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北京长城保护最值得说的那些事——长城考古

新年伊始，回望2022年北京长城保护最值得说的事儿一定是几个第一次：规范化考古助力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研究性理念方法引入长城保护维修全过程、微痕提取数字化保护技术识读长城碑文、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项目计划获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技术审核报告。

2022年4月至12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获得国家文物局长城考古发掘批复，主持完成4项配合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的考古项目，分别是延庆大庄科长城3、4号敌台及边墙；昌平南口城、上关城护城墩台；箭扣明长城141-145敌台及边墙；平谷将军关关口长城。这些长城段落的考古方法和考古收获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

考古实证文献记载

明朝，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是关乎明廷盛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在明代文献中有关长城的记载多如牛毛，再加上现存明代文献浩如烟海，查阅资料、读书必不可少。比如，文献中对每一座建完的空心敌台“列装”的装备就有明确的记载，如同一张装备清单一般，其中提到了火炕和灶。遗憾的是，在早期长城维修中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公众到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长城景区是见不到这类设施的。在长城资源调查中，也非常少见到，即使偶尔见到，也明显可以看出为近现代后人所建。那么在文献中言之凿凿的“列装”设施难道仅限于“军事理论”的讨论而没有落地实施？发现这个问题是在2003年，虽然一直没有解决，但也始终没有忘记，总是不断地探寻求索寻求机会。2022年怀柔箭扣长城考古，所遇敌台顶部被坍塌物覆盖情况较好，考古工作开始之初即确定了重点工作之一既是找寻文献记载的火炕、灶这类生活设施。果然欣喜，在考古发掘清理的5座敌台中有4座敌台的顶部铺房内有明代遗存的火炕、灶，且保存相对完整。

图 1 怀柔箭扣长城145号敌台考古发掘前后对比

图 2 怀柔箭扣长城145号敌台火炕与灶

图 3 怀柔箭扣长城144号敌台考古发掘前后对比

图 4 怀柔箭扣长城144号敌台火炕与灶

再如，哈佛大学所藏《边城御虏图说》明长城舆图中，空心敌台的顶部绘有一根旗杆，上面悬挂旗帜。在延庆火神庙壁画中的长城墩台上也绘制了旗杆。那么，这种高大的旗杆是怎么固定的呢？在涿鹿蔡树庵长城，曾找到过标准的旗杆石，在门头沟沿河口敌台、怀柔河防口长城，也可以看到石头雕凿的旗杆墩——如同遮阳伞伞墩一般，但总体看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要知道，明代蓟昌两镇长城大概修建了约3000座敌台，旗杆墩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现存数量又极少，令人匪夷所思。带着这个问题，在箭扣长城考古发掘中，确定敌台顶部四角是清理的重点。可喜的是，在143号敌台顶部东北拐角处，发现一处垒砌整齐的石头，我们判定其功能是旗杆墩。或许，这种简易的旗杆墩才是被真正大量装配在敌台上。

图 5  《边城御虏图说》竹帛口“茨”字系列空心敌台顶部的旗帜

图 6 延庆火神庙东壁壁画墩台形象

图 7 怀柔箭扣长城143号敌台考古发掘前后对比

图 8 怀柔箭扣长城143号敌台顶的石砌旗杆墩

发掘区与周边调查一样重要

同一军镇范围内的同类长城建筑——如空心敌台，在建制方面多具有相似性，在发掘前需要扩大调查范围，增加对该区域长城建筑的整体把握。比如延庆大庄科3、4号敌台，虽然敌台中层部分坍塌严重，但调查发现，周围的2号、5号等保存较好的敌台建筑结构几乎是相同的，属同一“批次”敌台，对认识3、4号敌台具有很好的参照作用，发掘成果也证明，3、4号敌台和周边敌台的建筑主体结构的确是一致的。

图 9 延庆大庄科4号敌台考古发掘前后

熟悉修建长城修建“套路”很重要

明朝人修长城是有“套路”可寻的。如平谷将军关长城。将军关关口（城）处于将军河河谷，地势低洼，视野差，东侧向外突出的高地战略地位明显：向北可远眺关外河谷内来犯的敌方人马，向西则居高临下，俯控整个将军关关城内外，加之向外突出于关城的优势，可提供防御时的侧翼火力支持。按对明朝人防守“套路”的了解，这个关键的制高点一定不仅仅是修建简单长城墙体，而是会修建敌台、马面、墩台等单体建筑，尽管考古前并看不出蛛丝马迹。按照防守“套路”，该部位被确定为考古重点区域。考古成果印证了前期预判，这里的确修建有一座较大的单体建筑，而且是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三开间“角楼”建筑。

图10 平谷将军关关口鸟瞰

图11 平谷将军关“角楼”建筑考古发掘后鸟瞰

考古的最大诱惑是颠覆常规认知

昌平上关城被现代高速路打破，从高速路进出北京，用心观察都会看到山坡上的上关城和山顶上的实心墩台。由于城墙、墩台是砖石垒砌的，保存又很好，按照常规认识，这些建筑基本是隆万时期修建的。但考古发掘结果却让人十分惊艳：在这座“熟悉”的墩台顶部，发现了“不熟悉”的半地穴式铺房遗址——看上去如同屋顶的水池一般，这是目前发现的长城敌台上第一座半地穴式的铺房。铺房地面内还发现了不晚于明代正统、景泰时期的瓷碗。回想起之前在文献中见到的景泰年间修缮居庸关的记录以及在中国长城博物馆展览的景泰元年的“居庸关”门匾，或许这座墩台也修建于景泰朝，只不过在明代后期便废弃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图 12 昌平上关城2号实心墩台考古发掘前后

图 13 昌平上关城2号实心墩台台顶面铺房遗址考古发掘前后

长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如同“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一样，我们现在看见的长城也不是一次修建完成的——逻辑上也不可能一次性修建完成。那么长城是怎么建成现今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穿越回明朝又能见到什么样的长城呢？箭扣长城考古出土的石碑可见微知著。2020年4月，在127号敌台保护修缮过程中，出土万历四十五年修边墙、敌台的石碑2通。2022年在145号敌台顶部发现了一通万历十二年修建这座敌台的题名碑，在不远处的143号敌台附近，发现一通万历二十五年修建边墙墙体的城工碑，在156号敌台又发现了万历元年修建该敌台的题名碑。箭扣长城全长只有10公里左右，但长城营建工作却从万历初年一直持续到万历末年。如果我们梦回大明，仅仅在万历一朝，在箭扣一段长城上，便可做出长城营建的“动图”。

图14 怀柔127号敌台出土石碑

图15 怀柔143号敌台（左）145号敌台（右）出土石碑

图16 怀柔156号敌台出土石碑

长城维修保护工程需要考古先行

如同人生病了去医院，医生需要望闻问切，需要做各种检查以确定病因、发展趋势，方可治疗、开药，实现药到病除。反之，如果医生不做任何询问和检查，直接开药治疗，这样的医院敢去吗？药敢吃吗？同理，长城保护也是因为长城“生病”了——存在各种病害。因此，要想全面、科学治疗长城的“病”也需要各类“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确定“治疗方案”——长城保护方案。以往，我们通过现场勘查来确定保护方案，这种方法是存在局限性的——长城是以建筑遗址的形态呈现的，很多区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从表象是难以看到的，通过以往经验“拍脑袋”决定存在误判的可能。长城考古可以弥补这个短板、“治疗”这个“痛点”，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露、展示长城遗址，这时配合以勘查，使观察能够更为全面，重要的是更为“真实”——长城建筑结构、规制、工程工艺作法、病害，甚至塌毁时序和形态等等全部展现在眼前，在这基础上形成的“治疗方案”怎么可能不全面、科学、系统呢？可以说，配合长城保护修缮的考古工作是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考古。

当然，作为考古工作者，也不止步于此，而是带着学术意识、学术问题去考古。2022年长城考古的成果显示，通过考古发掘，我们不仅可以印证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更重要的是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中的缺失：复原明长城的营建过程、建筑规制和工艺作法，再现明长城戍守的生活场景，深入挖掘长城文化，这才是长城考古的核心目的。

结语

“要动土，先考古”——考古先行的理念正在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然而，考古并没有“攻略”可寻，并且只有一次“扰动机会”。因此，需要在考古动土前做足“功课”、做好“预判”，切记。这是一件既带有科学又带有预言的事情。