一鼓作气打败军阀，然后到北京建立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国民党的当务之急。

　　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措词冷峻，警告孙中山“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成，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同时又质问，如果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岂不是与陈炯明、沈鸿英走到同一条道路了？

　　面对陈独秀的公开批评，孙中山大动肝火，在马林面前发了一通脾气：“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党内一向以“老头子”自居，评论同志时，常把“这孩儿不错”“那孩儿还行”挂在嘴边，动辄拍桌子、摔茶杯。如今要他在孙中山面前低声下气，如何受得了？

　　7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开会，作了两点决定：一、以后对国民党的批评，措词要温和一点；二、为了避免和国民党搞僵关系，党中央撤离广州。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马林费尽心思，任务仍未能圆满完成，只好卷了铺盖，结束了两年的在华使命，当时是1923年10月。

　　鲍罗廷的能耐

　　马林前脚刚走，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率领的“驻广东代表团”，便在秋高气爽的10月抵达广州。至此，“指导中国革命”的接力棒，由马林传到了鲍罗廷手里。

　　与马林不同，鲍罗廷由前一年刚刚成立、实力更为雄厚的苏联政府派遣。他手里的砝码和前任马林相比也大为不同。尤其重要的是，用陈独秀的话来说，鲍罗廷的皮包里，带有“苏联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斯大林让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并责成他“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操作能力比马林高明得多。他到广州后，没有喋喋不休地劝孙中山放弃军事，一心一意搞政治宣传，而是立即陪同孙中山视察东江前线，很认真地倾听孙中山的军事计划。

张太雷

　　在惠州前线，鲍罗廷亲自布置飞鹅岭炮兵阵地，轰击敌阵。孙中山对这个在硝烟之中毫无惧色的苏联人顿生好感，回到广州后即聘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

　　11月，陈炯明发动了对孙中山最大的一次攻击，几乎打到了广州市郊。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孙中山的处境危在旦夕。鲍罗廷没有一走了之，而是拔刀相助，这令孙中山大为感动。这时，鲍罗廷恰到好处地建议孙中山做出改革：“现在它（国民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孙中山欣然同意。当月，国民党改组的车轮，终于缓缓启动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由蒋介石任团长赴苏联访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到了上海。

　　这个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各派两名党员组成，代表共产党的是张太雷和沈定一，国民党代表则为蒋介石和王登云。他们在苏联待了两个多月，不但加深了苏联同国民党的关系，还商谈了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具体方案。

　　不过，在表面的亲苏姿态之下，蒋介石对于苏联领导人及其政策，心里并不认同。他在日记里说“前日晤其领袖季诺维也夫，孰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也”。回国后，蒋更是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将苏联斥为“恺撒之帝国主义”。

　　万事开头难

　　国民党改组的利好消息频频传来，陈独秀郁闷已久的心情终于好转。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联席会，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策略。

　　陈独秀承认，自中共“三大”以来，国共合作几乎无所作为。现在情况不同了，国民党开始改组了，中共党内的意见也基本统一。大家一致同意：凡未加入国民党的应立即加入；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

　　没想到，这个中共内部好不容易才达成的意见，却被鲍罗廷一票否决了。

　　鲍罗廷干脆地说：“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发展。”会议最后做出结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种委员会谋求职位。这显然是忠实贯彻着斯大林“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指示精神。

　　联席会议后，鲍罗廷等人便南下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后来提到这次大会时说：

　　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

　　会议进入到第二天时，围绕着对民生主义的解释，双方党人陆续登场对阵，舌战频发。共产党要以共产主义解释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则要以民生主义解释共产主义。

　　最后，孙中山做出仲裁：“本党即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其中。”“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大小而已。”

　　在以后十天的会议上，火药味越来越浓。关于是否明确宣布反帝主张，关于是否允许共产党员跨党……争议纷至沓来，双方短兵相接，激烈辩论。

　　国民党内，关于“联俄联共”政策更是众议纷纭。汪精卫强烈反对，他打了个很著名的比喻：“共产党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就连宋庆龄也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在孙中山的坚决推动下，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决议。

　　1月30日，孙中山当选为国民党总理。在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占了3席；在17名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占了7席。下午，孙中山致闭幕词，预言“今年之内，革命将获彻底大成功”。

　　蜜月期结束

　　国共两党经历了许多曲折，终于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舞台上，拉开了大革命的序幕。合作的前三年，堪称两党的蜜月期——

　　大革命战火轰轰烈烈，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两党携手北伐，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省、市一级的地方党部日渐健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得到了实质的锻炼。

　　英才辈出的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然而，正如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预感的，党内两派“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暗潮……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即使是在蜜月期，种种因主义而生的隔阂，也使两党摩擦不断。

　　如何处理这些摩擦？在中共内部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担心树敌太多，孤立自己，而主张以退让求团结。甚至，他们在党内提出取缔“机会主义做官热”，限令已经当了县长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几度拱手让出了军权、政权。

　　随着共产党和工农阶级的壮大，由谁来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但陈独秀总觉得“无产阶级还很弱小”，不足以担起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曾经发文表白说，“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权的事”，共产党应首先帮助国民党赢得“二月革命”，再进行“十月革命”。

　　即便是在“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中央仍委曲求全，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整理党务案”中，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人辞职，更使得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军政大权。

　　涌动的暗潮，最终在1927年演变成了血腥屠杀。3月间，在蒋介石控制的江西地区，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紧要关头。

　　本来，陈独秀已经动了罐破水洒的念头，在蒋介石抵达上海的当天上午，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他称“这个斗争比暴动意义更大”。

　　然而，鲍罗廷对于蒋介石的异动竟然毫无警惕，继续充当“和事老”。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只好马上又踩了刹车。更糟糕的是，陈独秀还与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声明，称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是谣言，使得许多人紧绷的神经松懈下来。

　　在中共中央的摇摆中，蒋介石率先动手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上海血流成河，宣告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合作的破裂。

　　随后，政局骤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势不两立。

　　中共“五大”便在这腥风血雨中召开了。1927年4月27日，82名代表冒着白色恐怖汇聚汉口，代表全国5.8万名党员共商对策。汪精卫应邀列席了大会。

　　大会第二天，传来李大钊在京被杀的消息，可谓当时严峻形势的真实写照。这时候，全党上下最焦虑的问题无疑是：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革命。但是，据李立三回忆：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也就是中国革命要不要往西北发展的问题。

　　代表们茫然地看着犹太人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印度人罗易为了中国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很多代表一头雾水，压根对什么“西北学说”闻所未闻。

　　陈独秀在会上做了6个小时的报告，却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瞿秋白虽然在会上分发了针对陈独秀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着重论述了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武装斗争问题。但李立三回忆说：“这本小册子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没能挽救过来。”

　　这是最后的战斗

　　中共“五大”召开后不到一个月，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至6月10日，湖南已是人头滚滚，流血千里，万余人被杀。

　　消息传至武汉，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以往的宣传，已经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湖南是全国农运最成熟的地区，有40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5000多支枪，何以毫无还手之力？

　　用湖南农运领导人柳直荀的话说：“当时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脚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中共湖南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余万农民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结果，棋差一招，满盘皆输，竟被对方以一个团的兵力给击破了。

　　至此，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情急危殆，陈独秀却在检讨湖南农运中的“过火”行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把斯大林让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军队”的紧急指示，私下给汪精卫看，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革命。他哪想到，紧急指示反而给汪精卫提供了“分共”的借口。

　　“黑云压城城欲摧”，曾经在口耳相译间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张太雷，终于擦亮了双眼。这一次，他站在了起义将士的最前列。

　　6月初，以张太雷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明确提出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6月6日，张太雷还在《向导》发表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一文，提醒战友：“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同月，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了“上山”主张。

　　蔡和森起草了一份关于两湖问题的决议案，核心是“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要求武装农民，封锁和包围长沙。但这个决议草案却迟迟未获中共中央批准。

　　鲍罗廷挖苦说：“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中共中央不停地开会，时间耗费在没有结果的争论上，但如何应付危局，却拿不出个统一的意见。

　　开始，陈独秀想退出国民党，“这意味着放弃一切”，遭到共产国际反对。摇摆之中，中共中央自行解散了工会纠察队，通过了《对国民党关系方面退却的纲领》，为了拉拢国民党左派，简直是一退再退，退到了墙角。

　　还是毛泽东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说：“今日不保存武力，则明日事变我们即无办法。”陈独秀终于决定“上山”，却为时已晚。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常委会改组，陈独秀长叹一声，挂冠而去。他说：“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了。”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新十二军，在周恩来、谭平山、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准备湘南暴动；张太雷奔赴广州，组织武装起义。

　　起义的烽火在各地点燃。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地领导战争和创立军队。秋收时节，由毛泽东率领的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工农，举着镰刀斧头，向平浏直进。

　　12月11日凌晨3点半，广州起义爆发。天亮前，起义军已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市区。下午，得知敌军正向总指挥部扑来，张太雷急忙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

　　汽车行至惠爱西路，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穿便衣拿枪的人，缺乏经验的警卫和司机还以为是赤卫队员，没有防备。最终，张太雷不幸身中三弹，喋血在广州街头。

　　张太雷是中共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瞿秋白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道：“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源泉！”

　　据统计，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下的共产党人多达2.6万余人，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幸而，在血与火中转变的，不仅仅是张太雷，共产党人已经看清：“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其结果是，“自愿地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毛泽东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失败的大革命，亦是中国共产党人认清革命目标的新起点。

本文载于《北京日报》20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